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骂人（鲁迅骂人是为了惊醒国人）

鲁迅论骂人（鲁迅骂人是为了惊醒国人）第五是社会责任感因素。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4页）鲁迅还举了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之所以能够推广开来，就是因为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文字废掉中国字的例子作为说明。矫枉须过正，为了治病，有时未免下药有些猛。所以鲁迅有时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把话说到耸人听闻的地步：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也好，说“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也好，劝青年“不看中国书”也好，都不是丑化，都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鲁迅“骂”名卓著，但他并不是为了用“骂”引来侧目、引来争议、引来围观，而是要惊醒沉睡的国人。第四是家庭变故因素。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而下狱，随后父亲重病，接连的变故导致家道中落。人与

｜郭玉斌

鲁迅骂中医、骂中国书、骂……导致“鲁迅爱骂人”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儿。鲁迅骂人那是空前绝后出了名的，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于自己，仿佛鲁迅是因“骂”而闻名，因“骂”而不朽；于他人，无名小卒被鲁迅一骂而出名，略具微名者被鲁迅一骂而如雷贯耳，鼎鼎大名者被鲁迅一骂而永垂不朽。所以历史地看，被鲁迅骂是一种“幸运”，获此“殊荣”者很多，以至于有学者专门出了一本书，就叫《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鲁迅骂人很高调，他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将其作为文章的标题，唯恐天下不知；他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对其抛妻弃子的行为很不齿；他骂徐志摩“无病呻吟”，表示不喜欢他的诗……鲁迅的骂是“高级黑”的“反向操作”，即使造神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今天不再神话鲁迅了，但鲁迅仍然堪称“骂神”！

尽管鲁迅宣称：“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第464页）“最高的蔑视是无言”（《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620页），但他执行得并不好。那么，鲁迅为何爱骂人呢？也就是说，他偏激的性情是怎么养成的呢？我看大致有这么几方面因素：

第一是历史文化因素。早在春秋末年，鲁迅故里绍兴就出现了大越城，秦嬴政时改称“会稽”。鲁迅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致黄苹荪》，《鲁迅全集》第14卷第24页）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打败吴国，终成霸业，以至于蒲松龄为自己写下励志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掘墓鞭尸都是吴越历史上有名的复仇事件。鲁迅称自己“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杂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36页），他甚至在病逝前一个半月写的文章中立下七条遗嘱，最后一条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接着强调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一般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鲁迅很决绝，他的复仇欲至死不渝。

第二是地域文化因素。唐代浙江就以钱塘江（旧称“浙江”）为界分为东西两片，即“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相应地也就逐渐形成了浙东文化与浙西文化。这两种文化是有很大区隔的：“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三，第19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确实如此，比如浙东之雁荡，山虽不高却奇绝；再比如浙西之杭州西湖，林升的一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题临安邸》），极尽绮丽温婉。即使以豪放著称的苏轼在写到西湖的时候，也难免一派柔波：“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雨》）两浙文化的差异在民性上表现为，浙东比较刚烈，浙西比较柔弱。对此鲁迅有过评论：“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谣言世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610页）“地理决定论”或有不合理的因素，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却是真理。绍兴属浙东文化，浙东文化熏染下的鲁迅，有着强悍的个性，本身就是个“硬骨头”。

第三是社会风气因素。绍兴多“师爷”。“师爷”是俗称，书面应称“幕宾”或“幕友”。幕府制在中国古已有之，最为人知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他养食客三千，除了大智若愚的冯谖外，还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清入关后，致使幕府制格外盛行，这是因为，一方面满人对汉人猜忌，不予重用；另一方面又苦于文化上不济，需要有才识、谙文墨的人辅佐公务。师爷分刑名、钱谷两类，刑名师爷涉诉讼，充当法律顾问，相当于律师；钱谷师爷亦称钱粮师爷，是清各州县官署名主办钱粮、税务、会计的幕僚。绍兴人在幕府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由于宋南迁时把律令图书搬到了绍兴，当地人就充分利用这些资料，横行了七百余载，几乎全国官署无一处无绍兴人，所谓“麻雀豆腐绍兴人”，说的是这三样各地都有。而刑名师爷特别出名，他们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谙熟法律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以至于民间流行“无绍不成衙”的谚语。绍兴师爷凭“一张利嘴，一把笔刀”吃饭。鲁迅说：“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虽没做“幕友”，但由绍兴师爷相沿形成的一种锐利、深刻而精密的士风，却对鲁迅影响不小。

第四是家庭变故因素。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而下狱，随后父亲重病，接连的变故导致家道中落。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陡然被揭开，冷酷无情的面目赤裸裸地展现在鲁迅面前：“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朴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痛心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于是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童年决定论”同样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少年时期受到的刺激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3页）该是何等的失望与厌恶，才使鲁迅如此地念念不忘，又如此决绝地逃离？有些慌不择路地为逃而逃了。

第五是社会责任感因素。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4页）鲁迅还举了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之所以能够推广开来，就是因为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文字废掉中国字的例子作为说明。矫枉须过正，为了治病，有时未免下药有些猛。所以鲁迅有时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把话说到耸人听闻的地步：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也好，说“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也好，劝青年“不看中国书”也好，都不是丑化，都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鲁迅“骂”名卓著，但他并不是为了用“骂”引来侧目、引来争议、引来围观，而是要惊醒沉睡的国人。

知其所以然，则我们对鲁迅的“骂”就会多一分理解，多一分豁达，多一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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