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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安静的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只有这位动物学家的音乐)

周迅安静的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只有这位动物学家的音乐)影乐志:很荣幸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你做了很多“美丽”系列的音乐,它们在音乐上都需要大量的当地音乐元素。拿《美丽中国》来说,中国传统音乐有着非常不同的音乐语汇,包括乐器,音律还有和弦等等,所以你做了哪些准备?《我们诞生在中国》作为一部自然电影,除了旁白的娓娓道来,银幕上的风光如画,音乐也是你们印象深刻的电影元素。所以我们特地在前几天联系到了Barnaby Taylor,并和他进行了一次跨越两万多公里的访问,和他一起畅聊这部电影幕后的音乐故事。要知道,这位写出如此“中国”音乐的居然是一位动物学家!希望这一次的对话内容能够解答你们内心所有的好奇和疑问。哈利·波菜 / 统稿在好莱坞,缩写是“BT”的作曲有两位大名鼎鼎,一位是型男Brian Tyler,另一位是能把电子音乐玩出花的BT,全名Brian Wayne Transeau。而今天,我们会给各位介绍另一位可能你们从未听说过的,缩写也是“BT”

周迅安静的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只有这位动物学家的音乐)(1)

专访《我们诞生在中国》作曲Barnaby Taylor

「影乐志」ID:SoundtrackM

和我们一起,关注电影音乐一百年

孙新恺 / 采访

哈利·波菜 / 统稿

在好莱坞,缩写是“BT”的作曲有两位大名鼎鼎,一位是型男Brian Tyler,另一位是能把电子音乐玩出花的BT,全名Brian Wayne Transeau。而今天,我们会给各位介绍另一位可能你们从未听说过的,缩写也是“BT”的作曲Barnaby Taylor。

其实,这位来自英国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自然人文电影领域的作曲,国内的观众也许在很早之前就听过他给BBC很著名的系列纪录片《美丽中国》,我相信里面的音乐给六年前的你们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六年后,他带着陆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再次与中国元素有了亲密的接触。

《我们诞生在中国》作为一部自然电影,除了旁白的娓娓道来,银幕上的风光如画,音乐也是你们印象深刻的电影元素。所以我们特地在前几天联系到了Barnaby Taylor,并和他进行了一次跨越两万多公里的访问,和他一起畅聊这部电影幕后的音乐故事。要知道,这位写出如此“中国”音乐的居然是一位动物学家!希望这一次的对话内容能够解答你们内心所有的好奇和疑问。

影乐志:很荣幸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你做了很多“美丽”系列的音乐,它们在音乐上都需要大量的当地音乐元素。拿《美丽中国》来说,中国传统音乐有着非常不同的音乐语汇,包括乐器,音律还有和弦等等,所以你做了哪些准备?

Barnaby Taylor(后文缩写“BT”):我做了很多研究,而且每个项目开始我都会这样。其实我的音乐背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的父亲是位传统音乐人,写歌曲的。我从小就生长在传统音乐的环境中,身边的人都是些来自欧洲,爱尔兰,苏格兰 ,英国的音乐家。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几十年间对我很大的驱动力就是世界音乐的魅力,特别是Real World唱片厂牌旗下的Peter Gabriel的作品。

我觉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音乐最终是无国界的。你去听一个马里的乐队演奏,你能听到蓝调的元素,忽然间就能把你带到美国南部。你听听民谣吉他,又会让你想到爱尔兰。有时候我听到二胡,真的会让我想到爱尔兰小提琴音乐。

所以关于你这个问题,我确实做了很多研究,也试图在(文化)准确性上保持平衡。尤其是在一些“很中国”的地方,需要很多传统民族乐器和音乐语言,所以准确性在这里很重要。但如果过于较真,过于纠结用哪种琴,又会迷失方向的。

对我来说,在保证准确性平衡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观众对象是哪些人,并将他们在音乐中联系起来。《美丽中国》里,观众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需要他们也能够感知这样的联系。我很喜欢和传统演奏家们一起共事。有一些作曲家很害怕和传统演奏家合作,因为有时候他们看不懂西方记谱法的。所以我倾向于配合传统演奏家,切切实实地给他们空间和自由,找到合适于他们的方法,比如说哪个调他们演奏出来感觉最好,调整这样细微的差别。

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让演奏家难堪了。比如古筝演奏家,他们能够在琴弦上飞速演奏,但你给出一段西方音阶时,整个音乐就全部散掉了,你难受,演奏家也难受。所以这也是我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在《美丽中国》里,我和来自伦敦的英国中乐团(UK Chinese Ensemble)一起合作,程玉是这个团的组织者,也在里面弹琵琶和古琴,她对我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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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Angel Studio录音的,很幸运我跟中乐团的演奏家们能聚在一起尝试各种实验,并了解每个演奏家和他们的乐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全程一直在记录的,就是为了捕捉一些细小的即兴段落。对于那些总是在舞台演奏而不进棚子的音乐家们来说,录音灯一亮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最好的效果往往来自于真正录音之外的素材,再叠到管弦乐队里去,作为点缀。

影乐志:《美丽中国》是由BBC和CCTV联合制片的,所以对于不同的观众群,你会有中国观众是否喜欢这样的顾虑吗?

BT:会的,而且很担心。《美丽中国》播出的时候,我都是摈着呼吸的。这部片子在中国播出稍晚一些,我也怕到时候写得不好感到难堪,所以音乐都是突出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赞美。不过通过那次创作,我得到了不少演奏家的正面反馈,确实很让人欣慰。

我做过很多世界范围内不同的项目,但是对于中国题材,要把《我们出生在中国》和《美丽中国》这两部做好,是最让我有压力的。我觉得中国音乐被人们误解很深,有人会觉得中国音乐就是汉族音乐,其实很狭隘。在《美丽中国》里,有很多藏族和蒙古族元素,当然《我们出生在中国》则会更多,这些需要很谨慎、敏感的对待。

影乐志:《美丽中国》的主题真的很出色,旋律也在音乐里由多样化的体现。但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小天鹅憩息鄱阳湖的那段,主题就用很华丽的管弦编曲展现出来了,你是如何决定主题出现的时机呢?

BT: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跟电影比起来,在纪录片中,我的音乐不仅仅是烘托,歌颂或者来描述这个故事,而且还需要和旁白有互动。在一部纪录片里,旁白给你的信息很多,寓教于乐。出现主题的时候,经常是付出得到回报的时刻,给人以欣慰的感觉。旋律和旁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两者同时出现,音乐就很难避开旁白。有时候你的音乐呈现的是文本内容,但如果这个时候加进了David Attenbourgh(英国纪录片大神)的声音,那就把音乐的效果给毁掉了,(笑)所以你得很小心的避开旁白。

这样,就会有些很自然的节点,这些节点通过声音和画面共同展现出来,就需要音乐主题的衬托。还有一点,通过反复,我希望观众离开房间去泡杯茶,一听到电视上传出这个旋律,就知道是《美丽中国》。

影乐志:所以你是怎么接手《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呢?

BT:《美丽中国》的执行制片人Brian Leith后来跟迪士尼还有陆川三方又联合制片了这部《我们出生在中国》。要知道《美丽中国》的音乐写得很不错,还拿了艾美奖,我想这样的中国项目他找到我也应该是必然的吧。后来我带着我的作品集在布里斯托和陆川见了一面。他的每部电影我也都看了。

我发现他《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这样的片子很吸引人,所以我就在想,他要拍一部自然人文电影,肯定会很有意思。跟陆川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一定很喜欢沉浸在自然世界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不过我猜,是因为在野外拍摄《可可西里》这些电影的时候,让他爱上了大自然。 和他共事很有意思,不同于我之前合作过的其他导演,他有很敏锐的直觉。

我们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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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乐志:那和陆川共事感觉怎样,你是跟他交流得比较多,还是跟迪士尼那边比较多?

BT: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主要还是跟陆川接触得多一点。我觉得迪士尼对于音乐,总会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因为他们在这部电影外有个大局要顾全,而这部电影又要面向全球的观众。我很幸运,能跟《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的制片人Roy Conli一起共事。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有剧场工作的背景。总的来讲,跟陆川,Phil Chapman还有Brian Leith他们三人之间沟通都很顺利,我很好地完成了这部片子。

影乐志: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典型的纪录片,它是有剧本来讲故事的。我们能随着四季的变化看到熊猫,金丝猴还有雪豹这三条故事线,叙事上会跟传统纪录片有很大不同,你是怎样在音乐上处理的,会更靠近戏剧性或吗?

BT:这是肯定的,你不能把它当做纪录片,那样行不通。你要把这些动物角色假定成人类角色,必须非常关注它们的举止,把纪录片的那种客观性完全抛开。这部片子的角度不是旁观,我必须必须全身心地让观众投入其中。

我喜欢探索一些不同的想法,西藏雪域高原的场景里面本想用西藏诵咏,并且这个想法也持续了很久,但在最后我们觉得太过人文了。因为这段的主角是一只叫做达娃的雪豹,她是只独一无二的生灵,如果加上了人类的元素就会淡化这样的特殊性。一旦把人的声音放进去,有了宗教和人文的含义,感觉就会很不对。你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感觉音乐不对味,就会觉得是不是隔壁在放音乐。把西藏诵咏放到达娃的场景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会感觉画面之外有所喇嘛庙。雪豹的音乐则很简洁动人,我们用了一些很细节的元素,像蟒号还有很低音的西藏打击乐器,但主要音乐内容还是集中在达娃和她的孩子身上,想简单但又要体现最丰富的情感出来。我想当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定还回想起雪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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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猴那段,我尝试了京剧的风格写作,想喧闹有趣一些,加入了很多中式打击乐和管弦乐队配合。而藏羚羊,我就用了马头琴,要的就是那种氛围。我有时会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想,是先有马提琴,还是先有蒙古草原,感觉就像你一听到爱尔兰音乐就会立刻想到那边的高地一样,这些音色早已和风景相互交融了。熊猫的故事则加入了扬琴。陆川一直跟我说,这是一个很纯粹的关于爱的故事,所以音乐会展现对孩子的那份母爱,高潮就在母亲鼓励孩子取得成功,而成功又不得不意味着分离的复杂情绪里,所以这也是情绪最强有力的时候。

很多自然人文电影制作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流过眼泪,而我就是他们泪点的助推剂。

影乐志:说到熊猫,我以为可以听到一些缓慢的低音铜管乐器,就像John Williams给《星球大战》贾巴这个角色写的大号主题一样。铜管乐器在音乐语汇中会不时的跟这样圆滚滚的角色联系到一起,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用弦乐的呢?

BT: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我觉得器乐的选择是次要的,这里更多的是想要一种活泼可爱的感觉。比如猴子就需要一点点神秘的调调,因为它们总是小偷小摸,时刻要提防着。但是熊猫是个很无害的动物,没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所以器乐选择上就用很柔和的弦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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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乐志:陆川说初剪非常严肃,迪士尼的Alan Bergman希望剪辑更轻松幽默一些,导致最后剪了差不多十个版本,所以你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陆川有没有要求你音乐要幽默一些?

BT:没错,大部分的剪辑都在布里斯托进行,少量在北京。整个过程跟我之前的项目都差不多,首先创作大量的音乐,然后根据导演的反馈来修改。有时候你会花上一周写一段音乐,但被拒绝掉。你不能纠结不放,这就是写配乐必经的过程。

最初的几个剪辑版本很沉重,特别是雪豹达娃的故事,非常阴暗。相信很多作曲家跟我一样,阴暗伤感的音乐创作起来相对会比较容易,相反幽默则困难一些。再加上我的工作要跟着剪辑走,从初剪到终剪我都有参与,差不多十八个月的跨度。尤其是收尾阶段,简直就是没日没夜。因为如果你不在场,临时音乐就会开始泛滥,你的创作就会开始失控,甚至会失去话语权。

影乐志:所以剪辑时用了哪些临时音乐?

BT:有《功夫熊猫》、《最后的武士》,还有《我家买了动物园》(We Bought a Zoo,2011),但幸好这些临时音乐都很出戏。

影乐志:这部电影为了达成最后想要的效果,在后期进行了大量的剪辑。你觉得后期大量的重剪是强化了音乐还是弱化了音乐?

BT:这部片子直到最后一刻上映前还在不断修改,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音乐已经十分有机地和片子的叙事融合在一起了。最终剪辑师是照着配乐来剪辑的。到了最后几周创作的时候,我写的音乐已经聚集成了一个庞大的音乐库了,剪辑师与我在以前也合作过,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理解对方。所以最后剪辑和音乐相辅相成,可以说是那么多修改之后最好的版本。

影乐志:那么你大概写了多少音乐?

BT:天啊,这问题问得我根本不想回忆(笑)。这只会提醒我到底有多少音乐没被使用到影片中。我也说不准,但总长肯定有好多小时。这就是人生啊,你得顾全大局。

影乐志:那么你有很多没有被使用进成片的音乐。这些旋律,音乐创意你会在以后的作品再利用么?

BT:一旦完成一部作品,我就不想再想这部作品了。重新听回去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听回去,我感觉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难以想象是以前的我写出来的。而且,音乐对于画面是很具体的,我正在写一部英国电影的配乐,中国纪录片里的素材用过来也不合适。但是《我们诞生在中国》里,有那么一段是源自我以前的作品。当藏羚羊回来后认不得自己伴侣时,那里有一段探戈音乐。

影乐志:我正想问这一段来着,为什么一个欧洲舞曲式的音乐会来到中国的自然电影里?

BT:(笑)这是影片里我很喜欢的一段。我觉得,有时候用严肃脸来演绎幽默更有戏剧感。探戈就是一种很严肃的舞蹈,尽管是关于爱情,但探戈舞有一种严肃,怒气和困惑在里面。我就觉得公藏羚羊找不到老婆这困惑很有探戈的感觉。在影片里,藏羚羊的处理并没有太多拟人化,不像熊猫、雪豹和金丝猴。它们就是藏羚羊而已。于是我觉得这一处是个赋予它们特性的好机会,让公羊显得滑稽可笑。

开始陆川一脸懵,但后来很喜欢。我很喜欢爵士音乐,但一直没机会写。可以说我这个失意的爵士音乐家在这里自我放纵了一下。这个探戈音乐的灵感是源自98年我写的一个黑色幽默短片配乐,当时我用了很多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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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乐志:整部配乐听起来很轻很柔,跟George Fenton的《行星地球》那些比起来,没有那么厚重。这是为何?

BT: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大因素是要平衡掉达娃故事线的悲剧情绪。早期有一次试映,音乐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但是,观众对结尾表示十分悲伤。因此,音乐就要平衡这种情绪。我就要注入希望,乐观的元素。我要让观众明白,这就是生命,有生有死,死亡不是终点。陆川对结局的处理升华到精神层面,丹顶鹤的传说十分有效。我在此用了不少竖琴,一种天国,再生的感觉。总的来说,这部电影是个家庭电影,它需要这种轻点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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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爱看纪录片,David Attenborough,Jacques Cousteau这些人的作品,以至于我后来专攻动物学。我不是音乐专业毕业的,我是一名动物学家。我后来在BBC是研究员,参与制作环节。但我很喜欢音乐,写很多音乐却从不见天日。

所以,对这部电影,我的希望是希望观众爱上中国的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为很多纪录片写了音乐,但这部作品里的我是前所未见。观众真的会难以相信这也是中国里的景色。人类会保卫自己喜爱的东西,如果我能让观众爱上中国的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那么人们也会有保卫它们的欲望。这让学动物学的我在良心上也过得去。这让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个娱乐界的人,我还有对大自然这样的使命,这让我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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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乐志: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动物学家,那这背景对你的创作也自然很有帮助了。说回动物,这部影片中还有十分剧烈的动作音乐。当金丝猴在打架时,那段鼓乐简直是功夫片的配乐。

BT:嗯,这部片子里有几场动作戏。达娃的捕猎跟金丝猴的打架等。我尝试用音乐表现出这些场面的动态,但不添加黑暗的元素。一个是要照顾全家欢的观众群,另一个我是不喜欢把这些场面刻画成正邪对打。在自然界里没有正邪。对于打击乐来说,它们并不承载旋律,也就不承载过多的情绪。打击乐传达的是动态。我很幸运,乐团的鼓手都是十分出色的音乐家,他们把这些音乐演奏得十分出色。

金丝猴打架的叫声让我很难受,这里面的情绪已经有了。如果我再加些弦乐、管乐、合成器等,那就绝对过头了。因此在这些场景,我尽量只让打击乐说话。你说得很对,是有一种功夫片的感觉。

影乐志:的确,这场戏的音乐很纯粹。另一场捕猎戏份,是达娃捕猎。她捕猎失败后身受重伤,即将死去。这里的低音是西藏蟒号?我觉得又有点合成器的感觉。

BT:是蟒号。但我后期处理过,也把音高降了不少。我需要让这个声音在潜意识上让观众觉得这就是西藏,却又难以察觉。那时达娃存活的希望很渺茫了,这个音色就传达出这里的悲伤和不详。

影乐志:和《美丽中国》相比,《我们诞生在中国》里的中国元素没有那么浓,但也是恰到好处。你是如何在这两部作品里把握中国元素的平衡的,而不至于落入俗套和那些刻板的西方式中国印象?

BT:这真的很难,你说的对,写的时候很容易会落入俗套。我写的时候,陆川会常常让我别那么“中国风”。 我说“中国风”要加个双引号,这是因为我们常说的“中国风”是不准确的,就像我说“欧式音乐”一样笼统。中国的传统音乐有着丰富的地域区别,仅仅说“中国风”就忽略了这些独特性。不过音乐的平衡很大归功于和陆川的合作。他更在意的是故事和角色。我有时候写出“中国风”的片段,陆川会说“为啥?,这是关于动物的故事,不是关于中国人文的。”我真的很享受和陆川的合作,但是合作期间我有些时候真的很想掐死他。

影乐志:总的来说,这部配乐你有什么遗憾么?

BT:我真的很希望能在中国录音。我也希望能再用多几件中国传统乐器,以及钢琴。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很想去中国录音。

影乐志:整部作品里你最自豪的一出呢?

BT:无论是技术含量还是艺术含量,我最喜欢的都是熊猫宝宝美美爬上树的那一刻。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能攀爬的成就,更是一个关于她家庭的重大时刻。她学会了熊猫要学的生存技能了,她要自己去闯荡世界了。估计作为一个父亲这也让我十分情绪化。你把孩子辛苦带大,并鼓励他们去世界闯荡,但当孩子离开你身边时,你会心碎的。不过还好我的孩子还小着呢。

影乐志:接下来你有什么项目呢?

BT:接下来我有一部英国本土电影,几部肯尼亚的片子。但是经过18个月的辛劳,我还是想好好歇歇(笑)。

本期作者

孙新恺

微博@Hans-Zimmer的音乐博主,国际电影音乐评论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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