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可以从哪些方面了解汉字呢（启蒙先从汉字中学会认识自己）
思考可以从哪些方面了解汉字呢（启蒙先从汉字中学会认识自己）“自我”还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人人皆有的自利性偏差，往往对自己估值较高，而难以自知，无法自明。自我“本我”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时空的制约和影响，红尘中的你我他，是难以真正认识纯粹的我，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我“他我”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现象和本质之分，真相和假象之合，过去和现在之变，他人眼中的我，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
“认识自己”是铭刻在古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墙壁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
“认识自己”有一定的难度，犹如“丙丁童子来求火”（丙丁五行属火），需要体悟。
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个人都存在“本我”、“他我”和“自我”之分。
本我
“本我”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时空的制约和影响，红尘中的你我他，是难以真正认识纯粹的我，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我
“他我”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现象和本质之分，真相和假象之合，过去和现在之变，他人眼中的我，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
自我
“自我”还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人人皆有的自利性偏差，往往对自己估值较高，而难以自知，无法自明。
我们要求孩子要“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交际”，以使孩子“认识自己”并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学会阅读”。因为在孩子的学习生涯中，孩子的成长真切地需要“在阅读中学习”。
孩子阅读，主要是阅读中文；家长要引导孩子阅读中文，就需要分析我们的语言文字，梳理我们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就讨论汉字吧。
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
例如，“胖”字，和肝胆脾胃肾一样，都是“月”字旁；“瘦”字，则和病疼痛一样，都是“病”字旁。所以，胖是正常，瘦是不正常，胖比瘦好。这个笑话说明了汉字的含义，表明了汉字的起源。
象形文字的写意性较强、而抽象性较弱。
中国人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概念的准确性而言，“听见”要比“看见”要求更高，显然，象形文字是弱于拼音文字的。
汉字的这种特征，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普遍强于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大多指向整体和系统，但往往趋于外部特征；抽象思维大多指向局部和要素，但往往趋于内部结构。就思维的步骤性和层次感而言，形象思维要远逊于抽象思维。
中国汉字是简约文字
据说英美国家的普通人，没有30000-50000个词汇量，是很难正常阅读英语文献的；而中国普通人只需掌握3000-5000个常用汉字，阅读汉字文章基本没有什么障碍。英语国家已很少有人能认识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而中国有很多人能阅读先秦时期的《论语》。
农耕文明产生的中国汉字，动词没有时态、以副词说明时间，名词没有单复数、阴阳性，主宾语位置没有变化。
汉字的这种特征，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更注重模仿和传承，而疏于变化和创新。哲学上所谓“事物质的规定性”，在语言文字上，就要求既简约又精准。
之所以把能否“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界定为一件相对困难的，是因为，在阐释现象或问题时，简约往往伴随着模糊，精准往往需要繁杂。
中国汉字是伦理文字
汉字中充满了泛道德主义的色彩，十分注重人伦、秩序、和谐。例如，民国初期“她”与“伊”之争（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
汉字的这种特征，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中国人说话做事，优先考虑的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
例如，中国人习惯的“好人”“坏人”之分，不仅很难直接汉译英，而且英语国家的人理解起来也相当困难。至于将人放置于具体的时空中，“好人”做坏事或“坏人”做好事，曾经的“好人”或现在的“好人”，等等，英语国家的人更是一头雾水。
在文化艺术上，中国注重写意，西方则注重写实
宋徽宗特别喜欢画画，曾出了一道“踏花归来马蹄香”的考题。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有一青年的作品：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这说明，中国画虽然表达不如西洋画那样精准，但所营造的独特意境在西洋画中是很难表达的。
中国的写意文化很美，写意文化背后的形象思维也很有诗意，但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
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往往表现为：习惯于讲故事和听故事，主要靠经验而不是逻辑，分析因果、估算价值、预测趋势。
这个现象和我们的传统思维有密切关系。
在做判断时，我们的特点是归纳性较强、演绎性较弱，缺乏逻辑思维，注重个案经验。从理论上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都不赞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容易发现并攻击教条主义的弊端，更容易迷惑并接受经验主义的诱惑。
在与英语使用者交流时，他们经常提问，坚持要听懂你的逻辑并判断是非；在与汉语使用者交流时，他们往往很不耐烦，更喜欢听结论，听案例，或者希望给他们推荐几个有效的方法。一种解释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思维习惯可能决定我们并不是特别适合做逻辑性很强的工作。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认为：恢复高考40年来，中国教育呈现出“均值”高“方差”小的发展态势。
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传授方面，成效显著，即“平均水平”较高。用统计学的术语，叫做“均值”较高。
这与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所花费的时间、以及教师的敬业程度等直接相关。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效应”，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中国教育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即“杰出人才”很少。“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文盲半文盲人数”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制约和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自己”，学生十几年的阅读，不能说汉字的特性、特征，与当今中国教育“均值”高“方差”小的发展态势没有任何关联。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