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节俭（南京条约签订后）

清朝道光节俭（南京条约签订后）除了兴泰商行外，还有天宝行倒闭后也欠外商100万银元，本来这是商业纠纷，与政府无关，可是英国人认为大清的行商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所以将这笔账算在了朝廷身上。所谓的“行欠”，指的是兴泰等商行所欠外商的货款。兴泰行曾是广州著名的商行，贸易额一度占了广州的四分之一，但因经营不善和官府勒索等原因倒闭，其后有20多家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和清朝两广总督发出信函，声称兴泰商行欠了他们217.9万银元的货款，要求索赔。在道光之前，清代各省实际上没有独立的财权，省布政司其实只是朝廷户部的一个“出纳”，提调的款项其实也都是朝廷的钱，按照奏销制度，这些钱都可以提前被支用，但账还是要做的。可是这一次道光帝派下了款，却不能回中央报销，各省无奈，只能通过向商民强行摊派或捐纳等办法解决，也就是说，第一笔426万两的赔款，只有10%左右的钱是朝廷财政拿出的。转眼到了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年又得给英国赔款3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道光皇帝在紫禁城收到一份沉甸甸的屈辱，钦差大臣耆英刚从南京递上了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如今战火停息了，只等着道光皇帝的朱笔一挥，即可生效。看着御案上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道光的内心是崩溃的。

作为爱新觉罗江山的继承人，道光帝殚精竭虑地经营着这支离破碎的基业，可如今还是辱没了祖宗，他那颤抖的手最终不得不签下耻辱的名字，盖上象征王朝至高权力的大印。字是签了，可是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呢？摆在道光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数目巨大的赔款从哪弄去？

《南京条约》上限定的2100万银元赔款分四年付清，折合成白银每年须还数百万两不等。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清政府财政状况已非常糟糕，根本无法把这项额外的支出纳入各年度的“预算”，可是这笔钱不给不行，否则英国人会再次打上门来。

思来想去，道光还是将这些钱通过一些“临时性措施”解决了。道光二十二年该分摊的赔款折银426万两，之前英国人向苏州、上海商民勒索过125万两的“赎城费”，减去这一部分，剩余还有301万两，从部拨和山东解拨江苏的军需银中拿出65万两，从江宁藩库和江宁粮道以及龙江关库提出库银50万两，从苏州藩库和浒墅关库中提银45万两，从浙江和安徽藩库中提银141万两。

在道光之前，清代各省实际上没有独立的财权，省布政司其实只是朝廷户部的一个“出纳”，提调的款项其实也都是朝廷的钱，按照奏销制度，这些钱都可以提前被支用，但账还是要做的。可是这一次道光帝派下了款，却不能回中央报销，各省无奈，只能通过向商民强行摊派或捐纳等办法解决，也就是说，第一笔426万两的赔款，只有10%左右的钱是朝廷财政拿出的。

转眼到了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年又得给英国赔款350万两，这笔钱抠门的道光帝也不打算自己掏腰包，想想也是，这300多万两得够他打多少补丁，吃多少鸡蛋啊。这一次，道光把目光扫向了广州的行商们。

理由也上得了台面，因为在战争赔款中有一笔所谓的“行欠”，这笔钱本不应由朝廷承担，朝廷算是垫付，钱还是得行商们自己取解决。更何况，对于广州行商们的实力，道光还是了解的。

所谓的“行欠”，指的是兴泰等商行所欠外商的货款。兴泰行曾是广州著名的商行，贸易额一度占了广州的四分之一，但因经营不善和官府勒索等原因倒闭，其后有20多家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和清朝两广总督发出信函，声称兴泰商行欠了他们217.9万银元的货款，要求索赔。

除了兴泰商行外，还有天宝行倒闭后也欠外商100万银元，本来这是商业纠纷，与政府无关，可是英国人认为大清的行商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所以将这笔账算在了朝廷身上。

道光帝哪能出这笔冤枉钱，抱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他指示两广总督一定要在行商身上想办法，朝廷是一毛钱没有。1843年，两广总督伊里布奉旨上任，他马上采取手段迫使广州行商出钱，最后实力最雄厚的怡和行被强行摊派100万银元，其余的由其他9位行商分摊。

随后两年的赔款，道光索性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抛给了两广总督伊里布，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经过筹商，建议把之后三年内粤海关以及新开的上海、厦门、福州、宁波等4个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暂停拨解国库，全数用作赔款，如果还不够，再有广东藩库等筹措。

就这样，道光把所有赔款全部转嫁给了地方，造成相关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紊乱。地方上其实也不富裕，为了这些强行摊派，他们只能使出捐纳这种老办法，也就是由朝廷出面直接卖官敛财。到了如今这个地步，说实在的，大清朝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