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实现什么样的合作?（揭秘第2次国共合作）

第2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实现什么样的合作?（揭秘第2次国共合作）在对内政策方面，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政策。李宗仁等9人提出的议案，抨击了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群众的爱国运动。与会者提出许多提案。会议还通过了决议和宣言。在对外政策方面，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几个月前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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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坚持长达五年之久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此，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国共两党由十年来的内战对手逐步成为合作抗日的伙伴。

1、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改变

蒋介石由西安返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于1936年12月29日举行第三十一次常务委员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决定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蒋介石作西安事变经过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居正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与会者提出许多提案。会议还通过了决议和宣言。

在对外政策方面，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

“蒙受损失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几个月前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前进了一步。

李宗仁等9人提出的议案，抨击了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群众的爱国运动。

在对内政策方面，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政策。

会议宣言提出：

“此后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

会议主张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潘公展等21人提出的《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中提出：

“在不违背建国最高原则，不抵触中央最近国策范围以内，尽量宽放言论自由之路，使正当舆论得以宣扬”。

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6人提出的《请特赦政治犯案》，批评南京当局近十年来对：

“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致流离失所，或者幽羁图圄”。

孙科等人主张：

“请自民国十六年北伐以后，历次政变，所有一切政治犯，无论已被逮捕或尚在通缉判决，应由国府明令予以特赦”。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席团，以主席团名义提出“根绝赤祸案”，并经2月21日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该案对中国共产党虽多有攻击诬蔑之词，但它没有拒绝中共提出的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它提出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即“彻底取消红军”、“彻底取消所渭‘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2、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被提上日程。1937年2、3月间，两党代表在西安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不久叶剑英也参加：国民党方面是顾祝同，后来又增加张冲和贺衷寒。

延安和南京对两党谈判都很重视，早就开始酝酿和准备。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讨论与南京谈判问题，希望通过谈判扩大红军防地和解决给养问题。

1月末，周恩来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派代表参加南京与西安方面的潼关谈判，31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经费25万至30万元。

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到潼关后，顾祝同还同意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李克农2月4日回到西安，周恩来和红军代表人员即从金家巷迁到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顾进入西安第二天，蒋便把原来在京沪秘密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谈判的张冲派来西安，协助顾祝同和周恩来等接触、谈判。

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张闻天、毛泽东接连致电周恩来，提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主要是：

政治立场，以即将发出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为依据；军事方面，红军改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四个军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司令。陕甘以外各省游击队，一律改为民团或保卫团，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红军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东北军调走后，要求海原、固源、镇原及西峰镇。原来提出的要求整个陕北和宁夏，可再提一下；红军经费，红军如立即改编，要求照中央军待遇领受。

如暂缓改编，则要求南京每月至少接济80万至100万元，经费须从二月领起；目前我们可参加国防会议等军事机关，抗日时再参加政府；至于南京提出向红军派政训联络员，要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从2月11日至3月4日，周恩来与张冲、顾祝同进行多次举行会谈，双方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开始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以6个师计，每师3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冲说，蒋介石、顾祝同不是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红军改编只能编4个师4万人。周说，中共方面对此不能接受。

3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红军主力编5万人，红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不在此内。3月初，张冲向周恩来提出，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

中共中央得到此报告后，张闻天、毛泽东3月3日致电周恩来，表示对张冲的上述提议可以接受。并指出：我们今天的中心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

3月4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会谈。张冲转告：南京复电，只允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

经周与张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选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率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直属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鉴于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

周恩来3月13日会见张冲，与张约定致函顾祝同，说明修改原案使一切有根本动摇之虞，要求将3月8日提案报告蒋介石，否则请张冲去南京见蒋。14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央书记处3月13日关于“顾、贺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的电报交给张冲。

15日，周恩来和张冲谈判，张向周说明，顾、贺方案作废，改以3月8日方案作为谈判基础。

周恩来说明，3月8日方案只是对一个月来谈定的问题作一总结，现又被顾、贺推翻；加以进攻河西红军西路军问题拖延至今，使我方怀疑国民党方面是否有诚意。目前只有回延安重新讨论。

张冲又提出改政训工作派人联络为派人参加；改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为准备结束；红军改编后，国民党派副佐人员到任。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共不能接受。

3、杭州谈判

当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的谈判已不能顺利进行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南京直接与蒋商谈解决。3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3月下旬由西安飞抵上海。在这里，他会见宋美龄，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给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向周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在沪还会见了宋子文、蒋鼎文和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

因蒋介石当时在杭州，周恩来便在潘汉年陪同下由上海去杭州见蒋。

周恩来当面向蒋着重针对在西安谈判中同顾祝同的争执，周恩来向蒋介石特别强调以下六个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

(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

(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

(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看了中共的书面条件和听完周恩来的口头说明后发表谈话，他对周谈话的大意是：

(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他要求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10年20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中共“这次改变，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中共“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中共“可以参加。

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杭州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由杭州去上海。3月30日，由上海乘机返西安，4月初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杭州谈判情况。会议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和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4月9日致电蒋介石说：“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并说会后即将再次南下晤蒋。

4月26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往西安，一面继续同顾祝同、张冲进行会谈，一面做再次南下晤蒋的准备。

4、中央考察团考察陕甘

5月中旬，南京当局通过顾祝同、张冲向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提出派“中央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说“目的在调查红军苏区是否具备合作诚意”。

5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将南京的要求电告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当天做出决定，并电复周恩来、叶剑英：同意国民党方面派考察团来苏区，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进来；考察的目的应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中共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经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交涉，国民党接受中共建议，将“中央视察团”更名为“中央考察团”，决定不派康泽和背叛中共的人参加。

关于考察团内部分组及其考察内容，周恩来和叶剑英5月21日电告中共中央说：

该团内部分四个组。

第一组考察共产党最近活动，如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情形、与张国焘斗争经过等，看中共对合作有无诚意；

第二组考察红军人枪数目，官长姓名，驻扎地点，教育情形和物质生活，看红军有无改编的实际准备；

第三组考察红军大学及教育机关活动，看有无违反三民主义之处；

第四组考察苏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和群众运动，看有无取消苏维埃的准备。

5月23日，考察团全体成员乘汽车离开西安，当天到达红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受到当地军民的热情欢迎。

他们在这里参观了机关、部队，出席了座谈会和联欢会。

考察团结束在三原、庄里的考察后，乘车北上，经铜川、宜君、中部、洛川、郭县、甘泉，于29日到达延安。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考察团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和款待。陕甘宁特区政府派要员专程前往甘泉迎接，陕甘宁特区政府当晚6时设宴，为中央考察团洗尘。宴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朱德等出席。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东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中央考察团。

中央考察团在延安期间，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和红军部队。

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林彪陪同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在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师生队伍，并与个别师生谈了话。抗大的艰苦生活环境、紧张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在红军部队，他们受到贺龙的盛情款待，并饶有兴趣地听取红军长征经过松潘草地时艰苦生活的感人故事。

中央考察团5月31日乘车离开延安南返，由陈赓陪同前往陇东西峰、泾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

经过十几天的多方考察，考察团得到的深刻印象是：

共产党确有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红军团结坚固，抗日热情高涨，但生活过于艰苦，战术教育较差；共产党、红军与苏区群众关系密切。

5、庐山谈判

1937年六七月间，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先后举行了两次谈判。

6月4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13个问题到达庐山。从8日到15日，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

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蒋介石，比两个月前杭州谈判时后退了一大步。本来，他在杭州会谈中提出让中共提出合作纲领；现在，他把周恩来交给他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抛在一边，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组织，把共产党溶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蒋在杭州会谈中答应的一些问题虽音犹在耳，可今又公然推倒。

他虽仍表示共产党发表宣言后，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5万人；但推倒了答应在3个师之上设立总司令部的承诺，改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公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来做事”。

他还提出：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派正的长官（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国民大会代表，共产党员可参加，“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

对蒋提出的上述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

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决定；有关红军“指挥与人事问题”，他“都不能同意”。围绕这些问题，他“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只得离开庐山回延安讨论，周恩来6月18日回到延安，汇报与蒋谈判情况。中共中央对蒋的意见做了认真研究，为顾全大局，准备做重大让步。

会议决定：

周恩来“再次见蒋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

南京方面6月26日来电邀请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继续谈判。周恩来7月初为中央起草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后，7月4日便同博古、林伯渠一道到达西安，7日由西安飞抵上海。

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日本侵略军开始进攻北平郊区卢沟桥，当地驻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

周恩来等到庐山时，蒋介石、汪精卫正在邀请各方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这次国共两党在庐山的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

上次庐山谈判，他曾同意红军改编后3个师之上设政治机关行使指挥权；现在他又改口，于7月14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

红军改编后的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蒋，指出他的上述要求与6月在庐山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从大局出发，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训处制度，要求设立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

18日，周恩来提出12条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张闻天、毛泽东17日来电中的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管理，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的上述意见，中共决不接受。

张闻天、毛泽东7月20日致电周恩来等，提出：

“日军进攻的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并“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周恩来等根据中央指示，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暂观时局的发展变化。7月21日晨，他们致电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提出无论如何，我们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7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告周恩来：

蒋介石催红军在十日内改编后，出动抗日，并发表三个师番号及其师旅团与政治主任、副主任（康泽）名单。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后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编为3个师，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另编地方保安队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此时，朱、彭均在三原云阳镇。

30日，周恩来和张闻天、博古赶赴三原，出席在那时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博古、朱德、彭德怀等商议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

6、南京谈判

张冲8月1日急电延安，言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周恩来8月2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同朱德、叶剑英同去；如系谈话，他同博古、林伯渠前往。4日，张冲复电说是召开国防会议。5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9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一道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12日，周恩来、朱德与张冲、邵力子、康泽会谈。康泽对中共7月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

周恩来、朱德当即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的意见报告蒋介石。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区。形势的发展，迫使蒋介石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共同抗日。

于是，国共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获得解决；蒋介石18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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