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经旭祖籍在哪里（梁经旭奶妈一家人）

梁经旭祖籍在哪里（梁经旭奶妈一家人）从九大家到奶爸家距离并不远，刚好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台上，其实际距离也不过三五百米，就是出了九大的家门向东走不远，再爬一个小坡坡就到了。但在这坡下要经过一个涝池、一个“羽子濠”。涝池大家都知道，是蓄积雨水的水坑；所谓羽子濠，则是一个有水的芦苇丛，就紧挨在涝池的边上。“羽子”是陕西人对芦苇的称谓，在当时是有很大用途的。一是可以编制芦席，这席铺在炕上就叫炕席，无论春夏秋冬，家家都是在炕席上席炕而卧，只有住四合院的人家才会在炕席上再铺一层褥子或单子。到了夏天，人们还可以把它带到麦场上铺开，卧在席上纳凉。芦席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晾晒粮食和囤粮食。晾晒就不用解释了，在小农经济时家家都用得到。囤粮食就是根据粮食的多少，把几张席子用绳子圈住，把粮食倒进席子囤成的粮食囤子里，过去家家的粮食都是这样储存的。还有就是在旧时代，特别穷的人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用它来当埋葬用具，这种现象在旧戏里或小说中都曾有描述。芦

奶妈一家人

一

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母亲没有奶水，被奶到了咸阳杨家台村一个姓姚人家里，那是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将近岁末时的事。那时奶妈家已经有了大姐粉蓝、哥哥太生、二姐彩芹，我就排在了第四的位置，其后又有了妹妹倩倩、弟弟太荣。

奶爸是家里大哥，名姚凤岐，大概是凤鸣岐山的寓意。农村人注重老大，老大的名字一般都比较讲究，其后的兄弟们就跟着字辈叫了，比如九大就叫姚凤光，其含义就不是很清楚了。奶爸家共有兄弟九人，咸阳人把父亲称为“爸”，却把叔叔都叫“大”（音“达”），在奶爸的后面我还有“八大”、“九大”，但奇怪的是却从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二大”……“七大”。如果说这是门中排行，我却又有“六叔”、“七叔”，但他们都是把奶婆叫婶的，很明显不是一家人。以前对这些我也从没有想过，现在要写这篇文章了，突然觉得这中间的“二大”到“七大”该怎么交代？免不了要在此议论一番。

我跟着奶妈吃奶的时候还处于懵懂，什么记忆都没有留住。断奶后，因为奶婆疼我，她老人家又是跟着小儿子过活的，所以我就一直跟奶婆和九大住在一起。听母亲说过，八大是个盲人，村里人都叫他“瞎子老八”，但他眼睛虽然瞎，却什么都能亲力亲为。也就是，一个盲人，如果自己不强，还能靠谁过活？母亲说，在我小时候八大就整天把我掮在肩上满村转，姚姓一家人也都很放心。不料在一年冬天，他去井口打水，放的是“别辘轳”。“别”这个音，在陕西方言里是乱蹦的意思，这里是指水桶挂上井绳的捏钩后，不是手摇着辘轳把一下一下把水桶降到井底，而是一手扶着辘轳的桶身，放开辘轳把，让辘轳依着水桶的重力自然向井下迅速沉降，辘轳把在下沉旋转时如同一根横着的棍儿乱蹦。这样做一是为了节省打水的时间，当然也显得很潇洒，八大平日就是这样打水的。不料这年冬天太冷，井台上结满了冰，绞上来的水桶在快到井口时，八大脚下一滑，辘轳失去了控制，这时水桶因已打满了水很是沉重，辘轳把在下降时的反转速度比空放别辘轳时“别”得更欢也更有力，一下就把八大打倒并滑进了井里。因为天冷，村里的男人们都窝在家里的炕上吸旱烟，女人们则在做针线，水井附近没有一个人，更没人看见八大掉进井里，他就这样连淹带冻地走了，可怜的八大。虽然我的脑海中没有留下对他的记忆，但他依然是一位爱过我、掮过我、值得我怀念的长辈。

二

杨家台是渭河川道以北，紧挨毕塬并与312国道西邻的一个不大的村落。它之所以名曰为“台”，是因它是渭河川道往北向上的第一个台阶，再往上一阶才是塬。塬是可以横肆伸展的，从这里上了塬，向北望去，周文王、周武王的坟冢就如同金字塔一般在你面前耸立着。咸阳塬再向北伸展，就延展出了泾阳、三原、高陵，这里因有古代的郑国渠、白渠以及近现代的泾惠渠灌溉，自古以来就是关中最为富庶之地，称为关中地区的白菜心。杨家台就是这样一个由平原、台地和塬这三种地貌组合成的村子。杨家台村占地并不大，基本雏形就是沿

着台地和塬地的根部向东西两个方向展开的上下两溜窑洞，然后再从窑门起向前扩展成为的一座座院落。由于台和塬是坐北朝南的，因而院落也就自然地由北向南伸展了。院落确定以后，再在单边盖上厦房。厦房有坐西朝东的，也有坐东朝西的；一般都是两隔壁一家朝东，另一家就朝西。厦房门前的空地就是从窑洞门前走向大门的院落和通道。这种院落形式很像是四合院被一堵墙从院子中间纵向隔开，想想也很别致，大概是保留着封建时代的一种等级划分吧——只有大户人家才可以盖四合院，而老百姓就只能住这种半四合院的院子。走出院子再回首一望，你会看见家家门前都在用土夯的墙面中间特别泥出一片直径约半米见方的很光的圆形墙皮，墙皮的内部边沿是用白土或石灰画的一个极为醒目的大圈。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九大。九大说，这时吓狼的，狼害怕圈，见到这个圈，就不敢进院子了。那时咸阳的晚上还不时会有狼出现，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这种办法是否真的有用，也就信其有吧。

从九大家到奶爸家距离并不远，刚好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台上，其实际距离也不过三五百米，就是出了九大的家门向东走不远，再爬一个小坡坡就到了。但在这坡下要经过一个涝池、一个“羽子濠”。涝池大家都知道，是蓄积雨水的水坑；所谓羽子濠，则是一个有水的芦苇丛，就紧挨在涝池的边上。“羽子”是陕西人对芦苇的称谓，在当时是有很大用途的。一是可以编制芦席，这席铺在炕上就叫炕席，无论春夏秋冬，家家都是在炕席上席炕而卧，只有住四合院的人家才会在炕席上再铺一层褥子或单子。到了夏天，人们还可以把它带到麦场上铺开，卧在席上纳凉。芦席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晾晒粮食和囤粮食。晾晒就不用解释了，在小农经济时家家都用得到。囤粮食就是根据粮食的多少，把几张席子用绳子圈住，把粮食倒进席子囤成的粮食囤子里，过去家家的粮食都是这样储存的。还有就是在旧时代，特别穷的人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用它来当埋葬用具，这种现象在旧戏里或小说中都曾有描述。芦席的第二个作用就是编制“箔子”。“箔子”是用羽子编织的一种大帘子。盖房时，在把椽子固定好以后，就把箔子在椽子表面铺陈好、固定住，再在其上薄施麦笕泥，然后就可以在泥上铺施瓦片了，箔子就充当了连接屋内屋顶和户外瓦片的中间媒介。正因为这样，羽子濠在当时的农村是离不了的。我稍大一点后，有个阶段，睡觉是在九大家，吃饭却是在奶妈家，所以这条路就是我经常来往的线路。有时候在奶妈家吃饭晚了或是玩得晚了，尤其是在冬天天色很黑、路边又没有人的时候，走这条路还是很害怕的。这时我就加快脚步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跑回九大家，往往这时奶婆已经着急得准备叫九大去接我了。

三

我住进九大家时，九大还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但已经有了媳妇，这就是姨。姨是奶婆给九大定的童养媳，从小就长在九大家。那时农村人结婚早，从他们当时还没有完婚来判断，九大当时可能不到二十岁，而姨恐怕也就十五六岁吧。我记忆中的姨是很漂亮的，漂亮而又勤快能干。她除了跟九大一起去地里干农活外，家里的家务基本都是她干了。姨的面食做得很好，蒸馍、烙锅盔、擀长面、打搅团……样样都行。姨打的搅团黄亮黄亮的，打好的搅团先从锅里盛到盆里。姨把“盛”不叫盛，叫“刮”。确实是刮，因为在锅底还会有一层粘在锅底的锅巴。盛搅团时，勺子是从这层锅巴上轻轻刮过，而让锅巴还保留在锅底的，不然带着锅巴的搅团那是没法吃的。搅团有多种吃法。趁热吃就是把搅团盛到各自的碗里后，再浇以浆水、调上辣子，连汤带水一块吃。姨打的搅团吃到口里，又光又筋道，十分爽口。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从锅里把搅团直接盛到竹编的漏筛上，筛子下放一盆凉水，搅团通过筛子就会漏成像蛤蟆骨朵一样的鱼鱼，这样经过冷水冰过的鱼鱼，可以凉调，也可以浇上浆水，吃起来更爽口。一顿吃不了的搅团，也会盛进各种碗盆的容器里晾凉，再吃的时候扣到案上用刀切成小方块，再分到各人的碗里，直接用盐醋辣子拌以浆水菜调着吃。或是再烧几勺浆水汤浇着吃。还有更解馋的呢，姨把搅团盛进盆里后，会立即反转身，用锅铲再在锅巴上的表层轻地铲一遍。姨把锅铲不叫锅铲，叫“铲锅匙”，在铲锅匙的轻铲下，锅巴表层的那种介于搅团和锅巴之间的表皮，会被铲下来，就像是一层层、一条条薄薄的皱皮，姨把它们叫“锅蹴”。锅蹴到了一个小碗里，调一些盐、醋、辣子，就会变成既筋道又好吃的美味。但最后一道才最为精彩，锅蹴完成后，锅巴就在锅里成了紧贴锅底的一层。姨这时会拿一把麦笕放进灶火里，姨并不去拉风箱，麦笕在灶火的余火烘烤下会突然燃起，像一团突然飘起来的红色薄绸，然后又会突然落下，在灶火里保留下的只有微微深红色的麦笕余烬。这时你就会听见锅里的锅巴正发出“熷熷”的声响，不一会，一张完整的圆形锅巴就会从锅底嘭地一声鼓起。姨把这叫“挣锅巴”。这时姨会用铲锅匙把一张完整的锅巴铲出递到我的手里。热乎乎的锅巴松脆爽口，这才是我从姨一开始打

搅团时就期待已久的企盼。这还不算，姨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餈（陕西方言，音ci，意为按住往前搓）麻食。姨不像有些人那样，先把面团搓成一个细长条，然后用手指揪成小疙瘩，一疙瘩、一疙瘩地在案板上餈。她是先把面团擀成一张厚厚的面饼，然后再用刀切成一个个的小方疙瘩，这时你再看，只见姨一双手在案上翻飞，不一会儿一大堆小疙瘩就变成一大堆麻食了。姨的手也很巧，过年时，她会用红纸剪成一个个窗花，贴在白麻纸刚糊过的窗格上。这时，姨已经让九大挑来一担黄土和成泥水，把整个窑洞和房间的墙壁粉刷一过，但见泥水一干，窑洞和房间里即刻变得黄亮黄亮的，即使在晚上昏暗的小油灯下，整个窑里也依然显得活泛明亮。姨剪的窗花有荷花、鸳鸯，牡丹，喜鹊上梅梢等等，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新媳妇播簸箕”，姨不知怎么剪得，那个留着小辫的剪纸小人手中的簸箕竟会在窗格上上下翻飞，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九大的家很穷，我不记得他们家吃过肉。有一年过年，家里连包饺子的麦面都没有，奶婆就用玉米面包。玉米面没有粘性，饺子包了粘不住，奶婆边包边骂，最后还算是勉强捏在了一起，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蒸着吃的，不然下到锅里还不散开了？过年了，总要给孩子压岁钱，有一年九大给我的是一分钱。一分钱面值上的图案是一辆汽车，但我想要一个飞机，并不是因为飞机是二分钱，而是我看着飞机比汽车好看。那时的我还没有花钱的概念，但不管我怎么要还是没有要到。九大家的陈设也十分简陋，好像地上只有一件齐腹的矮柜，炕上还有一个简陋的小炕桌，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家具，日常所需的许多物件都是自制的土得不能再土的器物。比如我平日吃饭，就趴在窑门前用土坯泥就的土台上。脚地和灶房需要坐的地方，放的都是用麦秸杆编制的厚厚的草坯子。许是嫌太低矮，九大不知从哪里捡回一个石柱础，再把草坯子放到上面。九大炕上的枕头就是一块砖，由于用得年久了，青砖都油得发亮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奶婆准备的寿材，放在窑洞的底部又往进深挖的窨子（小窑）里，平常是不让我们见的，有一次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我钻了进去，后来被九大训斥了一顿。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我们却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一到晚上，奶妈家的大姐、大哥、二姐和后来的弟妹，就都会凑到奶婆身边，奶婆的炕上就仿佛是开了一台戏，急得奶婆不停地叫嚷，怕我们把她的炕给跳塌了。

四

下雨或下雪的时候，兄弟姐妹们不来，奶婆就给我唸儿歌。奶婆的儿歌很多，比如：“咪咪猫，上高窑，金蹄蹄，银爪爪（音“早”，即爪子）。上树树，逮雀雀（陕西方音读“巧”，即麻雀，这里泛指各种小鸟）。扑碌碌（音喽lou），都飞了（了，音读liao）。可把老猫气死了。老猫老猫你嫑（音“包”）气，给你娶个花媳妇。花媳妇在灶火偷馍呢，一批耳（耳光）把她搧回去。”等等。儿歌的特征一般来说就是要能抓住儿童的心理娱乐需求，它并不求包含有其他意义。比如说“金蹄蹄，银爪爪”就显得很是可爱，所以只听一遍就都记住了。后来这些儿歌也成了我和村里小朋友们之间的交流内容之一。比如一伙小孩要到谁家去找另一个伙伴，就到人家门前合伙唸：“狗儿花，开门来。叫谁开，叫狗开，狗在河里捞韭菜。韭菜花，飘上来，叫你戴，你不戴，人家带上你可爱（“可”在这里是“又”的意思）。”但有些儿歌却是有其社会内容的。比如我们晚上玩结束了要回家了，就合伙唸的：“回回回，打锣锤。家家屋里藏（陕西方音“藏”唸“强”）个贼。”傍晚，当满天的乌鸦归巢时，我们就会唱“老鸹（音“哇”）老鸹一溜溜，回去给你妈炒豆豆。你一碗，我一碗，把你妈憋死我不管。”当时也不知这些儿歌隐藏着什么意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写一篇题为《二十世纪初，陕西教育界新旧之争》的文章时，查了很多五四前后的报刊。如当时的北京《晨报》，西安的《秦风日报》、《旭报》以及陕西旅京学生会进步组织共进社创办的《共进》杂志等等。偶然在《共进》上看到了“打锣锤”儿歌的出处和成因。原来当时陕军郭坚部下党玉琨驻关中西部时，军纪涣散，欺男霸女，时常入户扰民，动辄打杀人命。所以当地老百姓每次从外面回家时都很戒备，害怕会和正在家中祸害的该军官兵猛然相遇而遭逢尴尬甚至被加害，所以到家前养成了发出必要声响以示告知回避的习惯。这时我才知道了这段儿歌的背景和意义。后来我又在另一资料上看到了“老鸹一溜溜”儿歌的背景和含义。原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蒋、冯、闫大战，不幸的是冯军所驻的西北地盘适逢十八年“糟年景”大灾，粮食十分紧缺。于是军队在民间征粮时遭遇了很大阻力和纠葛。当时冯军士兵穿的是黑色军装，且是组队征粮，于是民间就唱出了这首民歌，以此来控诉和诅咒冯军的暴戾征粮。这些儿歌给了我许多童年的欢乐，也让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民间歌谣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后来我有了孩子，我就又把它们传授给了我的孩子，并希望孩子再传给子孙。

五

奶妈家住的台上，也就是前面说的从九大家往东走三五百米再上一个小斜坡之上的地域。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杨家台。这个台纵深不大，从坡前到塬根，也就二三百米。奶妈家正好就在上坡后直对着的第一家，家门前横向的路就是村里通往312国道的路面。奶妈家比九大家条件要好，门里靠西院墙盖了两间厦子房，往里挨着的是灶火，再往里才是上房。上房是两间连接院子东西两墙的跨间房，西边的只做通往后院窑洞的通道，但这通道内是有楼的，其实就是房梁上搭了层木板，可以从通道搭梯子上去，上面有粮食囤，也放一些其他的农具等。东边的一间才是住人的，这样我们只要坐在东屋的炕上，就能从窗口一眼望见门口来人的进进出出。后院的空间很大，夏天我们就在后院吃饭和纳凉。窑洞很靠后也很浅，已经失去了实际应用的价值，据说是因在早年间发生了坍塌，所以后院才这么大。当时咸阳人把窑洞坍塌不叫塌，而叫“窑笑了”，听起来很有创意，窑洞笑了自然让人想到摇摇晃晃的可怕后果，好在当时家中并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若从奶妈家门前向东延伸，不过十多户人家就到了312国道的边沿。这片台地的特点是越往东，台地越平缓，到312国道时，台地就和台下的渭河川道融为了一体，这里也正好是312国道上塬坡道开始的地方。如若回过头再从奶妈家向西延伸，在越过两三户人家的样子，就是通往塬上的沟道。沟道是塬上自古以来自然排水时冲刷出来老水沟，由于历史深远，形成的沟也很狭长。由于人们上塬的需要，就在沟边沿踩出了一条自然的上塬通道，所以就叫沟道。这条沟道不长，铺到台地时就消失了。我们小时候可以一口气跑着上去，我和粉蓝姐去塬上地里就走的是这条沟道。过了这条沟道再往西走约半里路，又有一条沟道，这条沟道更深更长，直接把杨家台切断，通到台下的渭河川道，生生地把杨家台和西边的另一个村子割断分开。现在再想想这村落为何叫杨家台就更容易明白了。

奶爸平日话不多，但却是庄稼行里的一把好手，合作化后当起了队里的大队长，领着村民起早贪黑地忙活。我最迷恋的是奶爸踅筛子。比如在踅麦子时，随着他持筛子的双手不停地反时针方向摇动，筛子里的细土轻轻飘下时，筛子里的麦粒也会随着筛子旋转的方向转动，但混杂在麦粒里的没有脱干净的麦子和杂物却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而且很快就都会集中到筛子的中心，奶爸会顺手把这些麦粒和杂物一把就抓放到一边的簸箕里。筛干净的麦粒再经过半干半湿的毛巾反复揉擦，就立马变得干干净净，再凉一凉就可以上磨磨粉了。奶爸干了一辈子农活，到八十多岁时因病住了一次医院，医生给他拍了X片，才发现他曾有过肋骨骨折，真不知道他当时什么感觉，他以前可从未对谁提起过。

奶爸和其他做父亲的农村人一样，对孩子都是不多说话的。在家里，奶妈才是具体关心我们的人，但说真心话，在姐妹兄弟之间，奶妈是最疼我的。那个阶段，我每年在寒、暑假两次回到咸阳。一是探望外婆，再就是看望奶妈一家人。每次一进门，奶妈就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拉到灶火里，顺手捋一把麦笕点着火，轻轻拉动风箱，用农村那种铁匠打制的长把铁勺给我炒一个鸡蛋。铁勺比巴掌略大些、浅浅的，奶妈先给勺里倒一点菜油，鸡蛋打开后只轻轻搅动几下，并不打得很散，还保持着蛋黄和蛋清的一定分离。随着铁勺里的油开始冒烟，奶妈会先给油里放一撮葱花，待葱花的香味飘出来了，就“刺啦”一声把打好的鸡蛋倒进去，这时灶里的麦笕火还一直保持着微微的红光，鸡蛋在铁勺里“刺刺”作响，不一会儿就凝成一勺黄是黄、白是白的炒鸡蛋来，看着就令人咽口水。这时弟弟妹妹会闻着味儿跑过来，奶妈会板起脸说：“走、走、走，没你们的事。”然后一边笑着一边看我把鸡蛋吃完。说句老实话，我们家在西安还是生活条件不错的人家，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还从不曾给那个孩子单独炒过一次鸡蛋，只有我每次来看奶妈，在刚进门和最后离家时都可以得到一次这样的待遇，真是天大的幸福。

奶妈姓董，是渭河南岸沣西村人。这也是我把早些年淘出来的记忆和现实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对比考据后才认识到的。记得还没有合作化时期有一年过年，奶爸送奶妈去河南（渭河南岸）回娘家，套起一头大骡子拉的皮轱辘马车，奶妈和我们孩子坐在皮轱辘大车上，一路上很是风光。那时的大车大多还都是木制的轮毂，“皮轱辘”在当时很是时髦，吆着它，类似于在自行车时代突然有人开出了一辆小汽车，很是惹眼的。进了村子，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正好电线杆上的洋戏匣子里唱着“三头黄牛啊，一呀么一匹马，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么笑哈哈……”奶爸就像那个歌中的赶车人一样张开着笑脸。

六

奶妈家的粉蓝大姐对我也很是疼爱，无论下地还是做其他事总喜欢带着我。比如到地里给庄稼除草间苗，这时要戴着草帽，肩上还搭着一个布帕，有时还会带一个小板凳，一边往前锄，一边往前挪着小板凳，并不时用布帕擦擦汗。还有就是给棉花打杈和摘棉花，这是比较累的活，要站立并弯着腰，大姐总是在忙一段时间后，就要站直身子抻抻腰。这时我却不知道给她帮什么忙，只自顾自的地前地后乱跑。也有其他时候，大姐会带我去郊游，我记得有一次她带我去周陵，回来时采了很多蘑菇，在锅里炒着吃，真得很香，今生再也没有尝过那种美味了。从大姐那里，我体会到了勤劳、智慧和关爱。有几十年没见过大姐了，大姐你还好吗？

和大哥太生在一起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就是“打尬”（或是“嘎”）。“打尬”是那时农村特有的一种游戏，“尬”是一根用短木棒削制的中间鼓起、两端尖尖的小玩艺儿。这种游戏主要在冬天玩，这时人闲了下来了，场院也空旷了，田地里的麦苗匍匐在地面也不怕人去踩踏，正是玩打尬最好的时光。打尬玩法是先在场院中摆一块砖头，然后把尬放置在砖头上，再由参赛者轮流依次把尬打出去，看谁打的最远。由于尬是中间鼓两头尖的，所以只要用木棒瞄准尬前端的尖头轻轻打下去，尬就会突然蹦起；这时参赛者需要再抽身抡起木棒瞄准已跳在空中的尬，用尽全力朝前方打去，尬就会飞得很远，其方式类似于打棒球。待尬在远方落下后，负责裁判的裁决师就会快步跑去找到落点，然后用公允标准的步子去丈量尬飞出的距离。若回到与方砖接近但还有空余的距离时，就用捡回来的尬身去量这段较短的距离，最后加在一起，曰多少丈多少尺。这样每人依次比过之后，就会排出名次。这项活动的热闹之处在于每个人的认真对待。有人起手就打不好，由于用力不当，打出的第一棒会使尬偏离方向或飞出很远，待他再赶上去打第二棒时，就会打不到最佳位置，这样当然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有的人第一棒打的还可以，但第二棒积攒了很大的劲，却抡了个空……这就会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再就是尬落地后丈量时，每个参赛者和看热闹的人都会关心裁决师的公允，就一群地跟着、应着声数步子，跑来跑去的十分繁忙热闹。最后，获胜者会有一定的奖励。我那时根本就不会去想这种游戏的根源，现在再去思忖，觉得可能是和古代农村的丈量土地有关，人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熟悉并掌握丈量自己土地的方法的吧。

再就是打秋千。秋千一般是秋收、秋播后空闲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这时天气还会有一点秋老虎的余威，正好借助打秋千来解解暑气。秋千架一般都是临时架的，饲养室有的是粗壮的麻绳。再有一块结实的脚踩板就行了。打秋千讲究比谁打的高，比如看能不能齐梁，也就是跟秋千架的横梁平齐。再就是看谁踩几下能把秋千荡起来。太生哥是这方面的好手，他荡秋千时先把秋千用手向后拽拉到极限，再在把秋千送回时飞身跳上踏板，并把秋千的两根绳索用臂力使劲张开，脚下一蹬，两臂再用力往胸前一收，秋千一下就飞起好高，下面围着的人群立即会响起一片喝彩。打秋千不算竞技游戏，所以大家基本上还都是比较轻松的。在几个高手表演完毕后，就会有一般的男男女女或成双或单个地来踩着玩。最热闹的还是看村里的姑娘们踩，尤其是两人面对面的双人踩。当她们踩动秋千时，两人的长辫子会在空中来回飞舞，这时小伙子们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尖叫，姑娘们下来时则会面红耳赤，赶紧往人群里钻。这样的群体游戏后来逐渐被打篮球等新兴的体育活动所替代，现在再想看到真是不可能了。

太生哥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教了小学，就不再带着我玩了。他突然间像长成了一个大人，开始谋思自己的出路，和其他老师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题，比如什么“市局级、县处级”等等。我听不懂，也听着无趣，就不再打扰他。太生哥在67年前后被招到了西安一家工厂，因其家庭出身贫农，且在农村和小学一直是团支部书记，所以进厂不久就被任命为团委书记。再后来他又调回了咸阳，在一家工厂劳资科担任科长。80年代我也回到了咸阳工作时，到杨家台去看望奶爸、奶妈时，见到了太生哥。这时的太生哥已经和小时候大不相同了。他穿戴严整，面相庄严，和我说话时还是有些让我听不懂的内容。比如他问我：“入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道：“学了真本事了……”言外似乎还另有含义。我感到太生哥更深沉了。

七

上初中后，我就不再像以前每年两个假期都回咸阳了。忽然有一天，我正在学校上课，母亲急乎乎地到学校找我，说让我跟她一起回咸阳，还说学校的假已经请好了。我们立即到火车站买票坐车。到了九大家，门里门外都是人，有人看见我们就说：“赶来了，赶来了。”母亲拉着我从人群中插进窑里，见到奶爸、奶妈、九大、姨和一帮兄弟姐妹都在。奶婆躺在炕上，九大看见我，就扑到炕边冲奶婆说：“妈，你娃来了。”众人把我推到奶婆身边，只见奶婆双眼迷离，似乎看见了我，嘴唇动着，听不出说的是什么，却听见周围的人在说：“就等这（娃）呢，终究赶到了。”母亲把我的手塞给奶婆。奶婆的手冰凉冰凉的，在我的手上摩挲着，眼里流出了一滴泪水。待了一会儿，众人又把我拽出窑洞。只听里边奶爸、奶妈都在说：“妈，娃也来了，你也见上了，你放心走吧。”稍停，就听见窑里一片哭声……在杨家台待了两天，等到奶婆出殡结束，我才和母亲回到西安。再后来，文革、工作，我再到咸阳的机会就少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我调回咸阳工作，这才又和奶妈家联系起来。

我再回到杨家台时，二姐彩芹已经出嫁。妹妹倩倩当年和本村一个青年订婚，妹夫应征入伍后提干，倩倩就随军到了北京。弟弟太荣承包了村里的面粉厂，生产、收入状况都很好。奶妈见我生活窘迫就对我说，还不如到太荣的厂子里干，挣得多。我笑了，想起太荣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粉蓝姐上塬上地里做活，快半晌午时我肚子饿了，闹着要回家。粉蓝姐说你去找太荣。我找来太荣，粉蓝姐问太荣：“你饿不饿？”太荣说：“不饿。”“你吃啥了？”太荣笑而不答。粉蓝姐说：“你看太荣，长大肯定比你强。人家在地里还能饿着？你就不行。”言外之意我听懂了，但我知道自己确实不行。太荣后来当选为杨家台村的村长，给村里群众带来了很好的福利，因此他也当选咸阳市秦都区政协常委。在太荣面前我自愧不如。

我今生最为遗憾的事情就是，奶妈过世时，我没有守在她的身边。这时我已调回西安工作，一次在西安街头偶遇彩琴姐，她告诉我：“妈走了。”奶妈去世时竟没人通知我，这令我十分生气。我赶回到杨家台时，太荣接待了我，并陪我一起去给奶妈上了坟。太荣告诉我：“妈走的时候还说：‘欢欢该上初中了。’”听了这话，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欢欢是我的女儿，奶妈直到临去世时还记着我的孩子，我知道，这是奶妈想我了。我又想起小时候奶妈逗我玩儿说：“我娃长大挣了钱给你妈还是给妈？”我说：“给妈。”奶妈笑了，说：“有我娃这句话妈就高兴了。”我还想起，在我调离咸阳回西安时的前一个晚上，我去杨家台跟奶妈辞行，奶妈拖着行动困难的双腿，到灶火给我烙了一张锅盔，硬让我带上……在奶妈的坟前我想起了很多、很多，这些都是我永久的记忆，也是我会向我的孩子讲述和传承的记忆。奶妈，安息吧！

【作者简介】梁经旭，1949年生人，曾在陇县娘娘庙煤矿、陇县化工厂工作，后调回西安，曾任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办公室主任、常务理事、常务副秘书长、学会会刊《当代图书馆》执行主编。其间多次策划并主持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取得良好效果。1998年被评聘为副研究馆员。从1972年开始在省、市文学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诗歌鉴赏、书刊评论、史事钩沉、陕西新闻史研究等作品，并被新闻出版局报刊审读室聘为报刊审读员，参加北大国学大师周振甫先生主编的《国学基础文库·背诵书系、精解书系》的编著，主持编著《古诗背诵》、《宋词精解》两书；承担陕西社会科学院、西安市方志办主编的《三秦历史文化词典》、《西安通览》等书的撰稿工作。著整理、注译了先父梁午峰先生民国期间的手稿《论语贯读》，撰写了《陕西省图书馆馆史》等学术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