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成长记（爱乐杂记2005年第4期爱乐）
爱乐成长记（爱乐杂记2005年第4期爱乐）那年11月，帕尔曼（Itzhak Perlman）和梅塔（Zubin Mehta）访华，上海台直播了他们合演的老柴小提琴协奏曲，我听得呆了，翌日就去缪斯买这首曲子的唱片，伙计推荐的是科冈（Leonid Kogan）在EMI的廉价双片，花了我200元。店里有时会来几个特别的顾客，伙计热情得不得了，他们也不一定买，就是聊上一会儿，我都听得一楞一楞的，这其中就有我后来认识的学者梁一群先生和他的好友袁列敏，都是宁波最早的爱乐者，梁先生70年代开始听音乐，家里有几百张古典音乐的胶木唱片。这本词典其实真正对我有意义的是附录所收的音乐家简介和世界著名乐团的介绍，那些条目就是放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仍不失笃实管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我选择唱片的依据，直到有了另一本蓝封面的奇书《音乐圣经》。《音乐圣经》作者：林逸聪 / 华夏出版社1994年秋，我所供职的学校的街面房有一间租给当时宁波唯一的唱片店缪斯音乐行营业，我
这个文字发在《爱乐》2005年第4期，当时的《爱乐》每期约一个乐迷写点爱乐史，我有幸也写了篇——
大概是1991年春，宁波公园路上的古籍书店开始陆续出售宝丽金的原版磁带，我当时脑子里只有寥寥几段古典音乐的旋律，但无法将它们和一大堆洋文盒子对上号，也不敢买，直到一位朋友买了其中一盒并让我听了以后，那便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和伯尔曼（Boris Berman）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Tchaikovsky's First Piano Concerto）——第一期《爱乐》里有大量文字谈到这盒磁带，就好象把我的感受偷了去似的！两年里我几乎收齐了为纪念卡拉扬诞辰80周年而发行的这套名为“名曲一百首”的磁带。
这套磁带上都是德文，大多数曲名我没法读懂。后来买来上海辞书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里面的曲名都有原文和中文的对照，总算基本解决了“名正”的问题。
《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 作者：罗传开 / 上海辞书出版社
这本词典其实真正对我有意义的是附录所收的音乐家简介和世界著名乐团的介绍，那些条目就是放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仍不失笃实管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我选择唱片的依据，直到有了另一本蓝封面的奇书《音乐圣经》。
《音乐圣经》作者：林逸聪 / 华夏出版社
1994年秋，我所供职的学校的街面房有一间租给当时宁波唯一的唱片店缪斯音乐行营业，我抽空就在里面泡，全部读懂满满两堵墙的激光唱片的封面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花一百多元去买一张唱片。
店里有时会来几个特别的顾客，伙计热情得不得了，他们也不一定买，就是聊上一会儿，我都听得一楞一楞的，这其中就有我后来认识的学者梁一群先生和他的好友袁列敏，都是宁波最早的爱乐者，梁先生70年代开始听音乐，家里有几百张古典音乐的胶木唱片。
那年11月，帕尔曼（Itzhak Perlman）和梅塔（Zubin Mehta）访华，上海台直播了他们合演的老柴小提琴协奏曲，我听得呆了，翌日就去缪斯买这首曲子的唱片，伙计推荐的是科冈（Leonid Kogan）在EMI的廉价双片，花了我200元。
很久以后才知道店家标价有问题，按照惯例132元才对，在弄清楚正价、中价和廉价的区别之前，我不知砸了多少冤枉钱，比如卡拉扬60年代的贝多芬交响乐五张套，我是花660元买来的——真怀念那个莽撞、轻信又充实的年月。
最初的爱好是老柴，有一年时间，我每天都要正襟危坐把第一钢琴协奏曲听一遍。辛丰年先生说他把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的《新世界》（From The New World）听了一千多遍，我还赶不上。
后来热情就转移了，特迷拉赫马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买来的唱片越来越多，有些可以听上几十遍上百遍，有些一遍还没听完就束之高阁，爱乐的朋友不知有没有这种体验。
说到买唱片的经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我曾用按揭的方法买了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这个中价的八张套，现在500多就可以拿下来，1996年时用了四个月才付清钱款。
我也曾光顾标价最离谱的杭州新华书店音像部，花150元买来的约胡姆（Eugen Jochum）指挥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的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三、七交响乐的小双张（EMI）回家一听竟有严重的跳针现象。
1997年去上海九龙买了一大堆卡拉斯（Maria Callas）的歌剧唱片，回宁波的轮船上发现那套《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竟然少了一张，打电话过去，店里说你来上海换吧，我想把它寄回去，但邮局说寄音像制品要广电局敲章证明不是盗版才能寄，去广电局一问，他们说你如何证明它是正版的呢？我说你看它的印刷质量，它的包装，它的厚厚的说明书，还有我的发票，他们说现在盗版做得也很好，几可乱真，你说来说去还是证明不了。我一时语塞，只能抱了残缺的《蝴蝶夫人》回家。
说实在的，我真有些痛恨正版唱片。我常常访问唱片公司的网站，关注新出版唱片的目录，现在出的唱片品种之多，总体价格之合算根本不是当年可以想象的，但购买欲却很难再激发起来，有时候写文章需要，朋友的唱片能借则借。买得越多，其实聆听每张唱片的可能性就越小，生命只是一个常量，年过而立，迫于生计，听音乐的时间和心情也所剩无几，人生苦短，难怪古人有秉烛夜游之想。
十年以前，我渴望听古典音乐，没有理想的途径，只得自己掏钱买唱片，当时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体系，现在这个梦想已基本实现，音乐确实改变了我。
听音乐的同时就想交流，宁波太小，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圈子毕竟有限。学生时代我做过文学梦，在报上发表过小块的文字。听了一年唱片之后，我就想把听乐感受写下来。当时的报纸、杂志里已有零星的乐评，如《新民晚报》里有定期的文章评介古典音乐，似乎有一种气候在慢慢形成。
我终于写了一篇关于卡拉扬印象的千字文投到《宁波晚报》，一个月后登出来时字数被删了一半，但毕竟是我写音乐文章的开始。也就是在这时，我在书店里买到了新生的《爱乐》，那本卡拉斯专辑，很快被我翻烂了，当时对我来说，《爱乐》里每条信息都有莫大的意义，它的话语系统一开始就是人乐并重，清新活泼而有个性，我喜欢那种完全的自由轻松的又包含着人文气息的谈乐方式。
《宁波日报》很快开了一个《古典乐韵》的栏目，主要是梁一群先生在撰稿，后来我也加入进去，每星期都有一个话题，一时也颇为热闹。我有了体会，写一篇无论多幼稚的文章也比漫无边际的闲聊难，所以这就要求自己涉猎的深度广度得大大加强，这时我有了系统地欣赏从巴赫（Johann Bach）到萧斯塔可维奇（Dmitriy Shostakovich）作品的愿望。
1996年3月，我写的《最后的李帕蒂》有幸发表在《文汇报·笔会》，这一年又一口气发了四篇，1997年初，我发现《光明日报》有个《音像世界》栏目，就向他们投稿，没想到五篇稿件都录用了，这一方面又促使我听和买更多的唱片。
这年秋，经梁一群先生提携，我得以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的《爱乐CD经典》一书的编撰工作，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从后来成书的情况来看，我所承担的这一小部分与梁先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文字放在一起简直如同鸡肋，这件事至今令我不安于心。
《爱乐CD经典》作者：梁一群、贺秋帆 / 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几年我撰写了一些音乐文章，对它们我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听音乐是一件很个人化的事，作为业余爱好者，我不可能像专家那样言必有据，只能感受多于分析，介绍多于评价，况且财力所限，我也不可能在唱片的收集上有什么作为，只能尽我所能把听乐时所思所感抓住化作文字，仅此而已。用文字来描绘音乐实在吃力不讨好，但如果文字真能描绘音乐，那肯定是音乐的悲哀。
我从一个音乐的受益者变成了音乐的宣扬者。有两年时间，我一直准时在宁波电台每周六下午的一档古典音乐节目里出现，通过电波和听众沟通，但很快味道就变了，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广告占去的越来越多，当音乐遭遇药膏，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1998年的一天，《宁波日报》的编辑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北京来出差的曹先生从报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想联系我，这会儿可能已经上飞机了。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个曹先生最有可能是当时《爱乐》的负责人曹利群先生，所以才有后来斗胆向《爱乐》投稿的事。
我至今珍藏着曹利群和耿捷两位先生的来信，没有他们的批评和鼓励，也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文章。2001年春，我在网上古典音乐论坛里认识的一位兰州朋友张静波先生的江南之行里竟也安排了来宁波看我，他刚刚拜访了辛丰年先生。
我们在明代藏书楼天一阁里畅谈了一个下午，张先生器乐演奏出身，当时着迷于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从专家的角度谈了许多对我来说闻所未闻的见解，令我大为折服。后来我们一直通过电话聊音乐，他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的录音和文字材料，期待着他的富氏专论及早问世。
我原来工作的学校有个校长的女儿蔡超因是和李云迪、陈萨一起去参加萧邦比赛的，她读上音时有一年回家过春节，蔡校长向我借了几张钢琴的唱片去，我才知道如今学钢琴的艰辛，她妈妈据说为陪她去上海学习，把好好的一份工作辞了。
我总是羡慕《爱乐》里写现场乐评的朋友和生活在大都市的乐迷，他们常常有机会一睹当代大师的风采，而我十年来机会寥寥。1996年俄罗斯的一个芭蕾舞团来演《天鹅湖》，没有乐池，配乐放的是录音，舞台太小，小丑的跟斗差点翻出舞台。1997年元旦体育馆有新年音乐会，老乡俞峰带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来演出，也许是为了怕家乡听众鼓错掌，他把《邀舞》最后一段大提琴独奏给删了。俞丽拿那天出场演奏了《梁祝》。
去年殷承宗来，我慕名而去，总算满意而归，《爱乐》上曾有一篇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奏的现场乐评，这次在宁波，曲目完全一样，真正的势如破竹。可惜宁波的听众不买账，照样打手机，来回招呼，小孩到处跑，殷承宗好几次停下来看着台下，有一次停了大概有五分钟之久！演出结束，他被一帮小朋友围住签名，我拿着雨果公司出的他1970年代弹的《黄河》（李德伦/中央乐团）的唱片，却怎么也挤不过去。
还有一次，旅法的小提琴家王太平夫妇来宁波逸夫剧院演出，曲目是勃拉姆斯第三小提琴奏鸣曲，我事先在家里听了几个不同的录音，然后再仔细地欣赏他们的演出，觉得很有功力。演出后去找王先生，我说起他的琴音令我想起蒂博（Thibaud，Jacques），不料正在收拾行囊的王先生像遇了知音一般，兴致勃勃地和我聊了一大通。
我在傅聪先生多年前的一个访谈记里读到他对国内音乐现状的观感是要抓室内乐，我问王先生为什么，王说室内乐是最排斥竞技家的，因而是最纯的音乐。
2000年夏，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的俞峰回家，宁波电台请他做了一档节目，我在演播间外对他进行了半小时的采访，俞先生谈兴很浓，从以控制乐队而闻名的卡拉扬说到令乐手精神几近崩溃的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把一部20世纪的指挥史通俗地述说了一遍。
我还有一个经历是电话采访奉化市副市长、画家斯端伦，了解他的父亲著名声乐家斯义桂的掌故，《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斯义桂条目里说他是唯一和卡拉扬合作过的华裔歌手。
我又了解到，宁波还是出过不少音乐家的，现在的宁波官方都在拿发现马友友祖坟一事做文章。造价四亿的宁波大剧院已落成，原来传闻首演要请马友友，结果来的是法国里昂的一个中学生交响乐团。客观的说，宁波还不具备运作高水平音乐演出的条件，我想起某年一个流行的演唱组合来宁波，体育场外有上千辆外省牌照的轿车停着，这种反差也许有其普遍性，但确实也折射出时代的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