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夏夜静思（听雨楼头忆八叔）

临江仙夏夜静思（听雨楼头忆八叔）前在随笔中记蔡哲夫与吴道镕、汪兆镛等同在玉笥山楼观赏梁鼎芬遗墨，哲夫有诗。玉笥山楼是我的八叔父蕴琴先生在香港的寓所，地址在巴炳顿道，一九一七年建筑落成，是一所有花园的大洋房。蕴琴公好客，喜欢和文人往还，因此在香港的一班翰林公以至斗方名士都乐意和他做朋友。他和溥仪的师傅梁鼎芬也是相识的，一九一八年他和崔百越同往北京，住了半年，所租的房子就在梁鼎芬的住所附近，以便两家来往。高伯雨祖父高满华、父亲高舜琴的生平事迹，《听雨楼随笔》中时有涉及，此外提到最多的另一位家中长辈，就是他的八叔高蕴琴。高蕴琴（？-1927）名学濂，字隐岑，与兄长一样具有经商才能，不同的是他喜欢与文人交往，并雅好收藏。高伯雨在随笔中屡次提到的玉笥山楼，就是他八叔在香港的别业。在《江虾笔下出“本朝”》一文中，他说：泰国京城的吞武里府空讪县越通奴柏坤巷，有一所高氏宗祠，两廓各有大石碑六块，记载一位暹罗华侨在香港、暹罗两地勤劳创业的

《汉官仪》，民国十年（1921）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书中有“岭东高氏玉笥山楼图书” 朱文方印、“玉笥山楼藏书印” 朱文长印、 “学濂印信”白文方印等藏书印， 是高蕴琴旧藏。

近今著名的掌故家，大陆有乡先贤“补白大王”郑逸梅，香港有听雨楼主高伯雨，台湾有古春风楼主人高拜石。三者之博闻勤记，大抵都依赖数十年的剪报积累，兼杂个人经历与见闻，记述奇人异事，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因此名盛一时，著述等身。高伯雨虽长期寄居港岛，记事却能博涉古今中外，无高拜石好奇失真之弊，但难免有不实之处。不过，《听雨楼随笔》中有一部分内容，相对是可以确信的，那便是高伯雨对自己的家族——澄海高氏往事的回忆。

高伯雨（1906-1992），原名秉荫，又名贞白，笔名众多。原籍广东澄海。系香港富商高学能之第六子。幼年随母在广州、汕头生活，留英归国后，曾寓京沪等地，抗战军兴，避居香港。主持《大华》杂志，催生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包氏早年日记稿本现存上海，不知是否有两人在沪时期交往的记录。

在《听雨楼随笔》中，不时能看到高伯雨自述境况之窘迫，但在他父、叔辈那一代，澄海高氏实是近代泰国侨商的代表，以经营大米致富之香港元发行的东家。然而早在八十余年前，高氏一族因经商失败，已将泰国的产业悉数变卖，日本、香港等处的产业也陆续冰消。令人庆幸的是，高氏在泰国的遗迹，并未随祠堂易主而消失。高伯雨晚年曾撰《谈曼谷六块大石碑》一文称：

泰国京城的吞武里府空讪县越通奴柏坤巷，有一所高氏宗祠，两廓各有大石碑六块，记载一位暹罗华侨在香港、暹罗两地勤劳创业的经过，这不仅是华侨的史实，也是华侨金石史——尤其是暹罗——中宝贵的材料。作碑文的是先父舜琴先生（名学能），写的是夏同龢。碑立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至今已六十四年了。这六块丰碑在此六十年中，阅尽一个家族之盛衰。

舜琴（1857-1909）是高伯雨父亲高学能的字号，所谓“六块丰碑”就是高学能撰文、夏同龢（1868-1925）书丹的《高资政公阡表》。在高氏幼年的记忆里，老宅中曾悬挂此碑拓片。1968年初夏，汪兆镛之子汪宗衍帮他从澳门崔百越姨太太处买到整张拓片，令其高兴不已（见《曼谷拓碑良友相助》）。

从《阡表》所记可知，高氏系北宋忠武军节度使、卫国公高琼（935-1006）后裔，世居汴京。靖康难作，高世则（1080-1144）从龙南渡，赐第临安，定居杭州。南宋祥兴末年，高华山随君播迁，国变后隐居广东潮州渔村。元明间，子孙皆隐德弗曜。至清代中期，高学能祖父高日熙，始迁居澄海县城。学能之父高满华，原名廷楷，字崇实，号楚香。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卒于光绪八年（1882）壬午正月十日。高氏一族的发迹，始于高满华，他以弱冠之年，南下泰国，得到富商高元盛的赏识，助其经理产业。后因高元盛壮年猝逝，其子年幼，于是将部分产业（包括香港的元发行）转让予高满华，使他迅速致富。其中，香港的元发行是澄海高氏最为重要的产业。他先后娶了四位妻子，共生有九子。夫人蔡氏（1829-1890），同乡蔡乔命女，生长子振纲、三子常宏、五子常昭；侧室金氏（1833-1891），生次子学能、四子常勤；侧室邓氏，生六子学潜、八子学濂；侧室林氏，生七子学修、九子学贤。高满华去世后，由高学能接管高氏家业，高伯雨就出生于香港文咸街十号的元发行。

高伯雨祖父高满华、父亲高舜琴的生平事迹，《听雨楼随笔》中时有涉及，此外提到最多的另一位家中长辈，就是他的八叔高蕴琴。高蕴琴（？-1927）名学濂，字隐岑，与兄长一样具有经商才能，不同的是他喜欢与文人交往，并雅好收藏。高伯雨在随笔中屡次提到的玉笥山楼，就是他八叔在香港的别业。在《江虾笔下出“本朝”》一文中，他说：

前在随笔中记蔡哲夫与吴道镕、汪兆镛等同在玉笥山楼观赏梁鼎芬遗墨，哲夫有诗。玉笥山楼是我的八叔父蕴琴先生在香港的寓所，地址在巴炳顿道，一九一七年建筑落成，是一所有花园的大洋房。蕴琴公好客，喜欢和文人往还，因此在香港的一班翰林公以至斗方名士都乐意和他做朋友。他和溥仪的师傅梁鼎芬也是相识的，一九一八年他和崔百越同往北京，住了半年，所租的房子就在梁鼎芬的住所附近，以便两家来往。

梁鼎芬是崔百越（名师贯）的表兄，崔氏担任高家西宾，自然将梁氏与高蕴琴拉得更近。民国间曾有好事者，将之演绎出《崔百越做猢狲王》一段谈助来，记玉笥山楼落成的时间、地址及主人姓氏等，与高伯雨所述无一不合，想必出于熟人之手。上文中高伯雨还抄录了江孔殷为高蕴琴藏梁鼎芬书诗扇题诗四首。在汪兆镛《微尚斋诗续集》中也有1925年所作《游赤柱山遇高蕴岑以梁文忠公遗墨卷子属题》一诗。高蕴琴去世后，崔百越曾作《高隐岑哀辞》，是目前所见高氏生平最详细的记录：

赤柱山去粤会城海程半日许，迩岁士夫避地者踵相接。顾市廛鳞萃，甚嚣尘上。独高斋当山之阿，胜流多归往，入其室，图书金石牣于中，花竹绕于外。接其人，温雅静深，不类商贾之为，则吾亡友高君隐岑也。隐岑贯澄海，余初识于其侄绳之孝廉许。……挟重资偕为汗漫游，历大江南北，抵京师寓最久。余介谒梁文忠公，一见许为佳士。隐岑意感激，故公殁后，以种树庐改建祠堂，首捐五百金。……喜法书，客暹三年，持筹外未尝废搦管，书体近褚、薛，有神悟，屡函往复论方圆折法。规余下笔过重，心山未能卒易也。……晚而好易，遍购古今说易之书读之，曰吾欲知吉凶悔吝，非为拘忌，盖以求寡过之旨也。惜未竟业。丙寅冬，以妻丧还汕头。开岁遘疾，电促珠垣往，而先于元夜殁矣。

由此可知，1926年冬高蕴琴回汕头，是为料理妻子后事。不想隔年元宵节，他也因病去世。澄海高氏一族中，继高学能之后，能绍述祖德者，应该就是高舜琴，在兄长去世十六年后，他将吴道镕所撰其父《高楚香君家传》寄往天津，请魏铁珊书丹后，交北京琉璃厂陈云亭刻字店勒石。高伯雨在《精通技击的诗人魏铁珊》一文中提到：

铁珊在广东居留过一个时期，和陈昭常、江孔殷及先叔父蕴琴先生都是好朋友。……先叔父蕴琴（学濂）先生和铁珊颇有交情，在一九二五年，曾把先祖楚香先生的家传寄去天津请铁珊书写，写成交给北京琉璃厂陈云亭刻字店刻石，打算立石于澄海县城的祠堂中。石久已刻成，不知怎的没有运回广东。一九二七年，先叔父在汕头逝世，家人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到一九三三年，一个在天津做生意的本家高友桐入京，偶然在陈云亭处见到这些刻石，问起来才知道刻工还没有全付，但一部分已为张之洞之孙先支付了。友桐便写信到汕头告知伯昂侄，才汇了几百元去北京赎回，寄归时有一块断了。

在1983年的《大成》杂志（第121期）上，高伯雨曾将父亲、八叔欲将祖父事迹传之后世的夙愿，改作《高资政公阡表与高楚香君家传》一文，这一举动无疑可视为一种继承先志的表现，只是方式略有变化而已。

高氏家族中，对学者、散文家高伯雨影响最深的，似非八叔高蕴琴莫属。高伯雨在随笔中，每谈及粤中前辈及家族收藏，往往会想起这位叔父。高蕴琴的兴趣，从目前已知的藏品推测，主要是书画、古籍和碑帖，而尤以后者为最。

高伯雨《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以张氏日记为主，逐一揭示他所知的商务印书馆故实，其中就专门提到八叔高蕴琴将家藏《兰亭序》三种借予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并称：

蕴琴先生所藏的兰亭有二百二十四种，吴昌硕、徐星洲、童大年均为刻“二百二十有四兰亭”朱文、白文印。《日记》中所云《兰亭三种》，盖指南宋丞相游似所藏的兰亭帖，金石家称游相本。

这三种《兰亭》分别是宣城本、王沇本、玉泉本。影印本封面题签出于吴昌硕之手。清代广东地区收藏家，乾嘉以降，著名者如吴荣光筠清馆所藏《兰亭》，以干支编成二十二册，每帖均钤“一百三十有三兰亭室”印记。孔广陶岳雪楼获得筠清馆故物后，又续收数十种，加钤“百七十二兰亭馆”印记。到晚晴潘仕成海山仙馆，曾据家藏十六种汇刻为《兰亭集帖》四卷。高蕴琴聚集吴、孔、潘三家旧藏，多方访求，数量突破二百种，达到二百二十四种，于是用“二百二十有四兰亭室”印。玉笥山楼的《兰亭》专题收藏，无疑可与清人桂馥、吴云等相媲美。

商务印书馆向高氏借印拓本四种，《兰亭》之外，据高伯雨推断，应该是宋拓《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曾经曹溶、张远、宋葆淳、法式善等递藏，后有高蕴琴跋语：

此记前人少著录，始见于《金薤琳琅》，而无撰书人名，岂其偶尔忘失耶？惟录文完具，此则尚有数字磨泐，不知都氏所据同是此本否。此为海内孤本，不容有二。曹倦圃称其能尽笔势，信然，而婉润在欧书尤难得。大体取法《乐毅》，清劲是其本能，乃合成异采，殊令人爱玩不已。戊午八月十一日，隐岑记于游沪之前一日。

戊午为1918年，是此拓本从顺德卢氏转归高氏玉笥山楼的第二年。在《听雨楼随笔》中，高氏专门用《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记〉》一篇，记述此拓本在玉笥山楼收藏二十七年（1917-1944）及后来的流转情况。据他回忆，罗原觉告诉他，此跋文字与书写，实际上都由崔百越代笔。

1944年11月，在原拓本从玉笥山楼流出数月之后，马一浮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临写一过，并作《〈隋江夏县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临本跋》，认为此本出于后人翻刻：

是刻明都穆《金薤琳琅》著录，无撰书人姓名，乃系原拓。世所传拓本，有“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撰并书”题名一行者，翻刻本也。按隋刻诸碑志，犹不出撰书人姓名，此例唐始有之。欧在隋为太常博士，入唐至贞观初始官太子率更令，《新》《旧唐书·儒学传》可证。安有大业时署此官之理？必系后人审其为欧书，乃据他碑摹刻，增入此行，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此为翻刻显证，然故是欧书无疑。予所见珂罗版本，清初闽人张天涯（远）所藏，有曹秋岳跋。嘉庆时归宋芝山（葆淳），以赠法时帆（式善），又有高蕴琴、俞承修二家收藏印、跋，皆盛以宋拓孤本相夸，不知其为翻刻也。借临一过，为志其所出如此。

类似的怀疑，早在1926年，谭延闿、徐崇立就已提出，见徐氏《瓻翁题跋》卷四《隋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跋》。此拓本最近一次现身，是在两千年的中国嘉德春拍上，可惜彼时高伯雨已去世八年之久，否则必会再次感叹玉笥山楼旧物“复回国中”。

高蕴琴玉笥山楼所藏古籍，有一部分得自丁日昌的持静斋。为人熟知的则是晚清广东籍学者陈澧（字兰甫，1810-1882）的著作手稿数百册散入广州书肆，其中四分之三经罗原觉介绍，由高蕴琴购得，携回香港，借利希慎的利园，请何翙高、邓尔雅、崔百越、蔡哲夫等分部编校、誊清，后此项工作因利氏去世而中辍。陈氏原稿在高蕴琴身后，经古直之手，转归北平图书馆。誊抄稿数百册，经邓尔雅之手，捐存岭南大学，现存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玉笥山楼其余藏书，分别归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如清乾隆刻本《十七史商榷》，有“高学濂鉨”、“玉笥山楼藏书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如清初钱人麟《东林别乘》抄本，有“玉笥山楼藏书印”）等处，市肆间亦有之，高伯雨曾购得其叔用印百余枚，后由于家境窘困，仍不免忍痛易米。

今年春节前，津门冯君以《续古逸丛书》零种一册相让。上元灯节后，趁友人谭君过苏之便托他带到，方获仔细翻看。此《汉官仪》三卷，系民国十年（1921）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朱翼庵六唐人集斋所藏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影印，原本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影本并无奇特之处。让人在意的是书中有四枚藏书印，若“岭东高氏玉笥山楼图书”朱文方印、“玉笥山楼藏书印”朱文长印、“学濂印信”白文方印等，可见曾是高蕴琴旧藏，何其幸运，竟到寒斋。为此重读《听雨楼随笔》中高伯雨回忆家事各篇，提到玉笥山楼时，不免倍感亲切。

录入编辑：王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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