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历史地位（船山全书300年接力）

王船山的历史地位（船山全书300年接力）六、刘人熙版船山佚著。清末民初，船山佚著时有发现，浏阳刘人熙刊行最多，达十种，均为金陵本所未收。 五、曾氏兄弟版《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荃计划重刻船山遗作，得到其兄曾国藩大力支持，以欧阳兆熊董理其事，南汇张文虎、仪征刘毓松等人分任校雠，组建了空前强大的编校团队，设书局于安庆，后迁至金陵。同治四年（1877）十月，新版《船山遗书》在曾国藩任总督的金陵节署刊成，收书56种，共288卷。后又于光绪十三年在衡阳船山书院补刻、增入六种十卷，共计62种，298卷。这是第一次真正全集性质的船山著作出版成果。 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乾隆年间，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经湖南巡抚采进船山著作，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禁九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做出了较高评价，后来国史立传，直到清末将船山从祀文庙，史臣大都引用《总目提要》之语。 三、刊刻船山著作的先声。嘉庆年间，衡阳翰林马倚元于会江书室刊刻船山

文丨刘无羡

王船山先生著述宏富，多达近百种，一千多万字。明清鼎革之后，他隐居著述四十余年。生前除青年时期自刻过一部名为《漧涛园初集》的诗集外，其余全未刊行。

但天不丧斯文，其著作小部分或散佚难寻，或永远消失于历史长河，大部分则由一代代有心有缘之人保存下来，并得以陆续出版。这一事业持续了300多年，且还将继续下去。现将这特定出版史上的十件大事略述如下。

一、湘西草堂版。自船山逝世8年后的康熙四十八年（1770）开始，船山次子王敔联合船山门人王扬绪、王扬绩兄弟，姻亲丁光祺、丁锡极兄弟，陆续刊行船山遗作27种，这就是湘西草堂版，船山著作因此为世人所知晓。王敔是传播其父著作与思想的第一位功臣，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第一是搜集、保存、刊行船山著作，其后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全在于此。第二是应时任湖广学政潘宗洛之约，撰写了4000余字的《大行府君行述》，留下了关于船山生平事迹的珍贵记载。

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乾隆年间，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经湖南巡抚采进船山著作，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禁九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做出了较高评价，后来国史立传，直到清末将船山从祀文庙，史臣大都引用《总目提要》之语。

三、刊刻船山著作的先声。嘉庆年间，衡阳翰林马倚元于会江书室刊刻船山著作十余种。此版今虽不存，但列出船山著作书目达七八十种，是后世大规模刊刻船山著作的先声。

四、邓显鹤版《船山遗书》。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以迁居湘潭的七世孙王世全为代表的船山后人联系到著名文献家、编辑出版家邓显鹤，委托其将六世孙王承佺家藏的船山各种遗著编校出版。邓显鹤是湖南新化人，终身致力于搜讨、整理、出版湖南文献，梁启超誉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他早有志于购求船山全部著作，闻信大喜，于是邀欧阳兆熊、罗汝怀、袁芳英等学人、出版人赞成其事，请新化邹汉勋实任校雠，两年后在长沙刊成《船山遗书》，称为守遗经书屋版。此版收船山的经部著作18种，151卷，是第一次系统地编校出版船山著作。

五、曾氏兄弟版《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荃计划重刻船山遗作，得到其兄曾国藩大力支持，以欧阳兆熊董理其事，南汇张文虎、仪征刘毓松等人分任校雠，组建了空前强大的编校团队，设书局于安庆，后迁至金陵。同治四年（1877）十月，新版《船山遗书》在曾国藩任总督的金陵节署刊成，收书56种，共288卷。后又于光绪十三年在衡阳船山书院补刻、增入六种十卷，共计62种，298卷。这是第一次真正全集性质的船山著作出版成果。

六、刘人熙版船山佚著。清末民初，船山佚著时有发现，浏阳刘人熙刊行最多，达十种，均为金陵本所未收。

七、首次铅字排印新版《船山遗书》。1930年，一大批文化名流和官员如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何健、冯玉祥等人发起重刊船山著作，由上海太平洋书店的浏阳人张秉文主持其事，三位湘籍出版人李英侯、张告吾、李蕴平担任编辑校勘工作，1933年刊成新版《船山遗书》，收书70种，358卷。本来太平洋书店担心“事繁费重”，不太敢做，结果由何健任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出资两万余元，预定700部书，于是顺利出书。此版用铅字排印，是使用现代出版技术出版船山著作的第一次尝试，也是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第二种全集。

八、新中国刊行标点注释版。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选取最重要的船山著作，陆续标点出版了三十余种，有的还加了注释，相比过去全无标点的版本，船山著作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代。

九、岳麓版《船山全书》。1982年岳麓书社甫一成立，便启动了《船山全书》的出版工程，于1996年出齐16巨册，收书73种，371卷，1093万字。一大批知名学者参与编校工作，杨坚先生（1923-2010）负责全书的策划及终审终校，孜孜矻矻，从头到尾为全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多年的艰辛劳动。相对于前面两种全集，岳麓版增辑近20万字，并补全前面两种全集留下的大量白框、墨格、窜改、删削。岳麓版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重新编目、分章、分段，以便现代读者阅读，并以专册的形式，分传记、年谱、杂录三部分，附录了自明末至1990年代初期的船山研究资料汇编，达120万字，极便学者研究。光是为了撰写这个附录的杂录部分，杨坚先生便“阅书逾两千部”！而他还在自责“搜求未遍，尚多缺漏”。

岳麓版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本书顾问张岱年先生评价道：“船山著作从此得一善本，实为学术史上一件大事。”另一位顾问任继愈先生评价“岳麓版《船山全集》可以传世”。另两位顾问张舜徽、程千帆先生高度赞赏杨坚先生的工作，称“船山有知，应引为知己”。1997年 《船山全书》获国家图书奖 杨坚先生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第四届韬奋出版奖 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十、岳麓社修订版《船山全书》。为求得一个更为完备、缺失更少的船山著作版本，2003年岳麓书社决定修订再版《船山全书》，并邀请已退休多年、年届80的杨坚先生回社担此重任，杨先生提议请老社长夏剑钦先生协助他。又是八度寒暑，杨先生完成了11册的修订，夏先生完成了5册的修订。而杨先生却不幸于2010年3月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几个月后修订版的面世。

2019年恰逢船山400周年诞辰，船山之名早已重于儒林，远播海外，船山之学早已成为一门研究者甚多的专门学问。我们不应忘记300多年来船山著作出版史上奉献过心力的这些人们。就用青年马克思的名言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作者系岳麓书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