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沈从文笔下的小城风情:踏访乡土作家克非先生金科散文
重温沈从文笔下的小城风情:踏访乡土作家克非先生金科散文就此疑惑,我问克非先生。老人的这席话,又让我忽然想起,在我查阅过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史料中,奇怪的是,对于当时这样一部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在当时却并未见到有何评论文章呢?记得当年,我在安徽的一家农场当知青时,曾经辗转托人从上海购买过一套《春潮急》,爱不释手。刚读完上卷,就被农场的其他知青借去传看,后来就给传看得无影无踪了。因此当时有好几位知青求我帮购《春潮急》。有的知青除了情愿拿出高于书价一倍甚至数倍的书款外,甚至还愿意搭上在那个年代里十分紧缺的烟票和酒票呢……当我将这段经历对克非先生说出后,先生却说:出现那种现象,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书写的好吧?恐怕还与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无书可读也有关系吧?那时人们一张报纸都能翻半天,而看报就不如看小说了。尤其是看长篇小说,还能看很长的时间呢。有位华侨来看我时,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不少海外华人也非常喜爱《春潮急》,还曾联名将这部小说向“诺贝尔文学奖”
间隙,克非先生喝了口茶,接着又感叹道,这一改就改的我好苦啊!我整整在上海改了一年多的时间,连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而我原来的书稿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是这样一改,却大大违背了我创作的初衷和意愿,所以改起来也是相当艰难和恼火的。有好几次我都改得忍无可忍,想要打道回府,不出这本书了。当时《春潮急》的责任编辑是邹韬奋先生的女儿,是位很好的同志,最后还是禁不住她和上海朋友们的苦苦相劝,结果书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许是由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吧,自己当年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也曾一度对“文革文学”产生过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我注意到,“文革”十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过区区百部左右。而克非先生所写的这部有着浓郁生活气息,描写川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尽管其中有着不少无法抹去的“文革”印痕,但在这段极其特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却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近几年,我见到过好几部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给予了《春潮急》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文革”时期难得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有的评论家甚至将克非先生与“文革”中另一位著名的乡土作家浩然先生相提并论。难怪当年《春潮急》会成为一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以至于一时洛阳纸贵呢。
记得当年,我在安徽的一家农场当知青时,曾经辗转托人从上海购买过一套《春潮急》,爱不释手。刚读完上卷,就被农场的其他知青借去传看,后来就给传看得无影无踪了。因此当时有好几位知青求我帮购《春潮急》。有的知青除了情愿拿出高于书价一倍甚至数倍的书款外,甚至还愿意搭上在那个年代里十分紧缺的烟票和酒票呢……
当我将这段经历对克非先生说出后,先生却说:出现那种现象,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书写的好吧?恐怕还与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无书可读也有关系吧?那时人们一张报纸都能翻半天,而看报就不如看小说了。尤其是看长篇小说,还能看很长的时间呢。有位华侨来看我时,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不少海外华人也非常喜爱《春潮急》,还曾联名将这部小说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推荐提名呢。当然,靠这些人的推荐提名肯定是不会作数的了。
克非先生又不由得笑了起来。
老人的这席话,又让我忽然想起,在我查阅过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史料中,奇怪的是,对于当时这样一部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在当时却并未见到有何评论文章呢?
就此疑惑,我问克非先生。
老人解释说,《春潮急》的出版引起轰动后,有关方面是曾经精心组织准备了一批评论文章的。本来已经说好要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发表的,后来因为中央某些人物的不同看法,大概是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与“文革”中出版的其他长篇小说相比起来,“文革”的味道还不够,不太合乎他们的口味吧?就被压下来了。北京不动,上海、四川也就不敢动了。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反倒成为一件幸事。当时许多人对我表示歉意和安慰,我都不以为然,淡然一笑。我说,我的小说摆在那里,是给人看的,好坏读者自有公论,何必要人去吹捧呢?尽管没有什么人吹捧,《春潮急》却还是被峨眉电影厂看好,拍成了电影……
克非先生善谈,我久有所闻。今日所见,果不其然。
老人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交谈中,多是由我提出一个话题或问题,接着克非先生便会滔滔不绝地说将起来。人生经历,写作态度,创作体会,作品评论,《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研究,“文革”中的文坛,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海外的见闻,直至对于某些知名作家的印象和看法,可谓话题广泛,不拘一格,让我深觉不虚此行,受益匪浅。
而且,我还发现,克非先生的语言也极为生动风趣,时而夹杂着一些听起来显得有些粗俗的川西农民的口头禅。而这些口头禅的频频出现,也像是在时时提醒着我,自己今天面对的是一位从心底里热爱乡村,并且已与农民们融为一体的乡土作家了。
雨后的农家小院里愈发显出浓浓绿意,满院散发着淡淡的花草芳香。微风佛来,和着田园泥土那特有的气息,沁人心脾。偶尔传来知了长长的叫声,窗外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累累果实,不时有鸟儿飞来飞去地随意啄食着。
这静谧安宁的农家小院,又不由得触动了我的一个话题:
许许多多成名或未成名的作家,多以写作为跳板,想方设法地往大大小小的城市靠近。而眼前的这位全国人大代表,身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又享受着政府特殊津贴,早在1979年就已经成为专业作家的克非先生,又为何逆向而动,反由城里迁居到乡村里来了呢?
我早在1985年就把全家搬到农村来了,那年我才55岁。这在当时,许多人都是难以理解的。
克非先生缓缓地说着:直到现在,有关部门和一些朋友都还在劝我搬回城里去住呢。省文联在成都给了我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绵阳市的领导也让我自己选块地,甚至同意在江油李白纪念馆附近划一块地为我修房子,让我与李白为邻,我都谢绝了……
克非先生颇为感慨的说,我写了一辈子乡村和农民,现在也离不开乡村和农民了。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农村生活,也打算在农村终此一生了。我自己本来也是生长在四川眉山县的一个小乡村里的,那里也算得上是一个穷乡僻壤了。你可能也知道,克非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叫刘绍祥,就是按照家乡的辈分起的名字。克非这个笔名是我二十多岁时学习写新闻报道时偶然取的。后来有朋友说俗气,自己也觉得欠雅,想换一个,却始终下不了决心。这就像开店一样,怕换了块招牌,就失去了顾客……
说到这里,克非先生又笑了起来,接着又道:后来我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乡,虽然户口进了城,编制也在领导机关,但我仍然还是喜爱农村生活的。就是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我还自愿去了剑阁县的山区挂职蹲点,而且一去就是整整10年。所以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对农民也是很有情感的……
其实我到农村定居,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体验生活。我觉得作家体验生活固然重要,但有时还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一点都不跳出来,是很难做出冷静思考的。另外,自己也还是想图个清静,少些干扰,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如今,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按我正常的写作速度,几个月就能写出来了,如果住在城里那就肯定不行了。现在我住在乡村里生活多有规律呀,每天上午看书读报,或者出去散步、钓鱼。午睡起来写作,晚上继续写作……
想来,正是得益于这安宁闲适的乡居生活吧,年近八旬的克非先生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创作活力。回归田园二十多年来,从未停下过手中之笔。他除了一往深情地继续写着短篇、中篇和长篇的乡土小说外,还半道出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另辟蹊径地潜心研究起《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来,而且收获颇丰。近年来,还陆续出版了《闲读三国 乱弹古今》《红楼雾障》《红楼末路》等学术著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