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最好的哲学思想（一个超越时代的思想家）

荀子的最好的哲学思想（一个超越时代的思想家）汉武帝表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汉代的政治是”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型政治，这实际上就与荀子的礼法并用思想是契合的。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叫”汉承秦制而有所更张损益“：汉朝并不是像秦朝一样实行绝对的法家制度，然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汉朝的政治体系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兼采儒家与法家之长的政治体系。汉代尽管在表面上奉孔孟为儒学正统，然而实际上汉朝也并不排斥荀子。荀子的地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下降其实是在宋朝：宋朝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理学。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其实已是一种理学化的儒家思想，正是理学的诞生使孟子被推崇为亚圣。被理学树立为亚圣的孟子思想也就被理学者视为不可辩驳的真理。偏偏荀子当年就辩驳过孟子的思想，而他的礼法并用、王霸兼治思想在理学者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理学的某些观点也许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理学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僵化

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各家都有所批判，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界将荀子归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儒家代表人物。然而在儒家五圣、孔门十哲的行列中始终没荀子的身影，这位在史书上被称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为何遭受了如此的冷落呢？事实上荀子的思想体系和孔孟有极大不同，相反倒也法家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且他最著名的两名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实际上儒家思想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分野：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是奉孔孟之道为正统的，然而荀子在推崇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思想又有很多的质疑和对立。所以荀子实际上是儒家之中的一个另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偏法家的儒家代表人物。这和孔孟一派的思想就显得有些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也不太被后世的儒家弟子所认同。

荀子曾到访秦国并留下这样一段话“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秦国山川险固、民风淳朴、吏治清明。这还是后世史书中那个虎狼之秦吗？此时已是商鞅变法之后的事了，难道说奉行法治的秦国在荀子这个儒家代表人物眼中更实现了儒家眼中的教化？

荀子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他在儒家内部相对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孔孟的思想体系被视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而荀子的思想体系几乎和他们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立论上。我们知道孔孟之道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就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然而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

荀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事实上荀子和孔孟一样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孔孟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教化很容易就能深入人心；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但不能任由恶行发展，所以要用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荀子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在荀子看来：所谓人性自律是虚无缥缈之物，构建社会体系必须依赖制度管理，从这点而言荀子思想的确有和法家契合的地方。这也就是不难解释荀子对秦国的看法了，因为在荀子看来：只要能建立一套导人向善的机制，至于用礼仪教化的手段或是刑法威慑的手段并不重要。

荀子“人性本恶”的人性观来自于他的“天道自然”的天命观。孔孟思想将天命人格化——所谓天命自我民命，就是说天命由民意体现，这对促使君主尊重民意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荀子却认为：天行有常、天道自然——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天命只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而不会对世人格外好或者格外坏。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规律化。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之心。天是自然天，并不是神。宇宙的形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人在天命面前是无所作为的，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荀子讲圣人并希望借圣人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从而达到”以至于善“的目标。荀子认为圣人的重要作用在于他能“使天下皆出于治”，礼法并举，王霸统一。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其实以儒家为主体，同时吸取道家、法家及各家之精华，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使其显得与各家各派都有些格格不入。

荀子一生有韩非、李斯这两个著名弟子：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则是用法家思想构建大秦帝国的实践者。按说有这样两个举世闻名的弟子应该是荀子的骄傲，然而荀子这两个弟子都是典型的法家人物。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最为尖锐的，然而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却培养出两个举世闻名的法家弟子，这本身就体现了荀子思想中偏法家的一面。后来被视为儒家正统的孔孟之道所提倡的是一种仁爱，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德行感化人民。而法家呢？却是提倡一种霸道，也就是让统治者用刑法来驾驭人民。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荀子的学生不一定要走老师的道路，但在当时门户之别是被看得很严重的。在当时儒法对立的背景下身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培养出这样两个法家弟子自然是不被儒家内部的主流群体所认可的。那么为什么培养出韩非、李斯这样两个法家子弟的荀子会被视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呢？荀子的”性恶论“不是与法家思想更为接近吗？应该说荀子思想的立论基础是接近于法家思想的，但他给出的解决之道却不同于法家：荀子终其一生都强调礼教乃是治理社会的最佳良药——与其用鞭子驱赶百姓，不如用道德教化百姓，使爱国守法、孝敬父母、夫妻和顺、朋友诚信等礼仪规范真正内化于心，所以荀子被后世认为是儒家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荀子又主张对那些不愿遵从礼教，执意作奸犯科伤害他人的人则要使用律法惩处，乃至以法行诛，这是他和法家思想相似之处。总而言之：荀子的思想介于主流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之间——相比主流的儒家思想，他看到了礼教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性自律上的不靠谱；相比法家思想，他又不主张严刑峻法，以暴力手段治理天下。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看来：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一个国家也不能纯粹使用暴力专政的手段进行治理，实际上法治与德治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荀子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是极为超前，也许正因为超越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程度，所以才导致不被接受认可。

荀子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主流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复兴周礼而奋斗，其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也树立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然而大河之水不可倒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进化历程就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过程——正所谓三代不同法，便国不法古。荀子最先意识到这点，所以他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打破了人们对旧时代旧制度的迷信，提倡积极的改革创新，这就和孔孟的”法先王“思想形成对立。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当时学者都能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使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也没对荀子的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汉武帝表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汉代的政治是”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型政治，这实际上就与荀子的礼法并用思想是契合的。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叫”汉承秦制而有所更张损益“：汉朝并不是像秦朝一样实行绝对的法家制度，然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其实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汉朝的政治体系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兼采儒家与法家之长的政治体系。汉代尽管在表面上奉孔孟为儒学正统，然而实际上汉朝也并不排斥荀子。荀子的地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下降其实是在宋朝：宋朝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理学。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其实已是一种理学化的儒家思想，正是理学的诞生使孟子被推崇为亚圣。被理学树立为亚圣的孟子思想也就被理学者视为不可辩驳的真理。偏偏荀子当年就辩驳过孟子的思想，而他的礼法并用、王霸兼治思想在理学者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理学的某些观点也许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理学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僵化教条的体系。儒学的理学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走向僵化保守的过程，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机械性教条性地尊崇所谓”圣人之道“，拒绝排斥一切改革创新之举。在这种形势下荀子思想自然被已高度理学化的儒家学者所排斥。荀子这个儒家的另类人物始终不能被的被封建专制时代的大部分儒家学者接受，只有零星的几个儒家学者会对他进行赞扬，但就如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石子了，虽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无力改变全局。 直到近现代随着人们逐渐打破思想禁锢才开始重新研究荀子的思想，荀子这位被正统儒家冷落的人物开始渐渐被人们接受，人们发现我们现代的一些治国理政思想、经济运行思想是与荀子思想有契合的，至此荀子的地位才开始渐渐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