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小时候让梨长大以后怎么样了（小时候懂得让梨的孔融）
孔融小时候让梨长大以后怎么样了（小时候懂得让梨的孔融）孔家在汉代自然顺势成为重要的士家大族，孔家子弟因为家学渊源，成为“察举制度”的“重要人才库”。孔子也就这样从华夏世界第一位私塾教师，成为汉朝官方力捧的官方大圣。儒家是在汉儒董仲舒的建议下取得正统地位，而董仲舒对人性的看法其实不在善恶之间打转，而是在强调文化与教化对人的天性的影响。董仲舒也借此提醒君王，天与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不仅君王的作为要仿效“天”的模式，当“天”运行不畅时，君王也要反省自己的作为是否招致了天怒，而这自然隐含了人事的安排。在这前提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主张政府要像“天有四季”一样分成四级，官员也分四等，在考核官员时，也因为官员的能力、品格分为四级，而各级政府官员都有“选贤任能”的权责。这种思想应当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创的“察举”制度衍伸而来的，不过，由于各家各派主张太多，各级官员从地方考察与推举人才时难免会被质疑到底谁说了算，所以还是需要“统一标准”，儒门就在董仲舒的建议
“孔融让梨”的故事因为“二十四孝”的流传在华夏世界一度为人所熟知，然而，但是，被东西文化夹击的现代华人对孔融长大后的兄弟关系其实不太清楚。小孔融懂得让梨给哥哥，那么，孔融长大后又有什么成就呢？
由于孔融既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也是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之首，所以在文士圈的声名极大，而后来杀他的曹操既是宦官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被宦官收养），在历史上又被评为奸雄，文士圈中自然也会流传各式各样关于孔融的小故事，只是曹操不只杀了孔融，还毁了很多孔融的著作，所以，到底孔融为何与曹操不对盘，其实很难理清，连“孔融让梨”的故事也不怎么靠谱。
然而，透过孔融留下的一些言论如“父母无恩论”，我们仍可看出孔融虽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其思想言论却似乎透露一点“反儒家”的思想，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这点，我们也许可以先了解汉代儒家的地位。
儒家是在汉儒董仲舒的建议下取得正统地位，而董仲舒对人性的看法其实不在善恶之间打转，而是在强调文化与教化对人的天性的影响。董仲舒也借此提醒君王，天与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不仅君王的作为要仿效“天”的模式，当“天”运行不畅时，君王也要反省自己的作为是否招致了天怒，而这自然隐含了人事的安排。
在这前提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主张政府要像“天有四季”一样分成四级，官员也分四等，在考核官员时，也因为官员的能力、品格分为四级，而各级政府官员都有“选贤任能”的权责。
这种思想应当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创的“察举”制度衍伸而来的，不过，由于各家各派主张太多，各级官员从地方考察与推举人才时难免会被质疑到底谁说了算，所以还是需要“统一标准”，儒门就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成为“标准教材”。
孔子也就这样从华夏世界第一位私塾教师，成为汉朝官方力捧的官方大圣。
孔家在汉代自然顺势成为重要的士家大族，孔家子弟因为家学渊源，成为“察举制度”的“重要人才库”。
不过，儒家既然成为汉代官员共同的信仰，其利益不免慢慢与汉室绑在一起，慢慢形成特殊的利益团体，左右帝国的政治生态。
这种情况到了东汉时期，就慢慢形成了门阀大族，这些门阀大族既拥有土地、又掌握言论风向，加上掌握“察举”、“征辟”之权，所以、门生、故吏满天下，主导了政治运行的大方向。
只不过，东汉中晚期，在汉和帝时代，外戚与宦官集团兴起，形成与传统世家大族对立的新形势，也让士大夫的势力开始分散到不同机关。其中，自然也有坚持“做自己”的士族子弟，开始结党，针对时局，议论时政。
孔融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士族子弟。
既然与当权的曹操为敌，自然会被流言所攻击，尤其是在曹操取得“月旦评”的许绍认可后，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的曹操算是得到了部分名士的支持。
“清平之奸雄、乱世之英雄” 这是许绍对曹操的点评，据说，许绍在应曹操之求点评后，曹操满意地离去。
曹操自然也想得到“第一世家”孔家的支持，只是孔融的选择却不是支持逐渐掌握权力的曹操，以至博得“不识相”之名。
这般点评自然是针对所谓“孔融害死全家”的“事实”而发的，然而，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式，不免让人忧心助长“逢迎拍马”之风，间接造成士风的堕落与历史观的错乱。
然而，如前所述，孔融既为曹操所杀，作品也多被毁，我们该如何评价孔融呢？
也许，还是从较为重大且可信的事件着手分析会比较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首先，从孔融和其兄的关系谈起。
孔融是四岁让梨给哥哥，到了十三岁时父亲孔宙去世，开始与母亲和哥哥孔褒相依为命，只是到了十六岁时又发生了一件憾事，让哥哥丢了性命，所以有网络文章评道“孔融四岁让了哥哥一只梨，十六岁时哥哥还了他一条命”，同样是指责孔融作风“小白”。
“小白”似乎成了二十一世纪华人网络文章对孔融相当普遍的评语。
然而，在当时的“士人”眼中，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孔融是因为代兄收留了张俭，所以让孔褒丢了性命。而张俭是谁呢？张俭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重要党人”，当时他遭到通缉，四处躲藏，由于他是孔褒的好友，自然也会找孔褒帮忙。张俭上门求救时，孔褒恰好不在家，而十六岁的孔融做主收留了他，只是，后来事情败露，孔融的哥哥孔褒也因此获罪。
更重要的是，孔褒并未因此怪罪孔融收留张俭，而是选择从容赴死，所以，与其说孔融收容张俭是无知犯罪，不如说孔家是支持当时的党人论政的。
那么，孔融又为何要发表“父母无恩论”呢？
其实，这观点早在东汉早期就有大儒王充提出过。在其著作《权衡》中，王充说：“父母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和合，合而生子”。
到了孔融时，他称：“父亲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悉为？譬如物寄缻中，出则离矣！”
这段话很明显地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观念相违背，从小就因“孔子”享有名望的孔融为何说出这么惊人的话？ 难道真是小时候被逼让梨，心有不甘？
从张俭事件看来，他的妈妈和哥哥既然不怪孔融收留了张俭，反而争相认罪，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孔融受到的家庭教育是“礼者，理也”，礼是以天为本，遵理才是尊礼。在这脉络下，他们似乎不会用特别强硬的手段逼四岁的孔融吃小梨。
我们也可检视东汉末年的大环境，猜猜孔融为何要提出“父母无恩论”？
当时，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兴起，吸引了大批流民信众，甚至包括了中阶政府官员，加上佛教已经东传一段时日，令儒教在信仰上的正统地位大受挑战。
儒教自然也要因应情势，提出新的论述，维持门派地位。
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应该也是提醒依靠“家世”，或“孝行”而取得官位者，不要太过张狂、甚至仗父母之势、欺压异己。
此外，孔融反曹操而写的“禁酒论”，应该也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汉代的酒，酒精浓度应该都很低，曹操下令禁酒应该是从“粮食供应”的观点考虑，而不是从“有碍健康”或会“聚众闹事”的观点而禁。
然而，孔融是个文士，除了需要“以酒会友”外，应该也有一定“以酒化敌”的外交手腕，曹操要禁酒，岂不是摆明了准备“来硬的”，身为文人的孔融又岂能不出言反对？
总之，如果不要一开始就以“害了全家”的“罪名”指控孔融，稍稍留心解读孔融少数传世的“断简残篇”，应该还是可以找到孔融看似不羁的特立言行底下的“文士风骨”。
除此之外，孔融为官相当重视清廉，只要看到有控告官吏贪污的信件，就认真调查并严加查办，因此使许多贪官污吏落入法网，所以，孔融并不是只靠家族声名出头，本身也是有一定民意声望支持的。不然，怎能成为建安七子之首？
当然，孔融不仅十六岁时“害了”哥哥送命，最后也因为得罪曹操，在五十六岁时被曹操安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下狱弃市，连带让妻儿也送了性命。孔融被诛，对当时天下文士的影响想必是很大的，也因此衍生出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成语，而儒教既败，汉家失去天下之日也就不远了。
只是，如果抛开汉代以后的三国历史，读史人不免要问，难道在孔融身处的时代，汉室非亡不可吗？
其实未必。当时，北方并无异族作乱，汉帝国的崩解主要是由内而起，如果为政者能够齐心解决内政问题，国祚自然得以绵延。
只不过，帝国的成功需要因缘俱足，失去信仰的帝国终究是要解体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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