生前预嘱有什么伦理意义（生前预嘱首次入法）
生前预嘱有什么伦理意义（生前预嘱首次入法）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完成法定程序，宣告当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可放弃抢救，或者可选择需要和不要哪些医疗护理。什么是生前预嘱？毫无预兆，生前预嘱就来了。日前，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全国首次立法保障患者的“临终决定权”——生前预嘱。将于2023年1月1日施行。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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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时刻，我不要切开气管、插管。”
“我不想用呼吸机、喂食管延续生命的微光。”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没有痛苦的死才是善终。
毫无预兆，生前预嘱就来了。
日前，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全国首次立法保障患者的“临终决定权”——生前预嘱。将于2023年1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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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完成法定程序，宣告当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可放弃抢救，或者可选择需要和不要哪些医疗护理。
通俗地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神志清楚时签署法律文件，告诉亲人和医院，当自己濒临无法逆转的死亡时，放弃徒劳的抢救。
很多患者在生命最后时刻，不希望自己全身插满管子，毫无尊严地死去，只为了家属所谓的“尽人事”的孝顺意愿。
而对于医生来说，医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抢救到最后一秒，有时候敬畏和顺从生命也是一种医治。
02
我的死亡谁做主？
2017年，79岁的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发布的生前预嘱，应该影响到很多人。她在脸书公开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透露她近来看到一篇名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文章，有感而发想到自己的身后事，并提及支持安乐死，认为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希望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而让自己的躯壳被勉强留住、备受折磨。
图源：琼瑶脸书
当时即将迈入80岁的她，认为自己没因战乱、意外、病痛等原因离开，一切都是上苍给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她特别叮咛儿子，表示自己无论生什么重病，她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或是任何「管子」，强调各种「急救措施」也不需要，只要让她没痛苦地死去就好。
琼瑶说，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时代在不停地进步，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
两年后的2019年，70岁的退休教师殷惠铭在江苏省老年病医院签下了一份“生前预嘱”，当生命支持只能延长死亡过程时，选择5个“放弃”：放弃心肺复苏、放弃使用呼吸机、放弃使用喂食管、放弃输血、放弃使用昂贵抗生素。这家医院是全国首个允许患者先签署生前预嘱的医院。
殷老师患上结直肠癌6年，丈夫因肺癌离世之后，她就一直思考自己该怎样离开。她不能接受在生命的最后，还要接受各种痛苦而又无效的抢救，子女如果让自己承受这样的痛苦，就是伪装的孝顺。
更早有此想法的还有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她是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创建人之一，倡导生前预嘱和尊严死。
罗点点1951年生于北京，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过太多死亡。她说，看到第一个死亡的病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医疗拉不回来的人太多了。而且，当没有安宁缓和医疗和“尊严死”概念的时候，很多医生，包括我自己，看到各种各样的临终前的病人生活没有质量，想活活不好，想死死不掉，对医生职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对于一个想好好做个医生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她在找出路。“不光是我，很多医生都是这样的。当接触到安宁缓和医疗概念的时候，他们觉得从职业自尊感上，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有一次，罗点点和一些医生朋友聚在一起，谈论起死亡。她们这一代人当时马上进入60岁了。按照医疗和社会学的标准，跨入了老年行列，老人嘛，就会想老人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在ICU病房，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工业化”地死去。那样死去，太较劲，也很难堪。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死亡真的来临，插再多的管子，做最倔强的救治，其实都是徒劳的。”
几个朋友开玩笑，要不要弄一个俱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临终时绝不过度抢救，让身体自然死去。
开始还只是说笑，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认真。罗点点在网上查资料，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文化传统，都是怎么思考生死问题。她发现，除了安乐死，还有另外一种死亡的方式叫做尊严死。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叫“选择与尊严”的网站，让更多的人了解尊严死。
2013年，罗点点和陈毅之子陈小鲁等一起创办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倡导“尊严死”，建议任何成年人应尽早考虑生前预嘱，在生命的末尾能有尊严地离去。
03
生前预嘱，你愿意吗？
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你是愿意进ICU抢救，还是自然安详地离开？
我们的文化传统重生而轻死，对死亡一直持回避、忌讳的态度。导致了我们对死亡过度恐惧，面对死亡时感到无法面对，产生极大的痛苦。
作家史铁生说：“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花开花落，人会来、会走，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任何生命一旦降临，都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在死亡这件事上，人人平等，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属。
很多人迫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压力，不得不抢救已回天乏术的亲人。患者们在病床上痛苦不堪，还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即使急救成功，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只能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延长几天或数天的生命，除了徒然延长痛苦，并无益处。
而其实，大多数老人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胆怯”。相反，他们更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主。
2017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康琳发表于 “JAMDA” 上的研究显示，1084名受访患者中，995名患者（91.8%）表示愿意知道病情并自主决定治疗，549名患者（50.6%）希望实施ACP/ADs。473名患者（43.6%）表示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肺复苏，435名患者（40.1%）放弃生命支持治疗。
图源：“JAMDA”
对于“生前预嘱”“尊严死”的探讨，美国起步较早。为引起社会关注并推广这个新观念，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曾双双签下“生前预嘱”。
而我国从2006年到2022年，从实践走到立法，经历了一段不短的路程。这期间很多人都痛苦地离去了，包括笔者的外公。
2014年，外公生命的最后几天，妈妈和兄弟姐妹为是否做气管切开抢救，起了争论。当过医生的妈妈，知道外公走到临终了，主张不做气管切开，让他安详地走。但没能拗过其他兄弟姐妹，外公还是做了气管切开。生命的最后十几天，外公陷入昏迷中，无法进食，插着喂食管、没有自主呼吸，依靠呼吸机苦苦支撑。那么多天，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无法表达意愿，从气管里不断冒出鲜红的血泡泡，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嘶嘶”声，就这样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段路。
今后这样的场景应该会减少很多。
生前预嘱此次在深圳首次立法，意义深远。或许，未来在国内很多地方，也将推出相关法规，最终实现全国立法。
而当那一天到来时，不再是医生和亲属主导临终患者的治疗模式，而是极大地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给生命保留最后的体面。应该说，这项立法体现了对人的体贴关爱和对人权的尊重，是一项了不起的时代进步。
文中插图均来自视觉中国
温馨提示：科普文章不提供专业诊疗意见，具体诊疗请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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