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之劫后广州还剩下多少人（广州的庚寅之劫）

庚寅之劫后广州还剩下多少人（广州的庚寅之劫）曾挡住尚可喜大军九个多月的广州城墙这位意大利人甚至把广州称作是一座“完全毁灭了的广州城”。五羊城，我生之初犹太平。朱楼甲第满大道，中宵击鼓还吹笙。南隅地僻昧天意，二王赫怒来专征。城中诸将各留命，百万蒸黎一日烹。但也有说死了十万的。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一书中记录：鞑靼人开始洗劫（广州）城市。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作者 叶曙明

1650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庚寅年），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入粤，围攻广州九个月而不下。后来收买了城内叛徒，趁珠江退潮，濠堑水浅时，用木材铺垫濠底，水仅及马腹，清兵的骑兵可以顺利跨过护城河，一时万众鼓噪，从城墙缺口蜂拥入城。

城破后，清军血洗广州，有说屠城三日，有说屠城七日，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城中几十万百姓，呼兄唤弟，觅子寻爷，纷纷乱逃，哭声震天动地。惊恐万状的老百姓纷纷躲到六脉渠里，不幸又碰上大雨，山洪骤至，霎间淹死了六七千人，东西濠几乎都被尸体填平了。同治朝的《番禺县志》记载：“尚可喜、耿继茂破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走者急不得渡，挤溺以死，复不可胜计。”

死难的南明官民，多达七十万人，不是毙于锋镝之下，就是溺于洪水之中，惨不可言。甚至有说死了上百万人，《行在阳秋》称：“百万人民，尽死于内。”康熙朝进士方殿元《九谷集•五羊城》诗咏：

五羊城，我生之初犹太平。朱楼甲第满大道，中宵击鼓还吹笙。南隅地僻昧天意，二王赫怒来专征。城中诸将各留命，百万蒸黎一日烹。

但也有说死了十万的。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一书中记录：

鞑靼人开始洗劫（广州）城市。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这位意大利人甚至把广州称作是一座“完全毁灭了的广州城”。

曾挡住尚可喜大军九个多月的广州城墙

《清史稿》的记载则是：“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又载“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死难人数，有说几万，有说十万，有说七十万，也有说上百万。当然，死上百万人是不可能的，广州全部人口也没那么多，死七十万人是否准确，亦不一定，或有水分，难以考证。死十万人则是完全有可能的。经此一役，广州城内人口凋零，已少有五世而居的家族了。当时的惨烈状况，超乎人类的想象极限。历史上，被称为“庚寅之劫”。

2014年辽宁海城举行清明拜祭尚可喜仪式

这场浩劫，对广州固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坊间有两个关于屠城的传说，流行了几百年，却不妨探究一下。

广州有句熟语：“杀人十八铺，填尸六脉渠”，说的是尚可喜下令屠城七日，清军奉令从西门起连杀十八铺路。军中有一幕僚于心不忍，连夜派人从第一津起，每隔十几丈立一个木牌，标明甫数，一直立到十八甫。次日清兵果然按甫数杀下去，至十八甫封刀，使屠城的范围大大缩小。但当时清军屠城，早已杀红了眼，城内杀完了，还“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怎么会杀到十八甫就封刀呢？

第一津是西濠第一个埗头，第二甫是第二个埗头。西关一共有十八甫。究竟什么是“甫”？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清代的商人把西关划分为十八个区，分区组织自卫，每一个区即为一甫。也有人说，“甫”是古越语中村庄的意思。还有人说，是“铺”的意思，古代一铺等于十里路。但无论是清军屠了十八条村庄，还是屠了180里路，就西关的地理环境而言，都难以成立。

没人去拜祭屠城死难者

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是，十八甫在广州城外，并非城内。清军围困广州城长达九个多月，西关早是囊中之物了，清军大营就安在今东风西路、第一津一带，怎么会在近十个月内都没屠西关，反而在城破以后掉过头去屠西关呢？

另一个盛传的说法，是大新路的谢恩巷，是因为“平南、靖南二王入粤，下令屠城七日。相传有父老率众于是地谢止杀之恩，里因是得名云”。（《广州城坊志》）但据番禺鹭江《莫氏族谱》载，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有五村林氏寓谢恩巷，莫氏有女嫁与林氏。可知此巷在明代前期已有，于是有人认为谢恩里的巷名与清初屠城无关。到底有没有关？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前，还真不好下断语。因为无法证明这位明代林氏所住的谢恩巷，与大新路的谢恩里是不是同一条巷。

屠城后，有僧人真修“乃募役购薪，聚黹于东门隙地焚之；累骸成阜（山丘），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即于其旁筑大坎（坑）瘗（埋葬）焉，故曰‘共冢’。”（清《羊城古钞•共冢》）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则称：“会冢，一名共冢，在东门外。”据说烧尸体的地方就在今东较场一带，骨灰竟皑皑如白雪，两三里外就能望见，这情景也够触目惊心的。

共冢与大坟都没了，尚王陵园还在

除东门外的共冢外，还有一处掩埋屠城死难者的“大坟”在今解放南路。《广州城坊志》载：

小市街某一肆后有高垄。相传耿、尚二王入粤时，屠杀甚酷，后人瘗其残骸于此，谓之大坟。市民唯架楼其上，数百年来无敢动者。近有开设茶肆者，始掘去，于白云山觅地瘗之。

屠城有一个附带的伤害，通常不怎么为人留意，就是令广州的种花业一落千丈，因为清军占领广州后，就要实行雉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广州人不分男女，一向都喜以花为饰，头发盘起云髻，必以素馨花装饰，现在忽然“人尽髡形”，以致“花无所著”，而且因为大屠杀后，人口锐减，愁云惨雾，经年不散，对花卉需求量严重萎缩，种花业遭受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旧多素馨”的河南地已是“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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