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与波斯的崛起（波斯那些事儿我是神）
希腊与波斯的崛起（波斯那些事儿我是神） 1843年春天，一位教士自称是巴布，即通往影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大门和代表。 卡扎尔王朝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无论是乌苏勒派，还是阿赫巴尔派，都受到了一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这些没有获得教权下利益的教士，就对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进行教义创新。 这些教士期待获得更多的支持，以达到与既得利益的教士阶层一样的利益。 在卡扎尔王朝时期，乌苏勒派是主流，而阿赫巴尔派是支流。
销售连载：第九章 我是神！你是？那我们是什么？
波斯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为国教，但在这支派别中，同样有许多不同的支派。
例如，萨非王朝时期，受到统治者青睐的阿赫巴尔派；卡扎尔王朝时期，乌苏勒派则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教权下的教士阶层，有获得统治阶层大力支持的派别，也有没有获得统治阶层支持的派别，同时还有一些教士没有能够成为教权下的利益获得者。
这些没有获得教权下利益的教士，就对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进行教义创新。
这些教士期待获得更多的支持，以达到与既得利益的教士阶层一样的利益。
在卡扎尔王朝时期，乌苏勒派是主流，而阿赫巴尔派是支流。
卡扎尔王朝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无论是乌苏勒派，还是阿赫巴尔派，都受到了一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1843年春天，一位教士自称是巴布，即通往影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大门和代表。
这位教士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幻觉，聚集了十八位门徒。
1844年7月，这位教士和十八位门徒走向广阔的天地，去传播自己的教义。
我们称这位教士所提出的教义为巴布教，其教义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的谢赫派有渊源。
谢赫派是一名叫谢赫的教士所创立，这位教士认为，真正的宗教教义是通过梦境来同历代伊玛目进行沟通。
在学习教义的问题上，谢赫认为，教义不能够以程序化的方式来灌输，而应该以直觉和心灵感应来理解教义。
谢赫派同现有的派别不同之处在于，其更加的注重神秘主义。
但是，这种靠做梦和心灵感应的方式，很难被教权各派别所接受。
教士阶层是一个以家族血缘传承的阶层，即重要的教士家族都会把自己的宗教地位传给下一代。
你如果说重要的教士家族都是女儿呢？
教士们一般都有好几个老婆，放心会有男孩子的。
且女儿可以用来同其他重要教士家族联姻，以确保自身家族在宗教阶层中的地位。
这种世代沿袭宗教地位的惯例，使得大多数教士没有获得更高地位的可能。
一些比较善辩的教士、对教义有比较独特理解的教士，会被这些家族以联姻或者师生方式吸纳进去。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教士也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谢赫派和巴布教的出现，就是在宗教阶层中，一些能够看懂宗教是什么东东的教士，以创新教义的方式来获取支持，来提升自身在教士阶层内部地位。
谢赫派和巴布教进行了合作，这是对现有宗教教义体系的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围绕的是谁说了算问题，谁拥有代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解释权。
谢赫去世后，谢赫派大部分信徒加入了巴布教。
巴布教是对现有既得利益的教士阶层的反抗，并且更加关注社会民生。
一位女性徒，自称是穆罕默德之女的化身。
她在公共场合不带头巾面纱，宣传巴布教义，且要求废除现有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教规。
巴布教的出现及壮大，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权力斗争中。
一些对现有王权继承人及教权主流派别不满的势力，支持了巴布教。
巴布教的行动方式比较激进，常常诉诸于暗杀和武装起义，使得全国范围内气氛紧张起来。
1848年7月，巴布被传唤到大不里士，向纳赛尔丁王子和一个高阶宗教委员会阐述自己的教义。
这次审讯，巴布宣称自己是第十二位隐遁的伊玛目。
这种类似于或者比大仙上身更加低级的方式，很难使王权和教权接受。
高阶宗教委员会经过审讯，确认了巴布不明白阿拉伯人逊尼派和其它形式派别的教义。
最后，否定了他的教义，并处决了他。
在这一年，国王穆罕穆德去世了，纳赛尔丁继位了
巴布被处决，带来了巴布教徒疯狂的报复。
1852年，巴布教徒暗杀国王，虽然失败，但可见其决心和能量。
随后，3000名巴布教徒被处死。即便如此，巴布教也没有被消灭。
王权痛恨巴布教，教权也不例外。
王权痛恨的是巴布教不能够服务王权，且对国王进行暗杀；教权痛恨的是巴布教竟敢挑战教权现有的教义体系。
接下来，王权和教权联手，只要教权确认为巴布教徒，王权会立刻处死。
巴布教成为了教权发泄怒火的对象，只要敢于挑战现有教义体系的教士或者信徒，都有可能被确定为巴布教徒。
在遭到王权和教权的双重打压下，巴布教分裂成两派，阿塞利派和巴哈教派。
巴哈教派的教徒，主要以流亡的波斯人和非波斯人为主。
阿塞利派的教徒，伪装成为现有教义体系下的教士或者信徒。
利用隐秘的方式联系，成功的打入了现有教士和行政机构中。
阿塞利派继续反抗卡扎尔王朝，以隐秘的方式进行。
无论在波斯，还是国外，阿塞利派被认为对波斯现代民族和宪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巴布教的事情告一段落，我们来看看新国王纳赛尔丁。
纳赛尔丁继位时的波斯，已经是处于外国势力逐渐从领土入侵，转变为经济干预及内政干预的时期。
内忧外患之下，新国王如何改变这一局面，面临的是旧体制下的权力惯性。
无论是支持王权的官僚阶层，还是教权的教士阶层，都习惯于维护即有的体制，以此来维护自身既得的地位与财富。
这位16岁的新国王纳赛尔丁，任命了自己的监护人埃米尔·卡比尔为首相。
穆罕默德国王能够让埃米尔·卡比尔做王位继承人的监护人，说明的问题是这位监护人有着超越别人的才能。
埃米尔·卡比尔，一个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人，因其在行政机构中的才能受到重用。
其父亲是一名厨师，在波斯这样没有完成君主专制的体制下，能够冒头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埃米尔·卡比尔曾经作为波斯使者的身份出使俄国，就1829年波斯民众卡卡俄国公使馆馆员一事，向沙皇道歉。
彼时的俄国已经完成了君主专制建设，而此时的伊朗依然处于部落王朝国家。
这次出使俄国，使埃米尔·卡比尔有机会了解，俄国的官僚机构运作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埃米尔·卡比尔参与了与奥斯曼签订埃尔祖鲁姆条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也使他了解了奥斯曼作为和波斯同是一种宗教下，奥斯曼是如何由部落国家实现转变的。
这使埃米尔·卡比尔了解了奥斯曼的规范运动，及法律和机构的改良计划。
埃米尔·卡比尔在改良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例如卡扎尔王公部落叛乱、巴布教徒的暴动、土库曼部落的起义，及土库曼部落对俄国海军军港的袭击等问题。
埃米尔·卡比尔作为现行官僚体制下的一员，他所作出的改良是为了维持王权的统治得以延续。
但在这一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由谁来承担便是问题了。
波斯在逐步摆脱部落国家社会形态，这是一种趋势。
尽管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表现形式不同，但是都以各种方式努力摆脱部落国家这一社会形态。
比如，欧洲结束分封部落国家是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展开，后变异成另一种方式，这是分封贵族同新兴势力妥协的结果。
波斯开始进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建设，开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始终没有完成。
原因有两点，第一、是部落势力太过于强大；第二、国王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替代宗教的思想合法性来源。
导致的结果是，国王合法的暴力权受到部落武装的威胁，国王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依靠宗教来授予。
这两点的掣肘，就使得君主专制建设变得反反复复。
在萨非王朝阿巴斯时期，阿巴斯就加强军队的建设，同时使全国范围的行政机构纳入到中央管理，并且收回了税收的权力。
这是从合法暴力权和财政权上做出了改变，但是这种应对方法只是建立起一个雏形，并没有改变波斯部落社会的形态。
后续王朝，在强人执政的时候，部落势力就会蛰伏起来；当国王软弱的时候，部落势力重新抬头。
在这一过程中，王权没有完成对部落的彻底改造，即消除部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区别。
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部落，都会忠诚于自己的部落，而不是自己所处的那个国家。
强大的部落势力，决定了王权必须依靠教权来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在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上，王权也是需要教权来授予这种合法性。
这种王权与部落势力的较量，导致教权的崛起。
教权逐渐形成理论化和家族化的趋势，使强人统治者都不敢向教权挑战。
这种权力的制衡，使得波斯的王权没有能力彻底终结部落社会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