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历史的记忆之二（我读丝路的最东端）

丝路历史的记忆之二（我读丝路的最东端）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战乱，中国大陆终于在六世纪后期迎来了统一的隋唐帝国，而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纷争正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出于种种利益纠葛，处于鼎盛的隋唐帝国和逐步建立律令制度的倭国先后介入其中，使朝鲜半岛成为东亚世界的风暴中心。在第五章《日出处天子》前半部分，作者要言不烦地为读者讲述了朝鲜半岛局势的风云变幻，七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国际性大战一触即发。经过白江口一役，百济复国势力全军覆没，倭国的军队也自此退出朝鲜半岛。紧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战后倭国境内拔地而起的山城。过去的研究通常强调山城的防御功能和此时东亚世界的紧张气氛，作者则另辟蹊径，旨在揭示倭国山城呈现出的特殊规律，那就是建造山城时往往会在山下的平原另建一座城。这一建造手法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山城如出一辙，由此不但可以证实百济遗民参与了山城的建造，也为进一步理解太宰府的形成及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本书的第四章题

2019年秋，余太山、李锦秀两位先生主编的《丝瓷之路博览》丛书迎来了一本新的力作。这一经典系列自2014年问世以来，至今推出书目已达三十余种，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丝路沿线的多个领域。然而，论及丝瓷之路最东端的日本列岛，相关研究专著却始终付诸阙如，这不免令人心生遗憾。现今，《丝路的最东端——从倭国到日本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出版）一书正好填补了这片空白，也使丛书的体系变得更加完整。

作者刘可维先生，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求学期间，他师从著名的东洋史学者川本芳昭先生，传承了对中国周边民族和地区的浓厚兴趣，日本列岛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作者意图撰写的并不是一部封闭的“日本国史”，而是将日本古代史置于“丝瓷之路”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借助卷帙浩繁的文献记载和丰富多彩的考古实物，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碰撞和融合的壮丽画卷。

本书全篇不到十五万字，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时间范围来说，上起日本列岛的史前时代，下至九世纪中叶的平安时代前期，前后跨度长达一千余年。就内容而言，全书既有乙巳之变、壬申之乱等政治斗争的记录，也不乏以三角缘神兽镜、正仓院文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交流，此外还穿插着天孙降临、高句丽建国等神话传说。将如此纷繁复杂的内容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一本小书之中，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如上文所说，刘可维先生长期求学于日本九州大学。有趣的是，九州大学所在的福冈市正好位于九州岛北部，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列岛从大陆获取先进文化的窗口。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为日本列岛揭开文明史序幕的弥生文化就在北九州一带登陆。谈及弥生文化，稻作技术的传入路径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至今的焦点。对此，本书在第一章《渡海而来的弥生文化》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九州北部的粳稻接近于韩国同时期的稻作品种，而九州西北部的稻作更可能来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换言之，弥生文化并非单一来源，很可能受到来自朝鲜、山东半岛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等多种文明的影响。这一观点既是基于将出土的炭化米加以对比得出的结论，同时又与九州地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稻作的传入不仅给日本列岛带来技术上的革新，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阶级分化的加速，带有防御功能的环壕聚落在西日本各地出现，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史书中记载的“百余国”。第二章《弥生众国》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汉帝国进军朝鲜半岛带给日本列岛的冲击，以及三国时代曹魏政权与邪马台国的友好往来。随后，作者没有纠结于《三国志·倭人传》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古国名，而是从中选取一支、末卢、伊都和邪马台四国作为探讨的对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此灵活运用“二重证据”的方法，实现了考古遗迹与文献记载的有机融合。例如，壹岐岛内的辻之原环壕聚落比对为《倭人传》中一支国的国都，末卢国则相当于佐贺县唐津市，其沿海地带应是弥生文化最早的登陆地之一，目前所知日本最古老的水田遗址——菜畑遗址恰好就在此处。

进入古坟时代后，倭五王与中国南朝的频繁交往为中国史书留下倭人的身影提供了可能；几乎同时，《日本书纪》的记载也逐渐退去神话色彩，史料可信度有了质的提高。第三章《大和政权诞生》中，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文献中有关倭五王的记载，不仅详细列出《宋书》中有关倭使朝贡的记载，同时结合《日本书纪》提供的天皇谱系，在倭五王相当于哪几代天皇的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不过，作者并没有将注意力从考古资料上移开。正如“古坟时代”的名称所示，该时期日本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各地出现了数量庞大、规模各异的古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方后圆坟”。关于这种墓葬形制的产生，作者首先介绍了一种学界流行的观点，即由弥生时代的周沟墓发展而来，连接墓葬与外界的陆桥不断扩大就形成了方形封土。但是，作者也犀利地指出了这一学说问题所在，那就是缺少完整的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视线转向了隔海相对的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地区，揭示出高句丽的积石墓中同样存在前方后圆的形制，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东北亚地区的游牧民族。

《梁职贡图》中的倭人形象

本书的第四章题为“骑马民族国家”，这无疑是全书中最特殊的一部分。仅从日本史角度而言，该部分内容只需一笔带过，但作者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正如上文所说，他是将日本历史置于东亚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在本章的第一节，作者使用大量篇幅详尽梳理了骑马文化在东亚大陆上的兴起，指出其借助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传入朝鲜半岛，进而影响到日本列岛。随后第二节中，作者引入了著名的“骑马民族学说”。简而言之，古坟时代中期的墓葬里，有关骑马风俗的随葬品出现了爆发性增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来自东北亚的骑马民族进入并征服了日本列岛。当然，骑马民族学说也存在诸多问题，但诚如作者所言，该学说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征服，而是强调文明的传播。就日本列岛而言，来自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渡来人就是传播先进文化的主要力量。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战乱，中国大陆终于在六世纪后期迎来了统一的隋唐帝国，而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纷争正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出于种种利益纠葛，处于鼎盛的隋唐帝国和逐步建立律令制度的倭国先后介入其中，使朝鲜半岛成为东亚世界的风暴中心。在第五章《日出处天子》前半部分，作者要言不烦地为读者讲述了朝鲜半岛局势的风云变幻，七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国际性大战一触即发。经过白江口一役，百济复国势力全军覆没，倭国的军队也自此退出朝鲜半岛。紧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战后倭国境内拔地而起的山城。过去的研究通常强调山城的防御功能和此时东亚世界的紧张气氛，作者则另辟蹊径，旨在揭示倭国山城呈现出的特殊规律，那就是建造山城时往往会在山下的平原另建一座城。这一建造手法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山城如出一辙，由此不但可以证实百济遗民参与了山城的建造，也为进一步理解太宰府的形成及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白江口之战的失利迫使日本撤出朝鲜半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的律令制度建设。伴随八世纪初《大宝律令》的颁布，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以崭新的面貌回归东亚世界之中，第六章《日本国》便是记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来龙去脉。此后不久，元明天皇带领文武官员迁都平城京，由此拉开了奈良时代的序幕。然而，这一时期的政局并不稳定，藤原广嗣掀起的叛乱迫使圣武天皇离开平城京，辗转于恭仁京、难波京之间。正是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圣武天皇决心建造一座镇护国家的大佛，这便是东大寺卢舍那大佛的缘起。尽管奈良时代政局动荡，却是日本在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代。不仅有一批批遣唐使进入唐朝，新罗和渤海的使者也陆续来到日本，促进了东亚世界物质文化的极大交流，流传至今的正仓院文物就是这段黄金时期的见证。

本书以详尽的史实和生动的文笔，带领读者完整领略了从倭国诞生到日本国登场的宏大历史。在此过程中，作者对考古资料驾轻就熟的运用堪称本书的一大特色。无论是汉倭奴国王印、三角缘神兽镜，还是形制各异的古坟、成对出现的山城，以及金铜的马具、琉璃的茶盏等，都如同一颗颗散落的珍珠，经由作者以缜密的学术思维，将它们恰如其分地点缀在东亚交流史的恢弘画卷之上。在作者的笔下，考古材料不再是缺乏文献记载时的替代品，而是自始至终参与历史叙事的核心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非艰涩难懂的学术专著，它在重视学术性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可读性。例如，在涉及邪马台国的定位时，作者没有连篇累牍地介绍学界大和说与九州说的激烈争论，而是从考古学角度分别指出两者的优缺点，将判断的权利交还给了读者。又如，作者在介绍古坟的规模时，独具匠心地将之与中国的汉唐帝陵进行了对比，指出部分古坟的规模甚至超过中国的帝陵。由此读者不仅对古坟大小有了直观的印象，该时期地方首领层的发展状况也跃然纸上。此外，图文并茂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全书近一百幅图片，有一半是作者亲自拍摄，地域上涉及中、日、韩多个地域。作者或是亲身走访当地，或是转载自可靠的来源，将图片有序排放于书中，图文内容交相呼应，所下功夫可见一斑。

由于涉及内容过于繁杂，文中似也有若干细节可做进一步探讨。首先，作者将萧梁时期《职贡图》上的百济使者形象和倭人使者形象加以对比，进而指出倭国相对于朝鲜半岛仍存在落后性，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未能系统导入中国文化。但是，《职贡图》上的倭人形象实际是根据《三国志·倭国传》的记载绘成，并不能反映南朝时日本列岛上的真实情况。从出土的埴轮（日本古坟的一种土偶殉葬品）来看，当时倭人的服饰文化已有明显的进步，只不过相比朝鲜半岛依然存在差距。

日本大阪府百舌鸟古墓群的大仙古坟（推定为仁德天皇陵）

其次，本书在介绍隋使裴世清向倭王递交诏谕的情景时，基本沿袭了《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依据册封国与被册封国的礼仪进行宣诏，而是经由倭国大臣将诏谕转呈给了倭王，原因或许在于推古天皇是一位女天皇。但若真是如此，裴世清似乎没有理由不将这一信息带回，毕竟女性君主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中尚属罕见。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裴世清确实按照册封国礼仪向倭王（很可能是圣德太子）宣读了诏谕，倭王也以蕃王身份亲自接受诏书，只是《日本书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不利于天皇家的史实进行了粉饰。

推古天皇画像，叡福寺藏

最后，书中还有少许文字上的误植，如“壹岐”全书皆写作“壱岐”，第233页的“和铜开弥”当为“和铜开珎”之误，正如作者在后文中所说，钱文中的“珎”即为“珍”字，与中国钱文中的“宝”字相通。当然，这些细小的问题都不影响本书成为一部质量上乘的佳作。

九世纪中期，作为新兴势力的海商群体在东海上崛起，民间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本书的历史叙述至此戛然而止，令读者深感意犹未尽的同时，仿佛也暗示着一场新旧时代的交替即将到来。事实上，进入九世纪后，东亚各国都面临着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彼此间的官方联系也逐渐减少。但是，这绝不意味者东亚世界就此走向沉寂，伴随新罗海商和唐朝海商相继登场，东亚海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一个交流更加广泛、参与者更加多元的全新东亚世界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