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公路路线图（从史迪威到司徒雷登）

史迪威公路路线图（从史迪威到司徒雷登）后来，他又在另一份报告中声称，综合在延安6个星期的观察，可以看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1944年7月28日，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从延安给史迪威发回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罗斯福对史迪威颇有好感，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很受史迪威的影响。史迪威认为，要想打败日本法西斯，就必须调动起中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可是，蒋介石却要保留下自己最精锐的部队，用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对日作战中，中国政府军总是一败再败。史迪威逐渐认识到，要完成自己的赴华使命，光靠蒋介石是不行的。于是，他开始属意于共产党，支持美军观察组到红色延安去考察。

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史上，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一段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是一种忽远忽近、忽敌忽友的状态，充满着历史的遗憾，但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对于处理中美之交，制定出“做好两手准备”的策略，彰显出过人的智慧。

由于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有了一线转机。

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愿，这就是同仇敌忾，打败法西斯。为了这同一目标，美国不但给予了中国大量援助，而且还派来指挥官，协同作战。

最先派到中国来的，是史迪威将军。他来中国后，担任过中国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还任过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司令官。

罗斯福对史迪威颇有好感，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很受史迪威的影响。

史迪威认为，要想打败日本法西斯，就必须调动起中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可是，蒋介石却要保留下自己最精锐的部队，用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对日作战中，中国政府军总是一败再败。

史迪威逐渐认识到，要完成自己的赴华使命，光靠蒋介石是不行的。于是，他开始属意于共产党，支持美军观察组到红色延安去考察。

1944年7月28日，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从延安给史迪威发回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后来，他又在另一份报告中声称，综合在延安6个星期的观察，可以看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

观察组成员建议：美国应“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中国必然成一持续而重要的力量，对美至关重要。”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归国后，也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对日战事结束后，蒋将失去领导地位，蒋只宜视为我们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政策不宜只限于援蒋。”

美国总统罗斯福受此影响，开始主张与中共接触。借此机会，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美军观察小组，与美国政府加强联系。延安政府要求派一非官方小组去美国，向美国官员及公民说明并阐述当时中国局势及其它问题。

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头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把他们作为一主要政党的领袖在白宫予以接待，那么，毛泽东、周恩来可随时一人或一同前往华盛顿，与总统举行试探性会谈。

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与史迪威交恶。于是，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协调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中国与美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1944年10月，史由于与蒋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而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另派魏德迈到中国来，同时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与史迪威不同，他一心要支持蒋介石，而对中共存有偏见。因此，他一到任，就将美国驻华人员中的所谓“亲共”分子调回美国。

1944年11月.赫尔利带着协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使命来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以礼相待，并与他达成由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共享政治、军事权力的五点建议。

然而，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又同意蒋介石关于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以小伙伴身份参加联合政府的三点方案，并将这个方案交予中共，要求中共方面无条件接受。

对于赫尔利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行径，中共领导人势必表示理所当然的相当愤慨。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不再通过赫尔利，直接与华盛顿对话。

1945年1月9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遵照中共嘱托，将中共领导人的赴美建议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

翌日，周恩来致函魏德迈，嘱其务必对赫尔利保密，因为中共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然而，恰逢魏德迈在这重要时刻不在重庆，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又有互相代为拆信之约，自然，最不想发生的事发生了。

就这样，延安的建议落在了赫尔利手中。赫尔利不但把中共的建议搁置一边，而且还向美国总统建议，希望美国总统绝不与中共进行任何对话。

罗斯福被赫尔利的如簧之舌说动，开始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就这样，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失之交臂。历史确实充满了遗憾。

到了1949年，中共的实力已经被完全证明，在与蒋介石的对抗中，中共即将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这时，中共又开始试图与美国方面和解。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断绝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再援蒋，新的共产党政权就愿意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所讲的这一些话，并不仅仅是外交辞令。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没有走，他派秘书傅径波到南京军管会外事处，拜访处长黄华。

傅泾波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话。他说，司徒雷登愿意作为大使与中共办外交，以及准备修改美将签订的《中美商约》的意向。还希望黄华以燕京大学的学生身份，与司徒雷登这个老校长见一见面。黄华将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

5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黄华向司徒雷登指出 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对美方的做法给予了严正斥责。

7月1日，司徒雷登大使接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命令司徒雷登拒绝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就在当天，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原则。与美国和解的可能，就此断绝了。

美国政府虽然拒绝与中共谈判，但是它也很快在白皮书中声明，美国政府既无力改变中国内战的结局，也不再援助蒋介石。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出乎美国人的预料。极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司徒雷登大使预感到，新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他力图缓和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他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扛出的和解信号。所以，这位美国大使迟迟不肯撤离中国，直到最后的希望已失去后，他这才带着遗憾离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以兼任外长名义致函各国政府。他表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当天，中国政府将这份公函交予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松，由他转交美国政府。10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并没有超越出毛泽东的意料，因为他断定美国一直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和傀儡，决不会坐视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他提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也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是坚决斗争；另一方面是不要着急。这个策 充分彰显出毛泽东这位东方伟人超凡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