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南阳学在西洋（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
生在南阳学在西洋（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布朗夫妇对他视同己出，悉心培养——或许因为他太聪明，或许因为他们实在太需要一个情感寄托，也或许是他们打心眼里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一个聪明的孩子应当接受英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当即决定，收小汤生做义子。从此小汤生彻底过上了西方孩子的生活：吃西餐，喝牛奶，睡前听英文故事，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有时读培根。他们带着小汤生在种植园里工作，平凡的他们，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然而，他们发现年幼的小汤生不知何时竟已同时学会好几门语言，能与他们十分顺畅地沟通。父母因此确信：小汤生是个天才。聪颖过人的孩子，到了哪里都会格外讨人喜欢。种植园的主人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一见这混血小男孩咿咿呀呀地讲着英文，时而又讲两句葡萄牙语，顿时喜欢得不得了。
生于南洋，远走英国185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中英混血的婴儿呱呱坠地。
他的父亲本是福建人，祖辈“下南洋”来到马来西亚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英国到马来殖民后，他因为会说英语、马来语和闽南语，所以在英国人开的橡胶种植园工作，深得英国人的信任。
尔后，他又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子，生了个混血孩子，取名为Tomson，中文名是它的音译“汤生”。
他们带着小汤生在种植园里工作，平凡的他们，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然而，他们发现年幼的小汤生不知何时竟已同时学会好几门语言，能与他们十分顺畅地沟通。
父母因此确信：小汤生是个天才。
聪颖过人的孩子，到了哪里都会格外讨人喜欢。种植园的主人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一见这混血小男孩咿咿呀呀地讲着英文，时而又讲两句葡萄牙语，顿时喜欢得不得了。
他们当即决定，收小汤生做义子。从此小汤生彻底过上了西方孩子的生活：吃西餐，喝牛奶，睡前听英文故事，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有时读培根。
布朗夫妇对他视同己出，悉心培养——或许因为他太聪明，或许因为他们实在太需要一个情感寄托，也或许是他们打心眼里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一个聪明的孩子应当接受英国文化的熏陶。
时光如梭，一转眼，小汤生十岁了。一天，父亲告诉他，布朗夫妇把种植园托付给了他。
“那他们怎么办呢？”小汤生的英语已经流利了很多，一口纯正的伦敦腔。
“他们要回自己的国家，还要带你一起走。”父亲用中文严肃地说。他的眼圈是红的。
日不落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度。父亲当然不舍得亲生儿子与自己骨肉分离，况且他还那么小……但是，一个如此聪明的孩子，在一个马来的种植园里能学到什么呢？
父亲的眼泪落了下来。他告诉小汤生：“你要记住，你姓辜，你是中国人。”他在祖先牌位前焚了香，拜了拜。尔后，他用铿锵而郑重的口吻告诉小汤生，不，辜鸿铭：“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鸿，代表功德。铭，意思是铭文。辜鸿铭牢牢记住了，父亲要他光宗耀祖，要他不忘自己的根。
他这一辈子，都始终没有忘记。
学在西洋，终回中国1880年，辜鸿铭23岁。那一年，鲁迅和胡适还没有出生，他的学弟和一生的挚友蔡元培还在姨母家里的私塾读书。
而此时辜鸿铭的身份，是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是精通九门语言的奇才，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知名人物。
这所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歌德和尼采都毕业于此。后来，蔡元培在莱比锡求学时，他的同学问他：“你也是中国人，那你认识辜鸿铭吗？他很厉害。”
1922年，林语堂来到莱比锡读比较文学。他发现，自己的必读书目里有辜鸿铭的书。
还是回到1880年。这一年，辜鸿铭回到他的家乡槟城。他的行为做派、思想方式，都已然与西方人无异，又有过人的文笔与记忆力，很快在英国殖民政府里找到一份工作。
如果他没有遇见马建忠，可能辜鸿铭一生就只是个小小的殖民政府公务员，而不是我们熟知的一代怪杰了。
马建忠是何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官，更是一个全才式的天才。他本从小学习四书五经，然而年少时，深深地为祖国受侵略的场景所震撼，发誓“师夷长技以制夷”改学西方译著。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就是他晚年的手笔。
甚至连韩国国旗，也是他设计的。
天才见天才，自然惺惺相惜，又暗暗较劲。马建忠只当他是个读了不少书的小才子，
直到辜鸿铭说起，1876年他还在英国时，有一次几个英国人看见他留着辫子，推测他是中国人，因此对他很不礼貌。
辜鸿铭见状，立刻掏出手里的英文报纸倒过来读。几个英国人哈哈大笑，说他简直是为中国丢人，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还好意思来英国。
辜鸿铭用纯正的伦敦腔平静地说：“英文太简单了，不倒着读看不出水平。”然后，他流利地将报纸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马建忠听闻，大为震惊又肃然起敬。他说：“像您这样的人才，应当为国效力。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中，需要您这样的爱国才子救国家于水火之中。”
辜鸿铭说：“然而我并不知如何救国，我连中国都没有去过……”
马建忠说：“您不妨先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建忠开始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毕生所学，讲四书五经。辜鸿铭听后，陷入了沉默。
他想起布朗夫妇，想起父亲年幼时的叮嘱，想起那张报纸，想起自己在外国学到的一切。为什么父亲为英国人办事，同意英国人把自己带走，但是却告诉儿子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1885年，辜鸿铭前往了自己从未涉足过的祖国，中国。很快，他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任为外文秘书。
西学博士，却成忠实“保皇派”如果说起辜鸿铭人生中的贵人，前两位是布朗夫妇，第三位是马建忠，第四位就是张之洞。
自1885年，辜鸿铭被张之洞任用，就一直在做他的幕僚。
张之洞读了辜鸿铭在《字林西报》上发表的几篇宣传“中国学”的英文文章，对他大为赞赏。而张之洞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更使辜鸿铭刮目相看。
彼时辜鸿铭正在不断精进自己的国学。读过四书五经，他便读诗词歌赋；读过诗词歌赋，他又读旧小说……甚至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汉滨读易者”。
张之洞时常与他探讨国学，两人志同道合。
1893年，他们一同上奏光绪帝，筹建了由中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辜鸿铭也在其中任教授，积极讲授国学。
这个学堂今天还在，就是赫赫有名的武汉大学。
而真正使他彻底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视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人，却不是张之洞，而是沈曾植。
这个“中国大儒”、“嘉兴才子”，在张之洞的六十岁寿宴上对辜鸿铭关于中西制度的讲话不屑一顾：“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需多读二十年中国书！”
满座哗然，辜鸿铭也是一惊。
两年后，沈曾植来拜访张之洞时，辜鸿铭马上叫人把张之洞的藏书都搬到了客厅，问他：“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
那时的辜鸿铭，不仅将张之洞的藏书尽数读完，还已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的，打算推向海外。沈曾植闻言又惊又喜，道：“这中国文化传承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多年后，面对新文化运动，面对许多人“北大教授怎能是保皇派”的指责，辜鸿铭不为所动。似乎少有人思考，辜鸿铭真正的苦心何在。
他想保护的，并不是清王室腐朽的制度——不然他为何要在慈禧寿宴上，写一首“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的《爱民歌》呢？
恪守儒家“忠”文化的他，“保皇”保的是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王室，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
他深信，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的东方文明，比西方物质文明更成熟；他反对的，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彻底推翻旧文学，从此失去中国几千年来的精神财富；他更害怕，当这股风潮过去，人们想重拾传统文化的精华，却发现自己连自己的根都失去了。
许多人在评价他时忽视了一个事实：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确定，历史的走向究竟如何。每一个人都想救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案，因此才会百家争鸣。
辜鸿铭的思想在今人看来，似乎不符合时代潮流，又存在许多封建糟粕，然而却没人敢说全无道理。
而或许，这也就是他在北大依旧留着辫子，却站在讲台上说“我精神上没有辫子”的原因；也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拥护蔡元培继任北大校长时说：“因为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我拥护他。”
除了蔡元培，谁都可以骂少年得志的辜鸿铭狂妄任性，不少人都被他骂过：不仅是慈禧，还骂过胡适、康有为、梁启超……更不用说学校里的教员和学生。
连不远万里来拜访他的毛姆——没错，就是《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慕名前来拜访他，也挨了辜鸿铭一顿英式“阴阳怪气”，吓得毛姆不敢吱声。
然而有一个人，辜鸿铭不仅不骂，还极为推崇，甚至说只有自己和他是“好人”。他，就是辜鸿铭口中“学校的皇帝”，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7年的北大教授队伍里，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梁漱溟，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最年轻的是23岁的徐悲鸿，最年迈的是60岁的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
而任用他们的，是时年50岁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早年在莱比锡念书时，便已听闻辜鸿铭的大名。
一就任北大校长，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他立刻在北大推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并正式聘请辜鸿铭任英国文学校长。
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便辞去公职。在他任北大教授之前，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与泰戈尔一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二是他的《春秋大义》——它更为人所知的译名是《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出版，引起轰动。
然而在国内，他却觉得有些窘迫，似乎越来越难找到自己的思想存在的一席之地。学弟蔡元培的识人用人，令他狂喜不已，立刻就任。
而一次授课后发生的事，使辜鸿铭打心里开始认同和赏识蔡元培。
辜鸿铭来到北大授课时，发现男女学生是同坐在一个教室里的。深受传统封建文化思想影响的辜鸿铭觉得难以理解又无法忍受，便找到校长蔡元培，要求他的课必须男女分开授课。
在当时，西方现代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不少人难以理解辜鸿铭的行为，有些学生甚至因此拒绝上他的课。然而，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秉承“兼容并包”的思想，答应了他的要求。
等着看辜鸿铭笑话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没想到留过洋、思想新派的蔡元培会听从这个留着辫子、满嘴“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的小老头的要求。
而蔡元培却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那一刻，辜鸿铭相信，像蔡元培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能赏识任用贤才的领导，更是一位有包容思想、懂得求同存异的学者。
他知道，蔡元培就是那种头上和精神上，都没有辫子的人。因此，他说：“这个世界上的好人，只有我和蔡元培。”
因此，在蔡元培留书出走北大，黄侃借机曲解蔡元培的意思引起骚乱时，辜鸿铭才会大声为蔡元培辩护，坚持蔡元培不会抛弃学生们。
也是在蔡元培离开北大后，辜鸿铭才从北大离职，从此出走日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远走日本，终叶落归根1927年，已逾古稀的辜鸿铭带着自己的辫子和书箧，从日本回到中国。
日本人推荐他张作霖的顾问。他以为自己又有机会推行自己的国学，欣然前往。
大帅张作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仿佛定格在前清的小老头，摸不着头脑地问：“你能做什么事？”
辜鸿铭一愣。他眼前浮现出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北大时，他站在台上义愤填膺地说“我头上有辫子，但是有些人是精神上有辫子”；跟着张之洞那几年，他们志同道合，一同探讨国学，办学校，张之洞还支持他翻译经典国学著作；青年时，他与马建忠对谈，马建忠说“将来你定会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少年时，他英姿勃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俾斯麦百年诞辰上的演讲赢得满堂掌声，不少人喊着他的名字。
他能做什么事？
辜鸿铭没有回答，转身离去。他干枯的辫子一甩，静静地落在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