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秀才造反（觉醒年代一个秀才造反）
历史上秀才造反（觉醒年代一个秀才造反）翻开史书，老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记载，数不胜数；元灭宋，清灭明……外族入侵中原也不是一次两次。但民不聊生、国难当头的年代，多了去了。这些“秀才”为什么要“造反”呢？有人说，这是民不聊生、政府腐败、国难当头之下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要爱国，要救国，必须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造反，冲破旧藩篱，打破旧传统，创造自由和民主的新世界。
以前的统治者，害怕的是农民起义。
到了民国时期，农民安分了，秀才却“造反”了。
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个“运动”，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是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和庇护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这些“秀才”为什么要“造反”呢？
有人说，这是民不聊生、政府腐败、国难当头之下知识分子的觉醒。
他们要爱国，要救国，必须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造反，冲破旧藩篱，打破旧传统，创造自由和民主的新世界。
但民不聊生、国难当头的年代，多了去了。
翻开史书，老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记载，数不胜数；元灭宋，清灭明……外族入侵中原也不是一次两次。
为什么那时秀才不造反？
所以归根结底，民国的秀才之所以要“造反”，是因为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失去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渠道，原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松动和瓦解。
当然，上升渠道也不是全然没有。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表演讲时就说：很多人上北大，是抱着当官发财的思想，想以此为捷径，等文凭一到手，就可以“活动于社会”。
所谓“活动于社会”，最好的出路，无非是进入北洋政府的统治秩序之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蔡元培对此风气狠批了一通，并强调，北大是应该是出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地方，不是某些人的进身之阶。
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识分子，都不想做官。
为什么不想做官呢？
因为北洋政府实在不像话。
从1912年正式建立民国到1917年，短短六年时间，就搞了两次复辟：
一次是袁世凯称帝，一次是张勋复辟。
到底是搞帝制，还是搞共和，统治者自己都稀里糊涂，你让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而且自从1915年袁世凯病逝，北洋政府就分成了几个派系，形成割据局面。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又在广州成立南方军政府，目的是打倒北洋政府的“假共和”。
全国上下，乱得简直像一锅粥。
知识分子是一个“一根筋”“认死理”的群体，他们不像商人和政客那么会变通。
他们想寻找一个确切的阶级身份却不得，那就只能重构阶级身份了。或者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构想，开始出现根本的分野。
“共识时代”，结束了。
这就是“秀才造反”的社会根源。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那是还没把他们逼急，只要是逼急了，且时机成熟，甭管他是农民、秀才，还是工人，造起反来都可能摧枯拉朽。
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讲的就是这么个“秀才造反”的故事。
《觉醒年代》这个剧，虽然是为了庆祝我党建党一百周年而推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部难得的良心剧。
豆瓣上前两天还是9.1分，现在已经9.2了。
这部剧，讲的就是一百年前，在内忧外患之下，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知识分子在理念和道路的选择上，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分歧。
帝制，还是共和？
改良，还是革命？
向欧美学习，还是向俄国学习？
大家都在摸索之中，而且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讲江湖纷争，讲女人宫斗的电视剧，我们都出过不少精品。但讲知识分子吵架的剧，却少得可怜，《觉醒年代》，算是补了一个缺。
知识分子吵得最凶，也吵得最精彩的，无非是两个年代：
一个是春秋，一个是民国。
这两个时期都面临着中华文明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
既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这部剧并没有在这群知识分子之间刻意分出正派、邪派。
而是大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该吵架吵架，该握手握手。
总体而言，他们分成了两大派：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辜鸿铭为代表的守旧派。
但这两派，内部也不统一。
在守旧派内部，有保皇党，也有共和党。
在革新派内部，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有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有人走精英路线，有人走群众路线；有人局限于思想革命，有人兼搞政治革命。
他们谁是谁非？
电视剧没有明说，就像陈独秀对胡适说的那样：
功过是非，交给历史评判吧。
陈独秀，毫无疑问是这部剧的第一主角。
他不仅创办了《新青年》，还聚集了一大批革新派的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旗手。
在当时很多知识青年的眼里，陈独秀就是他们精神上的“爸爸”。
正是因为此，蔡元培才三顾茅庐，把他请到了北大，去当文科学长。
这个“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整个文科的学科带头人。
陈独秀17岁中秀才，曾反过清，也讨过袁（袁世凯），但他干过的最惊天动地的事，还是这两件：
一是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
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所以他确实最有资格当此剧的第一主角。
这部剧的第二主角，是李大钊。
在学界有一个词，叫 “南陈北李”。
“陈”自然是指安徽人陈独秀，“李”则是指河北人李大钊。
这两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1921年，两人还“相约建党”，所以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但这两个人，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而且是异多于同。
除了满脑子救国救民的念想，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是两个路数的人。
陈独秀是个生性激烈的人。
文人的“温柔敦厚”，他一点没学会；文人的耿介，倒一点没少。
比如，他给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取了个外号，叫“礼义廉”，别人问他为啥？
他回答：
“礼义廉耻，无耻啊！”
再比如，初见同盟会元老邹永成，对方给他让路，他毫不领情。旁人提醒他：“此人是邹永成将军，你居然不认识？”
陈独秀说：“不认识，我向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
当旁人介绍说，邹永成不是一般人，之前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时，他深感民主共和将成泡影，于是留下绝命诗一首，后跳入黄浦江自杀，最后幸得渔民救起。
陈独秀却来了一句：
“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
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
陈独秀就是这么个人，心直口快，经常搞得别人下不了台。
而李大钊，却能让人如沐春风。
口快他的个性，就像他那个土得掉渣的小名——“憨坨”。
外表憨实，信仰坚定如秤砣。虽然家里也没几个钱，却天天救济学生和穷人。
在那个时代，陈独秀和李大钊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
不同的是，陈独秀走的是精英路线，而李大钊走的是群众路线。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提出了一句口号——“二十年不谈政治”。
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先改造国人的思想。
而且他毕生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也是一种空想。
李大钊不一样。
多次深入劳苦大众后，他发现，纯粹的思想革命救不了中国，要想救国救民，就一定要涉及政治，而且至死他都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所以张勋复辟后，当陈独秀还在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思想启蒙，李大钊已经冒死站上街头，通过引导舆论来直接干预政治。
李大钊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第一人。
早在1918年，五四运动尚未爆发，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高喊“劳工万岁”：
“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
而陈独秀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立场，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在五四运动中，32名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义愤填膺：“国难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李大钊随即响应：“那我陪您一起下地狱！”
此时，陈独秀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变坐而议，为起而行”，但他对暴力革命还是持排斥态度：“守常（李大钊）说俄国的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可不可以用民主？”
可以说，陈独秀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和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两人的结局，依然大相径庭。
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李大钊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
而陈独秀在建党后并不顺利，并且因为理念的差异，他最终被开除党籍。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友人胡适曾对他有句评语——“终身反对派。”
事实上，陈独秀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李大钊更契合后来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才是两人根本的分野。
所以“憨砣”先生虽然英年早逝，却能“泽被后世”；而“终身反对派”先生，则“祸及子孙”。
两人虽并称“南陈北李”，其实不仅殊途，而且不同归。
两位革命者，一个悲壮，一个悲情。
蔡元培应该算是这部剧的第三主角。
如果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么，蔡元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守护者。
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此时，他已年近五旬，在那一批革新派文人中，算是“大哥”级的人物。
他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原本走的是中规中矩的明清文人之路，后来却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并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当年也正是他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
直至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遂辞职。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立即想到了在上海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这两人曾一起做过炸药，搞过革命，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情谊，而且他极为看中陈独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断然拒绝，说他放不下上海的《新青年》。
蔡元培回去想了想，之后又跑去找陈独秀，说可以将《新青年》搬进北大，把北大当成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讲堂。
陈独秀这才欣然去北大赴任。
无论对陈独秀个人，还是对新文化运动而言，这都是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一者，搬到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新青年》才有了立足北京，放眼全国的宏大格局；
二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北大才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先后被蔡元培请进了北大，后来又在北大孕育出了五四运动；
三者，也正是因为有蔡元培和北大的庇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才得以多次脱险。
而这些，都离不开蔡元培的筹谋和奔走。
蔡元培是个文人，也是个教育家，但在那批知识分子中，他最具政治智慧，也最懂得如何与政府周旋。
1917年，张勋复辟后派兵围攻北大，声称要逮捕李大钊等人。蔡元培大怒：
“现在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
陈独秀觉得张勋复辟就是场闹剧，大可不必理会。
蔡元培露出狡黠一笑：
“政治它是门大学问，既然辫子军注定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为我们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
陈独秀听完，直夸他是狡猾的老兔子。
陈独秀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政治谋略远不如蔡元培，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当陈独秀、李大钊冲锋在前，而蔡元培是保护在后。
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撇不开蔡元培。
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让给日本。当时陆征祥等中国代表团一致决定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但段祺瑞又命令他们签字。
陆征祥自知无颜面对国人，但也无能为力，于是向当时的外交总长汪大燮求救。
此时，汪大燮想到了蔡元培。
蔡元培义不容辞地说：“我乃一介书生，您说，我能做什么？”
汪大燮说：“你能，你背后有北大，北大背后有中国，只要四万万同胞一条心，中国就不会亡！”
之后，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商讨，一起策划学生的示威游行，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这场发端于北大的学生运动，最后演变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全国性运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毫无疑问，蔡元培属于革新一派。
但身为北大校长，他并没有打压和排挤异见者。
所以，北大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标杆，但在北大内部，并没有一边倒，而同时存在两大对立的阵营：革新派和守旧派。
革新派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而守旧派，则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旧式文人。
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他十岁求学欧洲，精通9种语言，手握文学、哲学、历史、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翻译了众多中国的经典古籍，曾和泰戈尔共同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交往的也都是托尔斯泰、毛姆、芥川龙之介这样的世界文豪。
因为性格乖张，被称为「清末怪杰」。
蔡元培对他的评价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
而他对蔡元培的评价是——“放眼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我辜鸿铭。我这个保皇党只听两个人的使唤，一个是皇上，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
听听这语气，就知道此人是何等乖张。
当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台上演讲，辜鸿铭就在台下刁难他：“请问陈先生毕业于哪所大学？在哪个专业有所研究？”
陈独秀虽然是新文化的旗手，但并没有什么学术背景，他只能如实回答：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过，但没毕业，也没有专修过哪门学问。
辜鸿铭遂质问：“那你凭什么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
以陈独秀激烈的性格，肯定是要应战的，于是和辜鸿铭约战小操场，后来被蔡元培给拦下了。
胡适去北大赴任，辜鸿铭也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在开学典礼上，新入职的胡适上台发表演讲，一开场，他用英语引用了古希腊经典《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
“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
辜鸿铭立马站起来，用希腊语引用了《荷马史诗》中的另一句话完全，不懂希腊语的胡适听得一愣一愣。
辜鸿铭得意地说：“这才是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
胡博士不懂希腊语，用英语朗读希腊的古诗，情有可原，但是，朗读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
然后他用纯正的英式英语重读了一遍“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
不过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虽然博士文凭还没到手，学术功底也和辜鸿铭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脑子很好使。
他不失风度地说，他引用这句话，不在乎他是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他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
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
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一个旧中国，一个旧文化的宣言。”
在北大内部，这样的交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没有蔡元培，早就糊成一锅粥了。
蔡元培一方面支持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大学是搞学术的，而不是搞政治的地方。
所以当辜鸿铭因参与张勋复辟，被学生要求逐出北大。蔡元培却设法保护这个大儒：
“有证据吗？
难道因为守着传统思想，
就不能有一个容身之地？”
辜鸿铭得知后，对蔡元培感激涕零：“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我辜鸿铭拳拳爱国之心，东西南北，只有你蔡公知我也。”
辜鸿铭虽然是个复古派，是个保皇党，始终留着个长辫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爱国。
只不过，他不认为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中国，用他的话说：
“辫子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只要你们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根辫子，只不过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辜鸿铭虽然是个顽固的保皇派，却从不失文人气节。
和流氓政治家比起来，他是“保皇派中的清流”。
蔡元培和辜鸿铭，他们算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敌”，却惺惺相惜。
他们一个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个从现代走向古典；一个装作很清醒，一个干脆坦坦荡荡地糊里糊涂。
两人也是殊途，且不同归。
04鲁迅VS胡适殊途且不同归的，还有鲁迅和胡适。
为什么要把这两人放一块讲呢？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同一种气质：疏离感。
他们对时代，对人性，是迟疑的，所以没有李大钊式的“纯粹和激情”。
他们绝不会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鲁迅是怕当他“引刀成一快”，吃瓜群众却在一旁叫好：
“哎呀，这刀法远不如大清啊！”
“是啊，这刀啊，也不如戊戌年间的刀快了。”
“那是没喷酒，黄酒配钢刀，砍头如切糕啊！”
胡适则是觉得，与其“高谈主义”，不如“研究问题”。
既然没有对“主义”的 信仰，哪来“引刀成一快”的决绝？
所以，五四运动中，当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聚在一起慷慨陈词：“国难当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时，鲁迅和胡适一般是不说话的。
难道“纯粹”且充满“革命激情”的李大钊，就没有过迟疑？
当然也是有过的。
比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我们值得为其奋斗的民国吗？这还是徐锡麟、秋瑾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共和吗？你不觉得这个国家很荒唐吗？”
但这种迟疑很快就会被他自己消化掉，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纯粹与激情”：
“如果一个国家，强权压倒了公理，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到核心利益，而人民的意愿不能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行使民主的权利。
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话听得人落泪，但鲁迅和胡适绝不会说。
李大钊是绝顶赤诚。而鲁迅和胡适是绝顶聪明，总是带着质疑和迟疑。
比如说鲁迅吧。
钱玄同曾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参与新文化运动。
鲁迅却表示，他现在只干三件事，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总之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他还提出了著名的“铁窗理论”：
“假如有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那几个较为清醒的少数者，他们要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以为你对得起他们吗？”
意思是，他觉得搞思想启蒙，没意义。
实际上，自始至终，他对社会改良和革命都持悲观态度。
鲁迅看人的眼光，也很毒。
对于陈独秀和胡适，他是这么评价的：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独秀是外面竖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胡适是紧紧关着门，门上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可能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正因为犀利深邃，所以他给人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
胡适和鲁迅不一样。
胡适也绝顶聪明，但他永远笑眯着眼，看起来似乎敦厚一些，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杀伤力。
一次，胡适就白话文运动和守旧派的国学大师黄侃论战。
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形象生动活泼。黄侃却说，文言文比白话文精炼，发电报更省钱，黄侃还举了个例子：
“就比如，你妻子死了，你朋友给你发电报，用白话文说是‘你妻子死了，请赶快回来’。但用文言文只需四个字——‘妻死速归’。”
大家都替胡适捏了一把汗，觉得这回胡适是输定了。不料，胡适却笑眯眯地说：
“那是黄侃先生还不大会使用白话文。
前段时间，我朋友给我发电报，推荐我一个职位，我拒绝了，请问黄侃先生，如果用文言文，这份拒绝的电报该怎么写？”
黄侃回答了12个字：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结果胡适用白话文却只说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鲁迅、胡适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还体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
胡适一直反对《新青年》评论时事，因为他觉得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而《新青年》应该是个严肃而纯粹的学术刊物。
当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为工人做了一期专刊，他质问李大钊：
“堂堂《新青年》，为不识字的工人做了一期专刊；堂堂《新青年》，里面讲的竟然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堂堂《新青年》，还讲不讲学术品位了？”
三句“堂堂《新青年》……”，足以表明胡适对政治的态度。
鲁迅自然也是厌恶政治的，但他的厌恶带着泥土味儿。而胡适的厌恶，带着贵族范儿和精英范儿。
所以鲁迅的笔下是阿Q，是孔乙己，是祥林嫂，是闰土……
而胡适的笔下，是“两只黄蝴蝶”。
鲁迅和胡适，一个于1936年病逝，一个于1949年远走美国；一个死后成了“民族脊梁”，一个活成了争议人物。
又是殊途，且不同归的两个人。
05写在最后“殊途不同归”，应该是《觉醒年代》这部剧的一个题眼。
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有人坚信不破则不立；有人不让破，也不让立；有人破了不知道该怎么立，立了又不知道该怎么破；有人破了立，立了破，破了继续立……
破不破？怎么破？又怎么立？
这些都是问题，随时会产生分歧。
到底谁对谁错？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百年，但大家还在争论不休。
在春秋战国那次千年之未遇大变革中，儒、墨、法、道各家一起探索了四五百年，后来商鞅在秦国搞变法，但他死后一百年，秦还没有统一六国。又过了一百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中央集权才从根子上灭了“六国”，商鞅的“法治”精神，也得以延绵数千年。
但关于儒墨法道，关于商鞅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何况是区区一百年前的是是非非？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提出“吃人”的概念，专门研究鲁迅的北大学者钱理群，则继续说，还有一种吃人，叫“杀反革命”。
但谁才是“反革命”呢？
非革命的人认为，那些搞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在革命者的眼里，那些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
所以“杀反革命”这一行为很可怕，因为谁才是“反革命”，都是自己定的，说不定庵里的尼姑因为不让阿Q摸她的脸蛋，阿Q也会说庵里的尼姑是“反革命”。
当时的很多文人对“革命”都异常清醒。
比如蔡元培和鲁迅。
蔡元培曾两次引用同一个典故，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次出现在1926年写给胡适的一首诗中——
“杀君马者，道旁儿也。”
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那些在路旁给你鼓掌叫好的人。
而鲁迅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所以他才提醒我们：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
而是教人活的。
PS：本文属于剧评，非严肃历史研究，部分细节源自电视剧《觉醒年代》。
-完-
作者：树上的加西亚
加西亚坐在树上，晃着腿，码着字，看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