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歌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唐代诗歌中的价值）

在唐代诗歌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唐代诗歌中的价值）由此可见，在“晚唐体”的整个生成系统中，经历过几次主流与边缘的递禅，最终由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诗歌群体“永嘉四灵”以“晚唐体”救治诗坛积弊而转化为主流。南宋“永嘉四灵”原本也属于边缘群体，但他们倡导并推动的“晚唐体”顺应了诗坛人心思变的大趋势，而且得到水心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因此得以在南宋中晚期诗坛流行，“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遂由边缘群体而转为诗坛主流。其次，从创作主体看，“晚唐体”诗人多为隐士、僧侣或具有强烈隐逸倾向的中下层士人，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边缘化群体，其诗也多非诗坛主流，研究“晚唐体”可了解在唐宋诗歌生成系统中，边缘化诗歌群体与主流诗歌群体的递禅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晚唐体”诗歌宗奉贾岛、姚合，但从“晚唐体”诗人的创作实践看，却并非如此，如宋初“晚唐体”诗人代表“九僧”和赵湘等皆未在其诗歌中提及贾岛、姚合，他们言说更多的是南朝谢灵运等山水田

诗分唐宋，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指出过：“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面对唐诗这座巨峰，宋人的压力是空前的，因为“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杨万里《黄御史集序》）。

宋人对唐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想尽力摆脱唐人影响，构建起新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甚至主动接受唐诗影响，在唐诗中寻找创作源泉和灵感，甚至寻找诗歌革新的依据或动力。从“宋初三体”的盛行，到“江西诗派”一统天下，再到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复兴“唐诗”，宋诗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基本都有唐人的影子。“晚唐体”是宋诗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宋人这种矛盾心态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江西诗派”之外，宋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因此，“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晚唐体”是宋代诗坛的独特存在，研究“晚唐体”，不光需追溯宋诗形成、发展乃至革新的历史轨迹，也需剖析宋人接受唐诗的不同态度和方式。“晚唐体”盛行于宋初与南宋中晚期，但其在诗坛的历史使命和宋人所呈现的态度则前后不同。宋初“晚唐体”的盛行是历史惯性，是晚唐五代风气在宋代的自然延续，宋初“晚唐体”诗人“九僧”与寇准、钱惟演、宋白、陈充等当时诗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和士大夫阶层都有广泛的交往和诗歌酬唱活动。

南宋“晚唐体”是在“江西派”与理学诗统治诗坛，而“江西派”陷于“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困境之时，在叶适支持下，由“永嘉四灵”的倡导和实践而逐步为诗坛所接受，尤其在“江湖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蛩鸣竞起为唐体，牛耳谁堪主夏盟”（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与宋初“晚唐体”顺应诗坛历史惯性不同，南宋“晚唐体”的历史使命是革新“宋诗”，救治诗坛弊病。因此，南宋人对“晚唐体”的态度因其诗学立场而有所不同，“江西派”多极力反对，方回的批评尤甚，如其《送柯德阳如新城序》云：“至于嘉定以来，四灵、刘潜夫之诗，仅如姚合、许浑，则尤非求道之所尚。世虽无之，可也。”（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江湖诗人”则多持欢迎态度，如沈说、施枢、斯植、俞桂等，“笔粘春雾重，诗带晚唐清”（斯植《寄彭泽后人》）；“拈来唐句法，玄入小乘禅”（俞桂《次孙花翁韵》）；“戴了凉巾披野服，桂花香里看唐诗”（俞桂《偶成》）。也有一些不创作“晚唐体”的诗人，认同“晚唐体”诗歌理念和风格，如叶茵、薛嵎、徐集孙等，“四灵诗体变江西，玉笥峰青首入题”（薛嵎《徐太古主清江簿》）；“晚唐吟派续于谁，一脉才昌复已而”（徐集孙《赵紫芝墓》）。亦有对“晚唐体”诗歌理念持矛盾心态者，如戴复古，其创作深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多为“晚唐体”，对“晚唐体”诗人评价也较高，如《谢东粹包宏父三首癸卯夏》云：“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哭赵紫芝》云：“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但他又赞赏戴昺“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戴复古《侄孙昺以东野农歌一编来…》）之举。可见，“晚唐体”既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宋诗”形成、发展的基础与变革推手，研究“晚唐体”实际就是研究整个宋代诗歌发展史。

其次，从创作主体看，“晚唐体”诗人多为隐士、僧侣或具有强烈隐逸倾向的中下层士人，在现实社会中属于边缘化群体，其诗也多非诗坛主流，研究“晚唐体”可了解在唐宋诗歌生成系统中，边缘化诗歌群体与主流诗歌群体的递禅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晚唐体”诗歌宗奉贾岛、姚合，但从“晚唐体”诗人的创作实践看，却并非如此，如宋初“晚唐体”诗人代表“九僧”和赵湘等皆未在其诗歌中提及贾岛、姚合，他们言说更多的是南朝谢灵运等山水田园诗人。

宋初“晚唐体”诗人的诗歌理念和创作习惯更多从晚唐五代以来的山林方外之士或处吏隐状态的簿尉阶层承绪而来，而此类人物又多学习和效仿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宗贾诗人，也就是说宋初“晚唐体”诗人对姚贾的学习是通过中晚唐及五代宗贾诗人间接进行的。

在从姚贾到晚唐五代宗贾诗人、宋初“晚唐体”诗人、“永嘉四灵”及“江湖诗人”等“晚唐体”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边缘与主流相互递禅现象一直存在。从“晚唐体”师祖贾岛、姚合所在的中唐诗坛看，姚贾之诗也是诗坛主流，同为崇尚新变的“元和体”，而晚唐及之后的宗贾诗人则因为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等原因大多遁入山林而被边缘化。进入宋代，“九僧”诸人尽管与主流社会也有较多联系，但其僧侣身份，以及诗歌少涉世事等内容倾向，也使他们在事实上处于社会边缘，故而宋人在描述宋初诗坛概况时基本不提及“九僧”及其“晚唐体”。严羽在回顾“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的情形时也未提及“九僧”及其他宋初“晚唐体”诗人。

南宋“永嘉四灵”原本也属于边缘群体，但他们倡导并推动的“晚唐体”顺应了诗坛人心思变的大趋势，而且得到水心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因此得以在南宋中晚期诗坛流行，“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遂由边缘群体而转为诗坛主流。

由此可见，在“晚唐体”的整个生成系统中，经历过几次主流与边缘的递禅，最终由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诗歌群体“永嘉四灵”以“晚唐体”救治诗坛积弊而转化为主流。

再次，从诗歌风格类型看，“晚唐体”属于清瘦型诗歌，深入研究“晚唐体”，也需涉及与其相对的富贵型诗歌，这有助于勾勒清瘦型与富贵型两大诗歌系统的发展路线，厘清其产生背景、生存环境、内在关系及其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生成和接受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等，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新思路。从现有材料看，富贵型诗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诗经》中《召南》的《羔羊》《何彼襛矣》，《小雅》的《皇皇者华》《出车》《南有嘉鱼》《彤弓》《车攻》《瞻彼洛矣》《宾之初筵》，《大雅》的《韩奕》，《周颂》的《丰年》等，其意象、辞藻皆带富贵气。而清瘦型诗歌大致是从六朝以来隐逸之士全面介入诗歌创作开始逐步生成，如陶渊明《有会而作》《咏贫士》诸作，无论意境还是语辞，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开始初步形成清瘦与富贵两类诗歌对立互补的格局。清瘦之诗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开始，一路经大历十才子，到姚贾及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中晚唐宗贾诗人，格局越来越逼仄，景物越来越细碎，意象营造和风格追求越来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贵之诗从李白开始，经李贺、韩愈、李商隐、杜牧、韩偓等一路向前，虽路径不同，但或辞藻丰赡，或意境瑰丽，总体带有较为明显的富丽之气，如“李义山诗只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中只有绮罗脂粉”（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虽情有哀怨，但语带华贵。进入宋代，此种趋势更加明显，“宋初三体”中，“西昆体”承义山衣钵，追求形式美，雕润密丽，辞藻华美，而“晚唐体”则语辞浅易平淡，意境清淡寒瘦。此后，“江西诗派”雄霸诗坛，一枝独大，虽闭门觅句，但其“脱胎换骨”之法亦使诗歌辞藻丰赡，“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以藻饰之丰赡显学问之富丽。而与其诗学立场对立的南宋“晚唐体”则意境和语辞皆清冷寒瘦，“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闲居言怀》），“稍觉道心胜，渐至诗脾清”（罗与之《玉梁道中杂咏》），“斜阳照孤影，诗骨瘦崚嶒”（戴复古《山中少憩》）。

可见作为清瘦型诗歌的代表，“晚唐体”本身也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唐宋两代基本与富贵型诗歌各占诗坛半壁江山，前赴后继，互相补充。

（作者：王胜明，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唐体研究”〔12BZW030〕阶段性成果）

•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王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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