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环金蝉脱壳解法图解（把玩九连环的）

九连环金蝉脱壳解法图解（把玩九连环的）还有一则是抗战胜利后查缴的日军文件中发现的一份战报（编号03-176），上面写着：据可靠方面透露，边陲重镇铜鼓镇失守，盖因原驻守该地之抗日武装莫天良部发生内讧，莫天良被部下饶及林所杀，余部即成散沙……我国军曾援兵相济，苦无接应，只得撤还。一代抗日英杰莫天良未死国难……在诸多的空白和断裂处，只能由我笨拙地添抹上臆想的色彩，我不否认出于血缘关系及别的原因，在想象中注入偏爱的成分，同一人物在毫不搭界的市民的闲谈中完全可以是别的一个卑琐小人。此份说明将小舅的死因再次化为秘密，而真正可能掌握着这个秘密的石贞儿却旅居海外，“我”最后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石贞儿能够突然出现，并道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死亡真相。接着，我读到了《月色狰狞》。和《妩媚归途》相似，《月色狰狞》的结局也将莫天良的死设置成一桩疑案。对于莫天良的死亡，一种猜测是官方的两则消息，即国民政府浙西行署所办的《民众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第二版右上角

郭梅 河南文艺出版社

很多作家都有精神寄寓。王安忆有她的上海弄堂，孙犁有他的白洋淀，莫言有他的高密乡，汪曾祺有他的高邮，贾平凹有他的商州……廉声亦如此——他的立足之地，是其家乡浙西天目山。在这片沃土上，他创造了被称作“新历史小说”的众多作品。而今，当战争的阴影逐渐淡去，廉声再一次突破历史的局限，突破其原有创作风格的局限，新著《失踪》应运而生。

印象中，我最早是从《妩媚归途》认识廉声的。在那个故事里，从“我”的困惑出发，探究小舅陈留根（陈怀桑）的死因。小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置身于国民党地方军两派斗争的夹缝之中，结果被人利用，最后屈死。小舅的死带出了一连串的因果纠缠的假设，而作者也似乎在种种假设之余把小舅的死因解释得颇为明了，但“我”在讲完这个故事后又当即声明：

细心的读者能挑出这篇文字中好些矛盾和违背逻辑之处。确实如此，几十年前死于非命的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遗事，如今要完全真实无疑地复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诸多的空白和断裂处，只能由我笨拙地添抹上臆想的色彩，我不否认出于血缘关系及别的原因，在想象中注入偏爱的成分，同一人物在毫不搭界的市民的闲谈中完全可以是别的一个卑琐小人。

此份说明将小舅的死因再次化为秘密，而真正可能掌握着这个秘密的石贞儿却旅居海外，“我”最后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石贞儿能够突然出现，并道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死亡真相。

接着，我读到了《月色狰狞》。和《妩媚归途》相似，《月色狰狞》的结局也将莫天良的死设置成一桩疑案。对于莫天良的死亡，一种猜测是官方的两则消息，即国民政府浙西行署所办的《民众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第二版右上角的一条题为《内讧引发械杀家怨贻误国仇》的短讯：

据可靠方面透露，边陲重镇铜鼓镇失守，盖因原驻守该地之抗日武装莫天良部发生内讧，莫天良被部下饶及林所杀，余部即成散沙……我国军曾援兵相济，苦无接应，只得撤还。一代抗日英杰莫天良未死国难……

还有一则是抗战胜利后查缴的日军文件中发现的一份战报（编号03-176），上面写着：

我特遣阿部小队于九月二十八日晚在铜鼓镇西北十余里称驼背岭处，伏击了地方游匪莫天良部……首莫天良当场中弹毙命……莫匪既除，为我挺进战略要地铜鼓镇，扼守渐皖公路线扫除了最后障碍……

另一种猜测，则是未见诸报端、流传民间的诸多说法。

看完小说后，读者显然能够明白莫天良的死亡与日军、伪军、国军、土匪之间的政治较量无关，然而作者却郑重其事、颇费苦心地将报刊上公布莫天良死因的文字写得有理有据，不仅给出了敌我双方的说法，还将日期、报刊名称、刊登位置、战报编号等细节不厌其烦地予以罗列，由此真真切切地带领读者走进了虚构的真实。

这也正是当时“新历史小说”常用的叙事方法——散落于民间的种种说法正说明历史“谜”的本质，而看似确凿无疑的官方历史记载又何尝不是冠冕堂皇的掩饰呢？！由此，“新历史小说”的作者对历史小说惯用的“历史真实论”模式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有力的突破。

需要强调的是，廉声善于使用不可靠叙事，在其早期创作中，历史不再是一个个确定无疑的事件，而是无法再现、存在于不同个体模糊的记忆之中，并被人们用各自的理解加以阐释的破碎的故事群，他所擅长的，或曰注重的，是抓住历史的某些碎片和影子。在创作早期，他热衷于书写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并着眼于历史陈迹的魅力和生命悲凉的气息，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命运各异的人物。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命运因战争的介入而改变，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失与死亡的结局，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历史已死亡”的哀叹，弥漫着历史衰败的气息。

然而紧接着，我便看到了一部与众不同的长篇小说《沃血家园》。在《沃血家园》的创作后记《我的故乡，我的天目山》中，廉声如是道：“作家写的只是他心臆虚化中的一段历史故事，是他对历史真实的试问与人性内核的揣度，并非向人们提供确凿无疑的史实资料，也不会有意图解什么，强求证明什么，故而，读者在小说中读到什么，理会到什么，受感动，或有所感悟，自可有不同的偏爱与取舍。”

在“新历史小说”的文学史观下，创作应是对已逝去的历史的回顾、审视和质疑，并用个人的文学观反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而这部被誉为“南方《白鹿原》”的《沃血家园》，其实也并未局限于“新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而是用“正视历史”的观念进行创作，其中火烧蚕种场、天目山阻击战、截断杭徽公路等史实将文学引向了一个记载历史、保存历史的新维度。可以认为，《沃血家园》是廉声创作转向的一个节点。

换言之，无论是《妩媚归途》《月色狰狞》，还是《沃血家园》，我都看到了在民间化视角中展现的历史。而值得注意的是，廉声的新著《失踪》亦是因民间一个奇特的杀人案触发了创作灵感，不断酝酿、延展而成。

毋庸置疑，从《妩媚征途》《月色狰狞》，到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再到《失踪》，廉声的创作在不断发展和成熟。在《妩媚征途》《月色狰狞》等“新历史小说”创作阶段，廉声受到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将历史考察带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不再简单地将历史作为创作的背景，而是直面历史、书写历史。

同时，他还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强调叙事视点的政治化和叙事方法的写实性。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廉声自然很难摆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情结”，因而他的笔下出现了陈怀桑这类无意之中被卷入革命洪流的人物。

可以说，廉声早期的创作是裹挟在“新写实”和“先锋派”之间的，是一种保留了民族意识的怀旧与伤感之作。而到了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创作阶段，廉声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开始有了转变，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想象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延展。此时的廉声或许是带着一种游戏心态进行创作的，而《大宋提刑官》中的每一件案子都是他和观众之间进行的一场游戏。同时，由于电视剧的商业性本质，《大宋提刑官》的创作是对当时现实的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官场黑暗、道德败坏等痕迹遍布其中，似调侃，亦似哀鸣，再由破案途中层层悬念的揭开一点点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从小说创作转为影视剧本创作的作家很多，但廉声始终坚持着严肃创作的底线。《大宋提刑官》火爆全国，廉声本可以就此专攻剧本，但他认为自己的追求并不在影视剧本，而在小说。

余华曾言：“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廉声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是一位坚持寻找真理、坚持说真话、坚持向读者展示高尚的作家。尽管电视剧本的写作让他得到了及时的反馈，看到观众们每天追剧、讨论剧情的发展、热衷于推测凶手，他是高兴、兴奋的，但他更深知电视剧本创作极易掉进商业陷阱，不能如小说创作般畅所欲言。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初心，他又回归了小说创作。

显然，此时的廉声，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平静的心态，思维和创作笔法也得到了更高、更深、更广亦更敏锐的历练，于是，兼具悬念重重的故事情节、复杂深刻的人性探索和细腻沉稳的艺术特质的《失踪》，在他的腕底应运而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小说”诞生于一个因战乱使得人性消亡的时代，而如今的社会，利益至上成风，导致人性再次被遗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梁旭东曾在《新历史小说的话语意义与审美特征》一文中指出：“新历史小说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人与人性。”而在廉声的创作中，始终未变的也正是对人性的书写——他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于回顾中再创造，从而捡拾人性。

在“新历史小说”阶段，廉声借助历史，透露出“历史已死亡”的无奈，但他并非试图去复活这个衰败、死亡的历史，而是试图从过往的历史中捕捉住一些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人物、故事，并赋予这些故事碎片丰富的血肉和肌理，从而从客观的历史真实中脱离出来，表达人自身对历史的固有价值的追求和怀疑。通过《失踪》，廉声借助一个寻找失踪人口的刑事案件，很好地表达了其对人性的追求。

阅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廉声非常擅长使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而这个叙述者，又并非完完全全与故事无关的“局外人”，而是时刻关注故事走向甚至影响故事发展的“局中人”。在《妩媚归途》中，作者从“我”这个外甥的视角切入，通过“我”找寻舅舅过往的经历展开故事；而在《失踪》中，作者再次选择了这样一个“第三人”，巧妙地从女警官艾静的视角切入，揭开了一个埋藏二十年的秘密——

作为历年案情综合处理中心的年轻女警官，艾静原本只需要安安静静整理失踪档案，却因“犯错被贬”的年轻刑警陆晓飞的到来而卷入了一件又一件的刑事案件之中。艾静看是局外人，却又不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局外人，她有着第三者的视角，但由于身处其中，又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只是在故事边缘徘徊着、观望着、讲述着。

而小说中的犯罪嫌疑人刘槿是个身负罪责的女人，她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因父亲强奸、家暴母亲和自身被奸污的不堪回首的记忆，她对男人及婚姻非常排斥。

从一个女人的视角去看发生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的故事，自然而然带有怜惜之感，理智部分让渡于感性，女人间的惺惺相惜和理解包容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字里行间，作者似乎是特意选择了这样一种怜惜性的女性视角，当读者与艾静同欢喜、同悲戚，一同为刘槿的悲惨遭遇而感伤、同情时，刘槿这一角色本身的邪恶面便被悄然隐去。

无论如何，能够杀人后面不改色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能够与尸体同住在一座房子内长达三年，能够听凭尸食性苍蝇将稻谷堆中的尸体一点点啃噬，这样的一个刘槿本身便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弱女子，当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但因为刘槿是女性，且是个身形娇小、性格温和的女性，所以在人们眼中，她是无害的，是弱势群体，是能够被理解、被原谅、可以被安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毕竟，柔弱的兔子如果不是被逼急了，怎么可能咬人呢？

然而，试想一下，若刘槿的性别转换，是个男人呢？艾静还会如此同情她，甚至因误会中心主任吴佑彬与刘槿接近是利用其情感的一种“伪装”而生吴佑斌的气吗？也许不会。吴佑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还会如此执着地要为刘槿洗脱“冤情”，甚至在庭审开始、刘槿的罪名几乎已然成为事实后依然不放弃寻找新的证据吗？也许不会。小镇上的人们还会一致认为“那男人不是好东西！他欺负小槿姐……死得活该！”，而丝毫不在意刘槿是个杀人犯的事实吗？也许不会。

“以恶治恶，孰是孰非？罪与恶，孰分孰解？”廉声在小说中抛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分量有价值的问题，放置在文中刘槿被性侵而后反抗杀人的语境中，放置在人性消亡的现代社会里，善恶的尺度正叩问着尚未完全麻木的人心。

鹊梅、云莲、艾叶、孟嫂、刘槿……廉声笔下的女性，总体具备一种外柔内刚的美。女性虽能斜瞥世事苍凉，然而，她们的执着和坚守却无法抵抗命运的无常，从而在种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中陷入无力逆转的命运悲剧。

鹊梅能够拒绝裹脚，却无法抵抗被父亲作为一味“药”送上老爷病床的命运；云莲能够在新婚之夜从洞房逃跑，却无奈地成为堂兄为了政治私欲转赠与人的物化的“花瓶”；孟嫂在爱面前有着清醒的是非尺度的把握，却无力抵挡自身成为一群男人嫉妒、肮脏、仇恨、狰狞、私欲发泄的出口……即使到了《失踪》，刘槿在目睹了父母婚姻悲剧之后对爱情和婚姻有了不同于平凡女性的深刻认识，却依旧重复了母亲被侵犯的命运。

女性的生命状态、生存境遇为展现人性欲念与人生无常提供了一个舞台，通过这个舞台，“人性”的幽深被刻画得纤毫毕现。然而，女性魅力的真正所在却无关乎历史、无关乎战争、无关乎时事、无关乎一切外在的物象，而在于女性自身，在于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意义，在于女性被要求幽闭的身体和终究无法幽闭的灵魂。女性的魅力体现在她们对情爱的勇敢追求，即使她们经历的是“灾难人生”，叹息过后依旧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尽管抗争的同时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窃以为，廉声偏爱书写女性，他在《文学的魔力好比催眠术》一文中表示：“女人永远是个谜，自小我就对她们感到好奇，令我着迷，欲探寻她们的秘密。”而廉声笔下的女性之所以充满了魅力，除了女性自身的温柔、重情和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对自由独立的永恒追求外，还暗含着对男性欲望的折射。

在父权社会，女性不自觉地被社会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对男性存在或多或少的依赖心理。廉声作为男性作家，在其前期的写作中，女性的柔弱更为凸显，她们大都生活在阴暗、病态的旧式社会，需要依靠男性将她们从原有的环境中解救出来。

而《失踪》则不同，刘槿是廉声小说中不可多见的具有自我的女子，在她的身上凝聚的男性欲望被她杀死，对于男性，她始终持冰冷的排斥态度。她常年独自照顾病卧在床的父亲、独自面对老房子中暗藏尸体的秘密，她表面是温顺平和的，即便被安排相亲，她也默默地承受着，但她却有着内心的坚守，因此会在事后通过电话等方式告知对方自己不接受婚姻。

也许，作家便是想通过这样的细节，彰显温柔的力量之强大，正如微笑比嘶吼更有力。

在廉声的笔下，女性“个人史”的书写恰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历史的哀矜与苍凉。他擅长将必然历史通过偶然事件进行影射，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作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特征在《失踪》中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从“新历史小说”到《失踪》，背景发生了改变，曾经的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国家危急存亡的历史背景被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和平社会背景所取代，然而，历史依旧是那个历史，依旧是那个不可靠的、一旦逝去就不再“真实”的历史。

在《失踪》中，看似完满的结局却因很瘦小的、穿最小号警服的小于“熟能生巧”地砸核桃而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阴影。可以说，廉声小说的布局始终是悬疑感十足的，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用平实而带有诗意的语言叙述出来，使得读廉声的书就像解九连环，看似不同的人和故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都在同一历史时空中、同一背景下暗中勾连着，如同并立的树林，地面上棵棵树木相互独立，地底下的庞大根系却缠绕成一团。

廉声所述，是个人的历史、女性的历史、民间的历史。他是历史的“拾贝者”，于岸边慢慢徘徊，并小心翼翼地拾取偶然被冲刷上岸的贝壳。透过如“九连环”般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复杂却深刻的人性幽光闪烁，如同贝壳上相似却又不同的纹理，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而裹挟在历史潮流中前进的普通人和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甚至庸常的生活，将带领读者触摸和感知最真切而深邃的贴切的“人性”……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注：本文节选自《失踪》一书中的“附录”，廉声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责编 | 熊丰 责校 | 张丽

审核 | 方劲锐 排版 | 陈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