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意义（钱穆的史学观读国史大纲）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意义（钱穆的史学观读国史大纲）1.传统派（记诵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邓之诚、杨树达、何凤孙等人。传统派熟谙典章制度，熟悉前言往行，往往从事校勘辑补。这一派继承了前清中叶以来的学术传统。这一派在近代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 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将中国近代史学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并用这一标准对这三派分别加以评价。“明是明变，便是会通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教、武备、科学、艺术一切以明变；通是会通，当会通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史学生物诸端以求通。家不是专家，不是一人之为家，乃有古今承袭得其传统以生长之为家”。 —— 钱穆：《略 论中国史学》，载《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二、钱穆对近代史学三派的评价
钱穆的史学观——读《国史大纲·引论》
宁静方能致远
一、钱穆的史学观概论
钱穆开篇便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它有三大特点：悠久、无间断、详密。其演变至今必有其传承脉络可循，亦有其变化可求。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国家已往所有的活动就是本国的历史之所在。历史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过去历史活动的探索而生成历史智识。所谓历史智识就是鉴古知今，进而在知今的前提下对当下社会能有改进，这种改进又能对民族文化的成长有所促进。但是这种历史智识的生成是建立在对已往历史所留存下来的史料的解读之上的，如果脱离史料而空谈智识那就是无识无智。所以革新固当知旧，对本国已往历史含有一种温情与敬业必源于对本国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钱穆认为学史致用有两方面，一是为己，二是为人。为己的意思，是自己受用。若不能受用，对自己的休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倘若所学对国家、社会毫无益处，那是玩物丧志。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钱穆认为史学的功能是三位一体，即知真、求通、致用。他对司马迁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解释是：
“明是明变，便是会通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教、武备、科学、艺术一切以明变；通是会通，当会通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史学生物诸端以求通。家不是专家，不是一人之为家，乃有古今承袭得其传统以生长之为家”。
—— 钱穆：《略 论中国史学》，载《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二、钱穆对近代史学三派的评价
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将中国近代史学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并用这一标准对这三派分别加以评价。
1.传统派（记诵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邓之诚、杨树达、何凤孙等人。传统派熟谙典章制度，熟悉前言往行，往往从事校勘辑补。这一派继承了前清中叶以来的学术传统。这一派在近代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
邓之诚
2. 革新派（宣传派），前期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中期代表有陈独秀、钱玄同等人 后期是郭沫若、陶希圣等。革新派发源于清末，是晚清革新之士所提倡，大致可分为三期：首发者重视政治革命，认为中国之病在于政治之专制，对于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以“专制黑暗”抹杀；继起者重在学术思想，认为中国自秦以来的两千年，思想文化停滞没有进步，皆为孔子的儒学所掩盖，皆为老子的道学所麻醉，把当前的社会的病态都归罪于孔子或归罪于老子；认为两千年的思想界，是与专制政体相互应的；更有甚者认为要想一扫中国自秦以来的思想之积弊，莫不如废除文字，改行罗马拼音（钱玄同）。后起者重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改造，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决定作用。
这是近代以来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一派。但是细细探究其治史方法可知，革新派重在革新，治史以为宣传之需要。甚至为宣传而置史料于无视，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测，人为的取舍史料，以为我用，借历史口号而为改革现实的工具，是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是妄言。
梁启超
3.科学派（考订派），代表人物有胡适、傅斯年、顾撷刚等。
科学派顺应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潮流而发起的。和传统派一样重视史料，但强调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治史。这一派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为指导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进而占据了史学主流的科学主义史学范式逐渐确立，胡适、傅斯年、顾撷刚也成为所谓科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但可惜的是胡适只注重了求证而忽视了实用。钱穆是由中学教员进入北平的主流学术圈的，他那篇暴得大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考证文章，此文得到了胡适、傅斯年、顾撷刚的认可，并认为其所用者也是科学的研究，由此引为同道中人。但钱穆显然不以科学考订自限。他当然承认考证的重要性，但更加强调通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
“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当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之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
所以，以史学的明道、求真、致用为功能来考察，科学派的考订只是求真的范畴，最多为以后的致用提供资材。
科学派的考订震于科学的美名，往往割裂历史，追究局部，虽崇尚实证，号客观，然既无益于全史的考察，也无益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成绩，与传统派相比，不如传统派博广，但是比传统派要精密，但是归根结底与传统派一样与现实无意义。所以钱穆斥为琐碎，认为其失去了史学的人文精神，是“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于先民文化精神，漠视然无所用其情”。
三、钱穆基于史观对国史的认识
总结其史观可见：钱穆在史学的三大功能即知真、求通、致用的认知下，认为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特性是由一国家民族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治史必需要从本国的历史材料出发，寻找推动本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的文化之源，本国的民族文化之特性，能让国民对我国家民族的文化演进真相有明白的认识，即为明道而求真；进而探寻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有志于改革现实的人士提供参考即为致用。
而断不能如传统派一样，沉缅于故纸堆中只为己有用，无意于民族国家；也不能如科学派那样打着科学的旗号，号称客观实证，但对于全史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只是追究局部，这样容易造成对历史的割裂，是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于民族文化的演进，于现实的改进同样毫无意义；更不能如革新派那样，为宣传革新之目的，无视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来人为的取舍材料，甚至以西方的观点、优势来反观中国，把现今的一切问题症结归罪于古人，谓之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进步无演变。
钱穆的《国史大纲》要做的就是既要用科学实证的态度来探究历史之演变与传承，也要有革新的态度来寻现实弊症之由来，以为现实改进提供真知卓见的历史智识。学史致用，既要为己有用也要为国家民族有益；学史固当知真，也当求通，更应致用。
钱穆的这种治学观念对于当今的高中历史教学有很重要的启发。今年的高考文综卷42题以《国史大纲》的前言作为材料，考察学生对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认知，可见钱穆的这种史学观念已为国家主流史学界所认可。反过来看，以此为指导，引导学的在学历史的过程中持这种对历史的认知，不仅对于史学核心素养的提升有益，更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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