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摘杨梅意外身亡管理人是否担责（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宣判）

私摘杨梅意外身亡管理人是否担责（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宣判）回击这种奇谈怪论，只需引用判决原文。“村委会作为该村景区的管理人，虽负有保障游客免遭损害的义务，但义务的确定应限于景区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村委会并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免费采摘杨梅的活动，杨梅树本身并无安全隐患，不能要求村委会对景区内的所有树木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简而言之，管理者的安保责任，应当限制在游客对景区资源的正当合理用途之内，无需苛刻到在每块树上挂牌提醒“请勿攀爬、弯折、摩擦、偷摘、用于生火、搭建构筑物，以免受伤”。案件一经宣判，就收到了舆论的积极肯定。笔者看来，这是由于它说清了一个问题，维护了一种常识，站定了一种立场。首先，本案对一个核心法律问题给出了有力回答：村委会是否负有保障侵权者安全的作为义务？用更通俗更具体的话说，它应不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偷摘杨梅者防范安全风险？这个问题看似滑稽荒唐，但其实在公众、甚至一些法律人中也有误读。比如，有的人不适当地扩大了安全保障义

一起最近宣判的案件，重申了一个常识：法律应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条款”，司法绝不允许守法者为“小恶”买单。

1月20日，广州中院对“老人景区擅自上树摘杨梅摔死案”再审宣判。本案中，广州市花都区某村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村委会在河道旁种植了杨梅树。六旬村民吴某私自上树采摘杨梅跌落身亡，家属遂起诉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此前，一、二审曾以双方均有过错为由，酌定村委会承担5%的赔偿责任。而再审判决明确认定村委会不存在过错，驳回了吴某近亲属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案件一经宣判，就收到了舆论的积极肯定。笔者看来，这是由于它说清了一个问题，维护了一种常识，站定了一种立场。

首先，本案对一个核心法律问题给出了有力回答：村委会是否负有保障侵权者安全的作为义务？用更通俗更具体的话说，它应不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偷摘杨梅者防范安全风险？这个问题看似滑稽荒唐，但其实在公众、甚至一些法律人中也有误读。比如，有的人不适当地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客观范围，使其从一种评价管理者是否履行应尽义务的标准，成为一种确定的责任界限：只要是在场所内发生的一切损害，管理者都理应赔偿。按照这种逻辑，一切在先的合法行为，都成了对违法行为的引诱。正是这种搞混了“条件”和“原因”的解读，催生了“未防止偷摘导致摔伤”的荒谬主张。

回击这种奇谈怪论，只需引用判决原文。“村委会作为该村景区的管理人，虽负有保障游客免遭损害的义务，但义务的确定应限于景区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村委会并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免费采摘杨梅的活动，杨梅树本身并无安全隐患，不能要求村委会对景区内的所有树木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简而言之，管理者的安保责任，应当限制在游客对景区资源的正当合理用途之内，无需苛刻到在每块树上挂牌提醒“请勿攀爬、弯折、摩擦、偷摘、用于生火、搭建构筑物，以免受伤”。

其次，本案通过重申常识，用情理熨平了争议。在笔者看来，这起案件的舆论热度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近年来，部分热点事件激活了一种隐现的焦虑：这世道，是不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社会担心，通情达理者求助无门，无理取闹者一路畅通；仗义执言者反受其咎，违法加害者人人畏惧。如果形成了“违法成功大快朵颐，违法失败有人买单”的局面，是法治的耻辱，更是常识的危机。人们无比期待，司法成为以公正的时代精神，稳定世道人心的定海神针。

人民法院的判决，再次对人民的法治愿景给予精准回应。本案判决认为，“吴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攀爬杨梅树采摘杨梅的危险性”。法院明确指出，“吴某因私自爬树采摘杨梅跌落坠亡，后果令人痛惜，但行为有违村规民约和公序良俗”。尽管吴某的不当行为不应招致身亡的惨痛后果。但是，不能以行为后果去倒推原因，更不能因为超出预期就违反道德常识，硬拉不相干的人、甚至是法律上的受害人来“平衡损益”。

最后，本案充分体现了法律和司法维护社会道德、守护社会底线的立场。原审判决村委会承担5%的责任，数额其实只有4.5万余元，这对死者家属固然有所安慰，但却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律的准衡是“二进制”，只有是与非。为了美好意愿的一点点让步，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固然“人命关天”，但司法的天平上裁量的不只是结果，更是原因，唯一的刻度只有法律。司法不会强令行善，但也不允许有人逾越最底线的社会秩序。在再审判决中，笔者仿佛读到了裁判者的决心：我同情你，但我无法支持你。这样的“固执”何其宝贵，因为它宣告了司法的核心功能不是“维稳”，而是为社会守护一个值得向往，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秩序。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份情法理兼备的判决，传递出三重祝愿：愿逝者安息，愿法治长在，愿世事清平。在人心的幽深之处，它点亮了法律的光。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