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挺进大别山实际的战略意义（战略思维运用的典范）

千里挺进大别山实际的战略意义（战略思维运用的典范）在当时，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后，改变策略，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进攻开始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军正面的战略压力很大，并且让战争长期在解放区展开对我军更为不利。解放区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破坏，部队的供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却可以有一个维持战争的后方；敌强我弱，我军的战术不便展开。我军擅长采取运动战战术，寻机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集中歼敌。但是此时蒋介石极力避免孤军出动，采取兵团作战，滚筒式推进，这就使得我军很难找到突破口，要想快速取胜变得艰难。在这时候，“单靠内线作战，纵然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但短时间内无法彻底减轻压力，根本扭转战局，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突破口”。从战略上看，“如果把南京视作国民党政府的心脏的话，那么大别山区就如同围护内脏的腹肤，地位重要却又脆弱。一旦去其腹肤，必然使敌内脏裸露，有旦夕之危，一定会极大地震动国民党，迫使其回师救援”。这样就从战

何谓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就是观大势、谋全局，正确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多次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孙子在《计篇》中提出的“庙算”思想，实际上也是战略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综观《孙子兵法》十三篇，战略思维是作为其支柱思想贯穿始终的。概括起来，它要求事先谋划，先运筹帷幄再决胜千里。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把“谋”放在最高的位置，认为上上策就是以谋略取胜。而最重大最核心的谋略，是战略决策。

1945年8月20日，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解放区的八路军组成晋冀鲁豫军区，共29万余人。次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编组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辖五个纵队又一个师。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1946年6月，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进攻，共产党方面采用边打边撤的运动战思维，保存了实力。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方面战斗减员约71万人，可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于是，蒋介石调整了部署，纠集70万主力部队，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正是看到其后方兵力空虚，党中央准确判断战场形势，决定刘邓大军要尽快转入外线作战。

1947年6月10日，组成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野战军或刘邓大军），30日起，主力13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并以陈谢集团军挺进豫西。在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下，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歼灭大量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地位。

1948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两个纵队举行临汾战役，解放晋南全境。同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并入华北军区，并成立中原军区（次年5月与第四野战军合组为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军区。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下辖七个纵队零一个军。刘伯承任军区兼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挺进大别山，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思维运用的典范。

在当时，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后，改变策略，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进攻开始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军正面的战略压力很大，并且让战争长期在解放区展开对我军更为不利。解放区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受严重破坏，部队的供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却可以有一个维持战争的后方；敌强我弱，我军的战术不便展开。我军擅长采取运动战战术，寻机集中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集中歼敌。但是此时蒋介石极力避免孤军出动，采取兵团作战，滚筒式推进，这就使得我军很难找到突破口，要想快速取胜变得艰难。在这时候，“单靠内线作战，纵然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但短时间内无法彻底减轻压力，根本扭转战局，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突破口”。从战略上看，“如果把南京视作国民党政府的心脏的话，那么大别山区就如同围护内脏的腹肤，地位重要却又脆弱。一旦去其腹肤，必然使敌内脏裸露，有旦夕之危，一定会极大地震动国民党，迫使其回师救援”。这样就从战略上减轻了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军事压力。这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战略态势。

在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施中间突破的同时，陈毅、粟裕领导华东野战军主力一路向西，强势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则渡过黄河南进，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三路大军相互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队一半以上的兵力，让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后方一下子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线，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略反攻的主动权，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战略思维和决策是领导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直接决定着事业的进退成败，不可有丝毫忽视。

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正是对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要求。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学习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做出战略决策。可见，战略思维至少包括几个要素：全局、整体的视角，发展、变化的视角，关键时刻关键作为。他引用“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强调判断是非、做出决策必须以全局利益作标准，摒弃个人、局部得失。

所有这些，都要求领导干部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不能仅站在战术、技术、局部和当前的层面，而应该站在战略、全局、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唯有站位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做到心中有大局、心中有人民。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红军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后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专门有一节论述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这一节首先指出全局也可有不同的层次和高度：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接下来，就是一段振聋发聩的论述：

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在一般的理解中，积小胜为大胜才是正常的制胜逻辑，取得最终胜利的，当然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然而，从全局的角度考察的时候，战术胜利甚至战役胜利，不是取得战略胜利的主要和首先的基础。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领导干部思维能力提升六讲》，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