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右臂常年弯曲（周恩来右臂常年弯曲）
周恩来右臂常年弯曲（周恩来右臂常年弯曲）“估计是骑了一匹烈马？”“难道周副主席遭到特务的攻击了？”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们，一听说是周副主席来给他们做报告，面对这难逢的机遇，学员们自然都是欣喜万分，一个个都翘首以盼。就在大家激动的等待时，在中央党校中忽然像山洪暴发般地传出了一个消息：“周副主席在来党校的路上，骑马过河时摔伤了！”党校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由得抽紧了心，谁都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谁又说不清楚。大家开始相互议论纷纷：
1939年7月10日的下午，延安城中烈日当空。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九个年头，而在这一年的年初，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搞起了防共、限共的活动，抗日的征途也风雨如晦。就在这样的局势下， 延安的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对于局势开始有些迷惘。
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给他们去做个报告，指点迷津。而不巧的是，这天毛主席又其他的事情，去不了了。毛主席找到了周恩来，对周副主席说：“恩来，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
当时的周恩来刚刚回到延安，他6月中旬乘坐汽车，从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出发，来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们，一听说是周副主席来给他们做报告，面对这难逢的机遇，学员们自然都是欣喜万分，一个个都翘首以盼。
就在大家激动的等待时，在中央党校中忽然像山洪暴发般地传出了一个消息：“周副主席在来党校的路上，骑马过河时摔伤了！”
党校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由得抽紧了心，谁都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谁又说不清楚。大家开始相互议论纷纷：
“难道周副主席遭到特务的攻击了？”
“估计是骑了一匹烈马？”
“我们的领导人，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故”
“今天真不该请周副主席来做报告”
“山洪来了，就改个日子，何必让周副主席骑马来？”
“干脆把那匹马宰了，免得以后再出事”……
大家正在议论时，远处抬来了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正是周副主席，此时他因为右臂骨折，躺在了党校大门口的会客室里。党校的学员们看到周副主席的伤势后，一个个都后悔不已，恨不得用自己的伤痛来替代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躺在党校里，毛主席还并不知道情况，此时，最着急的人，便是陪同周恩来到党校的警卫员——王来音和蒋泽民二人。
无端之祸此时，站在周恩来身旁的警卫员王来音，他原本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专门负责料理毛主席的生活，以及管理毛主席居住的窑洞。毛主席对这个18岁的陇东娃娃也格外的满意。
周恩来这次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先来到了毛主席这里。毛主席见周恩来的身旁并没有人照料，便问他怎么回事。
“我这次回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副官，回到延安后我给他放了假。”周恩来说。
当天晚上，毛主席叫到王来音，对他说：“你认识周副主席吗？”
“哪里能不认得？白天来您这边，我还给他递过茶水。”
毛主席便对王来音交代：“周副主席这次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他，我派你去照料他的生活，缺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一定要把周副主席照顾好，我这里的事情，你从今天起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庆后，你再回这里来。你的工作，警卫班回派人来顶替。”
就这样，王来音就来到了周恩来的身边，负责周恩来在延安这段时间的警卫工作。
中央党校在延河的对岸，从周恩来居住的杨家岭到党校，必须通过延河，而在当时，延河上面没有桥，平时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
7月10日这天下午，延河的水又开始发了脾气，那天的延河突然出现了山洪，滚滚而来将人卷走。
不知行情的王来音当时通知周副主席的司机，要送周副主席去中央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
王来音便将延河涨水的事情，告诉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对王来音说：“你先去探探水势，看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
王来音来到河边一看，浑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的几块大石头，也已经湮没在水下，他回去将看到的情形告诉了毛主席：“汽车根本过不去，骑马倒是可以涉过。”
毛主席便说：“你去把我那匹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骑，另外，叫上警卫参谋蒋泽民一起随行。”
这匹大青马，曾经跟随毛主席经历了万里长征，非常稳当可靠，跋山涉水自然不在话下。而当时的警卫工作非常简单，毛主席派蒋泽民参谋加强警卫，也不像现在这样要派很多警察措施严密的保护。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涉过了齐腰深的延河，上岸之后，王来音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此时周副主席骑得大青马却心血来潮，向山坡的小路里跑去。
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的农户里窜出一条狗，这条狗见到两匹马过来，便吠着扑了上去，大青马见状后，立刻惊惶失措，四处逃窜。
田埂小路又窄又弯，怎能容得下匹马奔跑？马一下撞到了，周恩来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上栽了下来，周恩来下意识地用右臂拄了一下，这不拄还好，这一拄，右胳膊杵到了地上，顿时骨折肉伤。
人们将周副主席抬到了党校门口的会客室中，王来音和蒋泽民对于是否上报，显得格外为难，因为有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不报是不可能的，报了又不太敢。最终当然还是要按原则办事，王来音打马回到了杨家岭，将周副主席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到消息后，内心格外的着急，在院子里面转来转去地走了好久，毛主席停下脚步，立刻叫上秘书叶子龙一起去党校看望料理。于是毛主席和叶子龙两个人也来到了党校。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带着的警卫员刘久洲，回到延安后周恩来给他放了假。在他听到周副主席身受重伤的消息后，也赶来了党校的会客室。
他从人群之中挤了进去，看到周恩来的右臂肿的碗口那么粗，鲜血不断地往外流，周副主席也浑身是汗，强忍着剧痛。刘久洲看到眼前的这番场景后，很悔恨自己放假外出，没能紧紧跟随。如果自己当时在身边，或许此事能得以幸免。
延河的洪水，来的快，去的也快。当晚，周副主席就乘坐汽车，回到了杨家岭。
虽说当时的延安，消息传递还相对落后。但周副主席受伤的消息很快传遍的延安城。很多老战友听到消息后，也先后登门看望。而周恩来虽然伤痛非常厉害，但还是强忍着疼痛来接待他们。
周恩来对大家宽慰道：“我是骑马去党校，过河以后马一失蹄，跌倒在了一个弹坑里，摔了下来，胳膊肘杵到了地上，医生已经医治了，不要紧的，很快会好起来的，请大家放心。”
40年后，当人们询问王来音，他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说：“那可怕的情景，一切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次事故我们事先也始料未及，是我们警卫工作的深刻教训。”
而当人们访问刘久洲时，刘久洲对这件事也是心有余悸，说：“那天的危急时刻，如果总理的脚被马镫套出，被马拖在地上。或是马从他身上踏过，如果这些情形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会给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周恩来在受伤之后，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在延安这段时间，中央开会他照常参加，文电照常处理，因为写文稿不可以用左手写，所以也自己口述，让人来纪录。
当时有位印度医生柯棣华来给周恩来检查身体，而他当时看到周恩来后，却是惊呆不已，他看到当时的周恩来正在桌子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断的疼痛让他脸上不断冒着汗。当她给周副主席脱下衣服检查时，内衣都已经全湿透了。
柯棣华便有些责备地说：“你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可周恩来却笑着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为党工作。”
周恩来在受伤后，当时的延安连一架好的X光仪都没有，一直拖了一个月，在8月中旬时，才拍到X光片，显示断骨已经形成错位愈合。而当时周恩来右臂已经造成固定方向弯曲，不能伸展了。
由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有限，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无效后，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
在刚受伤时，周恩来还给邓颖超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用左手写的，在信件中，周恩来对此事轻描淡写地写到：“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当时远在重庆的邓颖超也认为无大碍，便没有过问此事。
八月中旬，邓颖超收到了中央给她发的电报，电报中说“周恩来的臂伤非常严重，需要到苏联治疗。”邓颖超看到这封简短的电报后，顿时感到，周恩来伤势一定特别严重，便发出电报：“请求和周恩来一起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也立刻复电“同意”。
邓颖超立刻收拾了行囊，乘坐汽车从重庆到了延安，当时这段路程，汽车需要整整六天的时间。六天后，邓颖超来到周恩来的住所，看到周恩来仍然每天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伤势。很多同志也让邓颖超好声劝慰。
8月27日，延安的同志们纷纷来到了东门外的机场，为周副主席送行，人们将周恩来的伤势，寄托给远方的莫斯科，都希望周副主席再次回到延安时，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洒自如的右臂，因为周恩来的工作，不能让他失去右臂。
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是国民党军队派出的飞机，由于之前和苏联的协议，苏联的飞机只能在兰州降落，而不能在延安。所以周恩来只能乘坐这架飞机先从延安到兰州，之后再乘坐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
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飞机场还是土跑道，飞机的螺旋桨卷起了尘埃，在飞沙弥漫中，人们根本看不到飞机是怎样起飞的，在一阵黄沙弥漫过后，飞机离人群远去，只看到天空中个一个黑点，马达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苏联派了七八名专家来给周副主席会诊和治疗，当了解到延安之前的一些治疗方案后，一个个都表示遗憾，或许他们无法想象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多么落后，而由于之前医疗方法的失当，给周恩来带来了很多不应有的痛苦。
诊断时候， 专家们认为，周副主席的伤势并不是很复杂，他们完全可以让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便提出了两个方案：
1、 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较长。
2、 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到40-60度，并不能完全伸展。
苏联的医生们，都建议周恩来采用第一种方案，毕竟没有哪个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医院。
周恩来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他对医生们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的，国内的事情还有很多要做。作为病人，没有不愿意恢复正常的，但国内事态严峻，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这样弯曲的残疾可以说是周恩来自愿留下的，同时也更是他的无奈之举，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里，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回国工作。最终，苏联的医生也都答应了这一治疗方案。
强力拉伸是非常痛的，而多次的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那种疼痛是人承受不了的疼。没有谁能比上周恩来那样坚强，他忍住，但有时也受不了那么大的疼痛，会撕心裂肺地喊叫出来：“疼呵！疼呵！”。周恩来为了不让邓颖超看到难过，治疗时也不让她在眼前，在邓颖超面前，周恩来从来不讲有多么疼。
时间不久，经过多次的强力拉展后，周副主席的右臂基本上能做一定的伸展了，周恩来非常满意，对医生说：“取得这样效果，我是很满意的，我又能照常工作和生活了！”
当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处精神兴奋之中，我要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治疗的后期，他开始练习用右手写字，并很快写下了110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交给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让他们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
1940年2月，苏联的医生同意周恩来回国，苏联派了一架专机送他回到了兰州，向当时的国民党战区借了一辆轿车，一路上自然关卡无阻，在3月26日，抵达了延安。
周恩来的车还没有到延安，消息便早已在延安传开了，这天中午，人们远远的瞧见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辆轿车向杨家岭驶去，道路两旁的村民都在路边招手相迎。大家都认为，周副主席一定是健康的回来了。
周恩来下车之后，人们在欣喜之中发现，周副主席的右臂是永久性残疾了，只能伸展到60度，人们开始失望和埋怨，莫斯科的医生让大家失望，莫斯科的医生没有治好让他们埋怨，而这些人并不知道，并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周恩来自己的选择。
当晚，在杨家岭，党中央举办了欢迎会，欢迎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苏联归来。周恩来将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电影放给大家看，当时的电影的发电机是手摇发电的，放映机是手摇转动的，周恩来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他用自己的右臂摇动放映机，一直把《打战张鼓峰》放完，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右臂并不残。而他的疼痛和酸楚，谁又能不知道呢？
而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从没有将受伤的真实情况告诉邓颖超，邓颖超也从不知晓真实情况。直到1977年，在周总理去世的第二年，邓颖超才从王来音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周恩来在建国后，很多外交场合都要握手，每次握手时，都满握而摇臂，此时周恩来会经常下意识的用左手抚摸自己的伤疤，双臂交合在身前。而他这下意识的动作，在很多人看来，却是帅气的人物风姿。
周恩来弯曲的右臂，就像贺龙总会捏着手中的烟斗一样，构成一代伟人的主要特征。如果哪位扮演周恩来的演员，右臂不是弯曲的，大家甚至会认为他演的不像，可见这弯曲的右臂，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伟人特有的风姿。
这只右臂，在不断折磨着周恩来，同时也塑造着周恩来。这只伤残的右臂成为伴随周恩来一生的痛，但也让周总理的风度更加的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