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求安设计费（为6-8亿人做设计）

王求安设计费（为6-8亿人做设计）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发现我们跟委托方的粘度非常强，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做一个建筑项目，如果各部门之间不熟悉，沟通就会浪费特别多的精力，往往也难以避免糟糕的结果——可能建筑师需要某种空间、某种墙体，而室内设计师又觉得不需要，于是他们就把墙打掉或者重新再筑一个，结果导致建筑师的初衷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最后整个建筑室内外的气质都不相同，非常糟糕。 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开始逼着自己把项目从头到尾做完，当然中间会出现种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团队帮忙，要自己来解决大部分问题。熬过去这个坎之后，我发现所有的事就都不算事了。所以王辉老师那里是我去工作的第一个公司，也成了最后一个。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才刚刚自学搭建了整个建筑学的基础，马上就要控制整个室内、景观、规划的设计，压力十分大。为此我基本上一个月都没怎么睡觉，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想法都是放弃：我不愿意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更

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实践，才是当下乡村建设的正确方向。

文章来源：全球知识雷锋

ID：gkleifeng2000

采访：闵冠

撰文：咏正

编辑：卝生

“我是王求安，北京安哲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成为建筑师之前，我学的是美术，做展陈和空间设计。做了几年之后，对自己作品的存在感、痕迹感有很强的追求，总觉得那时自己做的东西留不下来，过一个星期或者十几天就会被撤掉，所以27岁的时候，我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从零开始学了建筑。”

2015年，我创立安哲建筑，开始建筑师的工作，今年刚满第6年。虽然安哲建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务所，但是团队非常稳定，很多同事都是初创时期的老员工。

我们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团队只有一两个人。当时我还在王辉老师那里上班，计划用五年时间找四五个事务所学习他们的工作习惯、项目控制和流程，将来我就可以自己把控项目。很偶然的机遇，上班两个月之后，我们的一个精品酒店项目中标了，但是这个标也成了我们的难题。甲方希望我们能完成“规划-建筑-景观-室内”的全流程。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才刚刚自学搭建了整个建筑学的基础，马上就要控制整个室内、景观、规划的设计，压力十分大。

为此我基本上一个月都没怎么睡觉，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想法都是放弃：我不愿意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更不应该让自己陷入到这样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里面。

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年龄大十几岁的前辈，他劝我说：“你不是要花5年时间去跟别人学工作习惯、项目控制和流程吗？如果你咬着牙把这个项目给完成了，上面这些不就全都会了吗？”

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开始逼着自己把项目从头到尾做完，当然中间会出现种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团队帮忙，要自己来解决大部分问题。熬过去这个坎之后，我发现所有的事就都不算事了。所以王辉老师那里是我去工作的第一个公司，也成了最后一个。

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发现我们跟委托方的粘度非常强，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做一个建筑项目，如果各部门之间不熟悉，沟通就会浪费特别多的精力，往往也难以避免糟糕的结果——可能建筑师需要某种空间、某种墙体，而室内设计师又觉得不需要，于是他们就把墙打掉或者重新再筑一个，结果导致建筑师的初衷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最后整个建筑室内外的气质都不相同，非常糟糕。

但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不同专业的人可以一起努力，实现甲方的愿望。双方的想法沟通顺畅，项目就能更顺利地推进。虽然整体控制吃力了一点，但是我们能够从头做到尾。随着项目一个一个推近、经验一点一点积累，我们的控制力量也越来越强。

这种全程委托类型的项目也是委托方更喜欢的模式。我觉得在做设计这方面来说，这种方向才是对的，我们能完整地实现开始时的设计想法。

我半路出家，现在已经不年轻了，没有太多时间能够用来浪费，所以我们公司确立了几个原则：只做落地的项目、只做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只做委托方配合度特别高的项目。我们一般不做竞赛、也不做概念性的方案设计，只有甲方的投资和各种计划都成熟以后，我们才会启动设计。这样我们的项目就能尽快落地，我们也可以快速地检验自己在方案阶段的判断是否准确。

我们的项目类型五花八门的，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挑选，也没有一心钻研博物馆、公共空间，或者只做网红建筑。我们只是每遇到一个类型的社会问题，就尝试着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很幸运，迄今为止的每个项目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做出了解决方案，甚至有时候能超出委托方的预期，解决他没有发现的问题。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我们特别自信，安哲将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会有各种各样的委托项目找到我们，我们会做乡村、酒店、公共建筑，甚至我们也要做地产。

接下来两年，我们还有更大的理想。我们之前长期驻场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许多地方政府和人民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想把项目的范围做得更大一点，或许可以把城乡连起来做，去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一年新建1500栋以上

“当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而担忧时，你跟他讲建筑学的神性、玩建筑学那一套乡愁，村民一定会反感。”

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会帮一些“土豪”做别墅或者会所。转行之前设计展陈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希望做很多改变生活方式的事情。因此，我们想要改变这些“土豪”刚开始时对设计的预期——往往是一些欧式别墅或者从某图库里拿出来的意向图。在长时间的游说之后，他们逐渐明白了村子里的房子该怎么做，开始认同与整个村庄环境协调的建造模式。事务所成立初期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

后来我们逐渐开始做整个村子的规划建设。当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团队在乡村里做的新建筑，都是排排站的，忽略了原来乡村的肌理和格局。所以我们做这类项目的时候，一对一地跟一个村成百上千个村民进行沟通。我们能做到每个项目涉及的每一个村子的村民基本都认识我，也认识我们的驻场建筑师。这些年我们做了大概几十个这样的改造或者新建村子。

最近我们也开始做整个镇区之间的改造项目——从里到外，从室内到街道立面再到到整体环境整治的综合项目。我们选择的项目都要符合一个原则：使用者参与。这一点我们非常看重。以往的设计方往往只是跟决策者交流，但不会跟使用者交流。比如说最传统城市房地产项目，设计方只跟开发商沟通，不会跟以后真正的使用者交流。但我们希望决策者支持我们与使用者交流，我们一定要说服使用者理解我们的做法，并且跟我们一同参与到设计里面来。

村民大会

大旺村村民自建中

进入乡村，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才能逐渐理解很多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从小在乡村长大的经历让我很了解乡村文化：简单的关系里面其实暗藏着很多“小社会”、小群体。很多我们看来不值一提的琐碎事情，在他们的集体文化中可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

怎么理解这些关系、这些需求？我曾经在一个特别贫困的村子里住了一个礼拜，就很能够理解村民们的表情为什么充满绝望。他们处于一种很不幸的生活状态，努力了几十年也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拥有朋友、拥有知识、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常年生活在村里，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宅基地、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

很多政府或是设计团队进入乡村开展工作，却不去理解他们的心境，不在思想上努力与他们同频，当然也就没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当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而担忧时，你跟他讲建筑学的神性、玩建筑学那一套乡愁，村民一定会反感。所以我总是特别强调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性。做到这些之后再去行动，才能跟村民开始真正的“对话”。其实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公平。

我们的项目大概可以分为整体改造类和新建安置类。

有的乡村村容村貌保持较好，也有一些自然或文化资源，主要需求就是改造；也有的乡村由于景区开发或者高速公路建设等原因面临拆除，我们就需要帮村民新建村子。这种新建安置类项目往往充满了复杂的利益纠纷，许多村民不满意政府给出的方案，不愿意选房，同时有的村民已经在外边租房子一两年了还没有新的房子住。这时就有一些地方政府，听说过我们比较擅长乡建项目，就找到我们做设计，并且希望我们能成为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管是改造还是新建，我们总会先调研每个村子的特点，然后结合他们的需求，用设计解决他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问题，做出能让全村都签字同意的方案。再之后的任务就是在现场盯好落地过程了。

采访老手艺人

我们第一次到河南云台山那个村子，看到的是杂乱无章、城中村一般的景象。村子外面是5A级景区，内部则是胡乱搭建的房子，很多都有四层楼高，挂满乱七八糟的招牌。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项目太容易失败了，并不想接。但是后来我又进行了自我排解：或许中国的很多5A级景区旁边，都有这么破的村子。近几年政府开始进行整改，但具体的规范尚未明确。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个成功的、足以成为范式的方案，会得到很大的收获和成长。村里几百栋房子，每栋房子改造要三四十万，就算只改外立面，每层也有将近一千平米要改。所以我们提出，改造必须要发动村民的力量，让他们知道改造后能挣到更多钱，从内里自发愿意把村子打造得更好。这样我们得到的支持会远远超出政府投入的资金。

在去年疫情严峻的情况下，第一期政府投入六百多万，村民投入七千多万，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结果。我们把这个模式做成闭环，解决了这类型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国家文旅部的认可，现在我们也有底气去分享一些经验了。

改造账单

河南云台山岸上村改造提升设计

“我们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了前期关于‘人’的研究上，剩下的工作推进就变得十分顺畅。”

2021年初，我们有一个重庆的场镇改造项目，这又是一种不同的状况。中国很多县乡的场镇都没有太多的规划，各种类型混搭，破破烂烂的，特别凌乱。这样的场镇，很难靠一些“穿衣戴帽”的形象工程彻底改变。村民对这些工程非常反感，觉得它对生活品质提高没有帮助。

我们要改造的这个场镇状态同样不佳。屋顶是彩钢瓦铁皮，经常漏雨，一层有做丧葬的，有养猪的，都不太景气，整条街巷像是被人遗忘了一样。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里产权证相关的政策存在问题。三十年前，政府鼓励大家在镇区边上、道路两边建房子。但后来，政策频繁改变、反复无常产权证一会通知能办、一会又不能，老百姓都失去了信心，很多人干脆把房子卖掉或者出租，很多人都搬走了。于是我们和政府商量，把产权证给大家补上。政策一下来，改造也就随之推进了。

工作过程

前几个月我们在村里发动了很多次村民大会，一家家上门走访，还给每家的产业做短视频进行宣传……现在一期改造已经开工了，同样是村民自己花钱，有的做新建，有的要改造外立面，对于每一家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实现自己的居住理想。

我们特别有信心，等一期完成、样板出来之后，村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和原来有了很大差别，房间明亮了，卫生间舒适了，也没花太多钱，看到这样的效果之后，整个场镇的人都会支持的。

粉条之乡——重庆荣昌区河包镇改造方案

河包镇改造前后对比

当时一共有十二个场镇改造项目一起启动，设计方除了我们都是本地的大设计院。他们的工作模式还是传统的那一套，做总规、风貌方案、人文研究等等，还是政府花钱、老百姓在围观的一种模式。听了十二个场镇方案的汇报之后，当地的区长认为，我们的方向才是对的，我们的模式才能够发动村民的积极性。于是，只有我们的方案开始落地，其他人都在等，等我们的模式成功实现，然后其他的场镇就按照我们的方式做。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正向循环：我们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了前期关于“人”的研究上，解决了问题，得到了关注，就会获得从上到下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剩下的工作推进就变得十分顺畅。

这个项目遇到过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困难和挑战，比如姗姗来迟的原始图纸、处于失控状态的施工队、难以说服的决策者，甚至我们还曾经要把一大半建好的房子拆掉重新来……我们的团队很能吃苦，年初开始就有十来个人在村子里驻场，直面房子的使用者，针对各种复杂的问题进行沟通。我觉得特别感动。

安哲建筑师在驻场工作

江西万安的乡村项目是一次时间上的极限挑战。万安是银杏村，决策者希望能在当年秋季开始营业，而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已经是四月，要完成整个村子的民宿从建筑、硬装、软装、布置到运营的全过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开始施工的时候，我们是拿骡子拉建材的状态。到项目中途不光是我想放弃，我们公司很多的同事都因为压力太大提出离职。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坚持住了，真的在银杏叶黄之前开业了，而且运营状况特别好，民宿预订率超过95%，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个项目我们是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三峡集团、万安县政府三方一起合作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扶贫基金会做的项目里面最快速的一个。有了这次经历以后，下次别人再跟我说要求四五个月完成一个项目，我心里都会特别有底气。

江西万安银杏村项目

现在我在老家平江有一个设计项目。平江的县委书记还有一年就要调走了，一般这种项目我们是不敢接的，因为产生变化可能性太大。但我们和书记谈话之后特别感动。这位县委书记两任都在平江，他觉得这个地方山水特别美，唯一不好的就是村民自建房特别难看，因此他很想做这样一次尝试，让村民舒适的生活在好山好水中。

我的想法是给当地百姓做一批住宅，做完三四个村子之后，如果大家都认为可行，我们就把这套图纸挂到当地建设局的网站上，村民建房的时候可以免费下载作为参考。我们也可以给各个乡镇发一套图集，根据不同的规模需求，比方说，130㎡宅基地、两层或是两层半的房子，给出可以直接采用的方案。这样过二十年，可能这个县城里的乡镇会逐步趋近比较理想的美丽乡村图景。

总的来说，我们的事业发展比较顺利，顺利得有时候自己都意想不到。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够感染其他人，不管是社会力量还是政府，看到我们的精神劲儿，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都会愿意倾注更多的力量到乡村建设中，村子里面的人也能因此获益。

当我们帮村民们实现了居住理想，他们也很愿意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我们没有商务人员，不做推广，作品几乎也不发表但很多项目就是很自然地来了，落地了。

我们不急功近利，我们还没到要拼拿奖、让别人看到的阶段。我一直相信，哪怕特别难，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山西贺店样板间概念设计

2021年10月底，我们的团队深度参与了国内首部关注乡村振兴的综艺节目《云上的小店》，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总体战略，以一种新颖的形式深度介入湖南浏阳小河乡的乡村发展之中。在对小河乡的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小河乡并不是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红乡村”——游客人数众多，浏阳小河乡的鱼鳞坝与叠水坝凭借独特的坝体设计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春节期间车流量甚至达到6800台。但这样的人气，对小河乡的旅游发展收效贡献不大。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小河乡的接待能力很有限，硬件设施不足，游客们游览完后找不到可以消费的场所，在网红景点满足视觉体验之后，并没有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资源可以供人体会，游客们在打卡结束后无处可去；另一方面，因这种网红效应吸引而来的游客，一般都带着强烈的社交属性：他们希望村子里能有可供拍照的标志经典，有能够互相交流的高质量公共空间，而这也是小河乡目前缺少的。

所以从乡村的现状和基本问题出发，为小河乡设计建造了小河乡天文台，乌石公建，栗柿咖啡，茶油工坊，竹艺工作室，小河乡初级中学，小河乡田心小学等一批新建、改建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我们创造的视觉地标，比如小河乡天文台；有的则是我们深入考虑运营需求后，改造的优质服务设施和消费场所，比如栗柿咖啡。

安哲参与乡村振兴类综艺节目“云上的小店”

王求安与汪涵

“无论我们在村里做什么房子他们都会同意，而且是他们自己花钱的。”

其实村民对规划团队、设计团队是有一定偏见的，因为他们往往都被骗过。有的骗子经常来村里转悠，到最后卖个一两百万一本的图册走人，从来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设计落地。所以村民们一开始对我们也不太友好，觉得我们要么是卖图册的，要么就是跟镇里、县里的人一样来忽悠他们拆迁的，反正在他们看来都是圈套。

最开始确实是很不愉快，甚至会遭遇各种谩骂，但是我们很有方法，最后村民们总是能够完全信任和理解我们。我们会跟他们同吃同住、持续地交流、开村民大会，关系有所缓和以后，我们也会跟着他们到各处参观……慢慢地，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团队是真的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户一户地做沟通工作。村民们都比较保守，即便我们已经使大部分人都不再强烈地反对，也很难得到村民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支持。因此，小范围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倾听到村民们真实的想法和需求，一点一点地取得信任，然后慢慢再把小范围的认同扩大成一个片区的支持。

我们真的把村民当朋友，调研会详细到家里有几口人、需要几间房、预计花多少钱这些问题，然后去做相应的设计。在沟通过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村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房子落地的期待。

与村民沟通

乡建一定要有特别强的“当地感”。我们会研究他们的符号、材料、做法，尽量地尊重当地的文脉和建筑语言。但我们也发现，当地很多建筑类型的建筑并不好用、不舒适，比如缺少地暖空调、采光差等等。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四十多年来，许多乡村或者是城镇的民房都经历了四五次以上的拆建，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房子都是村民自己拆的。他们觉得，上一代建的东西，实现不了自己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和期望。因此，除了“当地感”还要重视“当下感”，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当他们看懂了我们给他的改造建议，就会特别地支持我们。

当地感、当下感这两个点如果都做好了，新的项目就会成为这个乡村的一种文化延续。

留坝“4个100”计划，全县域启动的完全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国家样板

很多人说做乡建是一个“熬”的过程，很多问题都是刚好到了那个点才能够解决。这就需要经验的积累。如果是三年前我遇到重庆的那个项目，也不会那么坚定地选择村民自建的方向，我可能会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按照预算，拿政府的3000万准备金来做立面和景观的改造。但有了之前的经验，我们现在做乡建，一定会让村民参与其中，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把我们的设计落地。

我认为，前期花的时间是值得的，团队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也是必要的。在房子落地之前把“人”的问题解决好，再之后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了。去年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前辈，他说起他们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的第五轮评审，终于通过了。我特别好奇地问他评审都有些什么内容。他感到奇怪和不解，无法相信我们做了那么多项目，一次都没被评审过。

但我们的项目就是这样，自由度特别大，而且往往是跟很多个当地的单位共同完成的，整个工作流程不像常规设计院一样受到很多束缚。

我也常听到很多设计方抱怨甲方干涉太多、村民不讲理经常改方案等等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不够。其实当社会问题解决了以后，政府或者村民就不再关心设计问题了。

我可以自信地说，无论我们在村里做什么房子他们都会同意，而且是他们自己花钱的。不管我们做的是黑房子、红房子还是不锈钢房子，他们都觉得挺好。我们确实也没有别的企图，只是想做一个房子，解决好村民的问题，同时加入我们现阶段想要实现的一些小理想。

实现孩子的一个小梦想

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都只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度过，在一个个混凝土的盒子里走完生老病死，我觉得是很残忍的。或许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乡村、想回到乡村的原因。中国人内心的理想生活还是回归田园。很多村子不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确实会难以避免地自然消亡；当然，也有一部分村子会发展壮大，比如城郊的村子以及景观资源比较好的村子。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村子里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像我，长期不在公司，扎在乡村里工作，各种问题一样可以解决，甚至处理得更好。

最近我在老家做项目，时常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十几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乡村里，那里给予我的精神养分胜过我后来待过的任何地方；但是我获得对社会全面的认识、得到各种锻炼的机会，主要都是在城市。

王求安老家 湖南平江

在我的老家，村子里很多人在北京、广州创立了大企业，回来之后依然想要在村子里盖宅子，他们也开始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年幼时可以在乡村长大，在镇里、县城里上初中、读高中，拥有一群可以互相勉励的同乡玩伴；长大后孩子们到大城市去工作、成长，到四五十岁打拼出了一番事业再回头看，他们还能有一块村子里的土地，还可以选择回到老家。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逻辑：功名利禄在城市中获取，最后的归宿还是在乡村。

“其实我们更多不是解决设计问题，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周有两三天可以待在办公室，但现在能在北京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短。目前我可能拿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北京，其他的时间基本全在外面。虽然项目有驻场建筑师，但是我还是习惯每一到两周到县里、村里去看一下。

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的乡村项目落地特别快、条件特别复杂，如果隔两三周才过去，这个项目很可能已经失控，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像施工队的技术问题、材料问题等，发现了之后都需要马上解决，所以常去现场是必要的。我们公司的管理模式也决定了我不需要经常盯着。公司里只有一个行政人员打理，其他都是设计师。我们也没有设置商务部门，因为找到我们来做项目的那些合同条款往往非常简单直接，我自己对接都没问题。

现在我比较习惯这种工作状态：在现场，把项目的问题逐一解决；在路上，大部分时间用来思考设计，并和同事一起完成方案优化。我发现赶路过程中，因为场景是移动的，用来考虑问题反而比办公室更好一些。建筑的施工基本不会有太多难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基本每个项目都会出现某个很难说服的人，对项目的推进不赞同，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要用来解决这种类型问题。

在一个成熟的团队里，项目、老板、事务所的负责人，都是年轻建筑师们需要奋斗多年才能达到的高度层级。但在安哲，我所掌握的知识或许不比大家更多。我和年轻建筑师们一起成长，在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事情里面，摸索着把复杂的问题解决。

安哲团队工作照

之前和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提到，如果让我来设置建筑学的教育体系，我觉得第一年得先到工地上去，搞清楚房子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

第二年，学生可以开始接受专业的培训，系统学习画图等技术层面的知识；到了第三年，学生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如何跟不同的人沟通交流，尤其是如何说服一些特别难打交道的决策者或者特别难缠的施工方。逆商和情商一样重要，很多年轻人喜欢闹脾气，受到批评了，没信心了，就容易选择离开甚至放弃。

我看到好多比我们优秀很多的建筑师，一到落地阶段跟人沟通交流就很费劲，到最后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郁闷，设计的东西总是实现不了，停留在纸上，或者最后钱款收不回来。我们公司从来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就没有收不回来的款。现在我们甚至要首付70%才开始动手做设计。可能再过两年，我还想先收90%再动手——这就是我的话语权。人都是有判断力的，当决策者认为他判断准确的时候，他不会在乎我们收了20%、70%还是90%，他觉得都一样，反正他就相信我铁定能帮他解决问题。

做完这几年大尺度整体项目的尝试之后，我觉得我的团队里应该已经有很多人可以独立完成各种项目了。这时，我个人可能会反过头来做一些更细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推出我们自己设计的、关乎生活方式的产品，也可能会联合其他的设计师和品牌，打造一个平台型公司，把那些能改变生活方式的产品直接输送给用户群体。这种模式依然是基于我们跟使用者之间建立的充分的信任。

一对一设计，点对点沟通：安哲与村民的沟通微信群

每个乡村都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乡村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依靠村子自身的文化力量缓慢更新，至少得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项目，政府、资金、村民，都没有耐心等这么久，立竿见影是最好的。这时就需要设计师、运营团队、农业产业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以往，很多规划设计师来做村子的产业规划，其实没有几个能做成功，设计师的作用是有限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各种项目中逐渐找到一批靠谱的团队，将他们推荐到有需求的乡村项目里，这样才能促进村子的快速发展。我们目前已经在尝试把自己现有的资源直接对接到乡建项目里边。

我们也在拍一些纪录片，做一些视频。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工作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所以我们把每个项目拍下来，记录我们遇到每个问题，到底需要政府的哪几个部门介入、什么时候需要和施工队做会议对接、什么时候需要跟村民对接.……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也成为自己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很多政府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们有激情、有使命感。

2019年夏天，时任焦作市委常委、县委书记郭鹏（现任焦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关于我们村民自建的文章，亲自打车到我们北京的办公室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

长远来说，我可能会在老家或是某个地方，选一个村子，用我心里的那种特别缓慢的方式，十年十几年地让村子慢慢成长。

这些年的实践中，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二三线城市，我看不到那些功底扎实、富有才华的设计师，这样的人才都想留在北京上海。其实当我下沉下来，到二三线城市和乡村，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实践的机会。我自认为安哲是一个很稚嫩的团队，毕竟只有短短几年的实践经验。但对于二三线城市、县乡的政府来说，他们厌倦了大设计院循规蹈矩的方案，他们会感觉到，我们和传统的设计院相比更加用心、更加创新，他们会很感动，会产生好感。所以这些政府决策者看到我们，就有意愿把他们的景区、公共建筑交给我们来设计。再加上我们百分百投入的工作气氛感染了许多村民，名气也传到了其他村子，所以我们现在接到的项目特别多，开始做5A级景区的整体升级、容纳一万人的大型游客中心，甚至接到整个镇区的改造委托……

虽然在乡村里意外更多，但也使我们经验更多、名声更广、机会更多，接触的项目类型也五花八门。我现在还处在创作的兴奋期，没有给自己设置固定方向或固定类型。很多年轻设计师，很早就固定了自己的设计方向，比如住宅、博物馆、公建等等，专攻一个类型，我觉得这样是不利的。我希望我和安哲能对每一件事情都保持新鲜感，能尽可能的接触新事物。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在每个项目中找出并解决不同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多不是解决设计问题，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完全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实践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工作方式：认同“村民才是乡建最重要的力量”；在开始设计前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和需求，召开村民大会；设计过程中与村民保持充分的沟通；接受村民民意的反复；替业主和村民考虑运营业态，做好可持续性规划；充分调动村民的能动性；与业主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我们相信，只有完全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实践，才是当下乡村建设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