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七战七捷纪录片(粟裕受错误批判被解除总长职务后)
粟裕大将七战七捷纪录片(粟裕受错误批判被解除总长职务后)称粟裕“争夺军队权限”主要源于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之争。其次,这次错误批判粟裕,其中的一条就是说粟裕“争夺军队权限”。对于主动“要兵权”的人,显然是需要强制他不能接触部队的。比如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的问题。称粟裕在新四军“黄花塘事件”上支持饶漱石赶走陈毅。实际上,“黄花塘事件”发生时,粟裕当时还在新四军一师,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不仅粟裕不知道这件事,其他的一师领导也根本不知道此事。比如说粟裕“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的问题。称粟裕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关系搞得不好。实际上,粟裕在这位领导人的领导下一起共事达6年之久。尽管两人对未来战争和战争准备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种分歧都是工作关系上的,都是正常的。由此上升到“将帅不和”的政治高度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会上已给粟裕定性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那么,这样的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再接
据《粟裕传》记载: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从此,粟裕离开了军事指挥的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在他调离总参时,中央的一位领导特地同他谈话说:“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今后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
带兵打仗一辈子的粟裕,竟然要求不能接触部队。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次错误批判粟裕,强加给他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军队是党指挥枪,不能让“极端个人主义者”接触部队,显然是题中之义。
1958年军委扩大会对粟裕的批判,可谓是上纲上线。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下,给粟裕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比如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的问题。称粟裕在新四军“黄花塘事件”上支持饶漱石赶走陈毅。实际上,“黄花塘事件”发生时,粟裕当时还在新四军一师,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不仅粟裕不知道这件事,其他的一师领导也根本不知道此事。
比如说粟裕“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的问题。称粟裕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关系搞得不好。实际上,粟裕在这位领导人的领导下一起共事达6年之久。尽管两人对未来战争和战争准备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种分歧都是工作关系上的,都是正常的。由此上升到“将帅不和”的政治高度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会上已给粟裕定性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那么,这样的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再接触部队显然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这一大原则下,粟裕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被明确要求不能接触部队势所必然。
其次,这次错误批判粟裕,其中的一条就是说粟裕“争夺军队权限”。对于主动“要兵权”的人,显然是需要强制他不能接触部队的。
称粟裕“争夺军队权限”主要源于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之争。
粟裕认为,着眼应付未来爆发的战争,抽出几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域。平时这些部队可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的战斗序列。战时则由统帅部来统一机动与使用。
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对此则表示反对。他认为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建战略预备队。
粟裕坚持认为:如果等战争爆发之时,再抽调组建战略预备队,这样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旦爆发,交通往往被破坏,部队行动往往受阻,这将会失去战机。
本来,这完全是一个工作问题之争。但既然已被人拿到会上说事,称粟裕通过组建战略预备队“争夺军队权限”。那么,这样的一个“争夺军队权限”的人,这样的一个主动“要兵权”的人,再让其接触部队肯定是不合适的,肯定是有政治风险的。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让一辈子带兵打仗的粟裕,通过强加给他的所谓“罪名”,不让其接触部队,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事。好在后来给粟裕进行了平反。
那么,我们延伸再看一下,粟裕自此之后到底接触没接触部队呢?
实际上,没过一两年,限制粟裕接触部队的要求也便不了了之了。主要源于这么几点:
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曾数次找粟裕谈话,希望“军科应成为总参的参谋部”,要求粟裕多到部队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部队一些情况。林彪的这一要求,实际上等于解开了粟裕不能接触部队的这条禁忌。
二是1960年上海政治局会议上,根据《粟裕年谱》记述,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话时,特地将脸转向粟裕,对他说:“粟裕呀,你的事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主席的这番话,虽没能给粟裕带来平反,但至少说明批粟有批错了的意味。同时,也标志着对粟裕在政治上的限制开始进一步放宽。
三是1962年得知蒋军拟窜犯大陆的消息后,正在上海养病的粟裕主动赶到福州,主动到前线调研,以思考应对蒋军反攻大陆之策。实际上,他这次抱病前往一线部队调研,并未经请示,是主动“破戒”接触部队。不过,粟裕的这种“破戒”,就和他战争年代的“斗胆直陈”一样,是基于他对备战打仗事业永不泯灭的初心,是基于他对解放台湾未竟事业的使命担当,是基于他对军事斗争准备的积极进言献策。因此,后人们评论起他的这次“破戒”,不但没有半点非议,反倒给予了更多的推崇与赞赏。
主要参考文献:《粟裕传》《粟裕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