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教授的所有成就：杨振宁100岁 院士葛墨林 小事情

杨振宁教授的所有成就：杨振宁100岁 院士葛墨林 小事情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与杨振宁先生合影第三件事，孙昌璞院士是杨先生和我在中国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个书稿，《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是他在做博士时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审阅过书稿，认为应该出版。当年要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应该要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就放下了。现在作为给杨先生的一份献礼，高教出版社来出这本书。杨先生也要去书稿，亲自过了一遍，并写了一则很短的序，大意是说葛墨林、孙昌璞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研究风格和他很接近，此书可以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教材。坦率地说，现在真正懂“杨-米尔斯场”，又全部算过一遍的人没有几个，孙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请自己的学生重新算了一遍。 《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我只能做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岁了，右眼不行，黄斑变性。有时候也是羡慕杨先生的身体，他100岁了，还能够拄着拐杖在清华园里行走，自己能

《我知道的杨振宁》书封 商务印书馆

杨振宁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仍通过床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欧洲非常有名的科技类出版社Springer，他们准备要出一本庆祝杨先生100岁寿辰的书，我估计10月份不一定能出得来，欧洲那边出书程序太复杂。书是我跟英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合编的，题目叫做《物理和数学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t CN Yang 100）。书中将收录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文章，还有很多著名数学家的文章。国内也有三位顶级科学家为此撰文：中国高温超导的最高奖获得者赵忠贤先生；在量子通信、量子技术方面让中国领先世界的潘建伟先生，潘先生跟杨先生也有过很多交流；最后就是薛其坤先生，他带领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梦之队”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两年前，我就开始准备杨先生的100岁献礼。杨先生是国际大师，我们一定要请国际权威人士（来撰稿）。这里面也有遗憾，当初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会长阿蒂亚爵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戴森，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提起戴森，无人不晓。这三位过去经常来南开大学数学所（现陈省身数学所）开会，我跟他们很熟，他们是杨先生的好朋友，都答应了要写文章。结果到了去年，纷纷过世了……后来就把他们的相片放在了书的后面。这是第二件事，Springer要出的书。

第三件事，孙昌璞院士是杨先生和我在中国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个书稿，《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是他在做博士时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审阅过书稿，认为应该出版。当年要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应该要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就放下了。现在作为给杨先生的一份献礼，高教出版社来出这本书。杨先生也要去书稿，亲自过了一遍，并写了一则很短的序，大意是说葛墨林、孙昌璞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研究风格和他很接近，此书可以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教材。坦率地说，现在真正懂“杨-米尔斯场”，又全部算过一遍的人没有几个，孙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请自己的学生重新算了一遍。

《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只能做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岁了，右眼不行，黄斑变性。有时候也是羡慕杨先生的身体，他100岁了，还能够拄着拐杖在清华园里行走，自己能够行动，这对老人而言是很难得的。而且他所有的讲话，从来不需要别人起草，全部是自己写。他讲话的特点是讲出来就是一篇文章，不用改，一气呵成。他95岁的时候，天津市政府为他举办了欢迎晚会，他即席讲话，完全不打磕绊。

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

咱们做采访，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什么。（针对记者采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到咱们军队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咱们当年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兰州大学，跟随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年的改进工作，现在想来是挺危险的。在兰州大学4楼的那个教室里面，靠着一面墙全是炸药，最危险是焊雷管的时候。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在教室里抽了支烟。那时候乱，我们物理楼也没人看门，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时候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药箱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白天做军工研究，还得参加劳动，晚上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眼睛搞坏了。现在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他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学校作报告，就是在物理楼一楼的大教室，那时炸药还在呢！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次回国（他之前已经多次回国），但这次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物理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文革”刚刚结束，他的到来，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物理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卓识向党中央建议要重视基础物理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物理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

在那之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该加强同美国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物理。为什么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物理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美国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恐怕就很难办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英文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现在不是唱高调，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当年下放农村，我在甘肃农村真切地见过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太苦了。穷困到那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公粮。专业课的考试是在兰州大学，我记得这些学生里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困的。有一位学生从延安来，9月份还穿着棉裤，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兰州大学有一位教外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她在伦敦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幸亏有她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语。

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邓小平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演讲，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时候是比较耿直的。2015年，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来，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美国餐馆打工，后来也就做个账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在美国南加州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

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人也感觉十分好奇和新鲜。我并不是第一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拨，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当年走出国门完全没有经验，老伴儿怕我在美国做饭没有菜刀，就偷偷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把，我也没注意，一直背着。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飞纽约的时候，我才发现，就主动同机场安检人员说。法国人非常友好，看我们是中国人，就把安检的开关关了，让我顺利通过。

后来和杨先生、杜致礼师母熟悉了，有一次他们开车带我兜风。老两口可有意思了，当时是师母开车，杨先生就催她开快点。师母一撇嘴，“我的开车经验比你多，不要你来教我。”杨先生听了也觉得师母说话在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出去，路上聊到美国文化，我就斗胆问了一句，是不是美国人都比较随便？师母告诉我并不都是这样，很多美国家庭笃信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严谨的。

杨先生和师母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真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这首歌，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