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夜晚的星空（暗夜尾声的启明）
二十年前夜晚的星空（暗夜尾声的启明）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儒术独尊地位被确立两千年以后，儒学乍然升温，围绕孔儒的争论前所未有地增多了起来。受西学与现代观念影响的新派人士认为，儒学禁锢了国人的思想，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衰落如斯，正是几千年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结果；而旧派人士则以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儒学的衰微、礼教的废弃，恰恰才是天下大乱之祸源。价值崩溃的年代亦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文／博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一句格言，被19世纪英国宗教革新运动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译为：“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句格言所展露的雄心壮志与坚定信念，及其睥睨一切、试图改天换地的气魄，却是五四期间激于国耻、思变图强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从今天来看，中国社会的命运，也的确因他们而不同了。年轻一
思想的闸门由此被打开，
获得了空前解放，
人们不得不以新眼光
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亦开始重新审视世界。
五四前夜：暗夜尾声的启明文／博观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有一句格言，被19世纪英国宗教革新运动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译为：“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句格言所展露的雄心壮志与坚定信念，及其睥睨一切、试图改天换地的气魄，却是五四期间激于国耻、思变图强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从今天来看，中国社会的命运，也的确因他们而不同了。年轻一代的这种气魄即便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影响垂余至今。
价值崩溃的年代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儒术独尊地位被确立两千年以后，儒学乍然升温，围绕孔儒的争论前所未有地增多了起来。受西学与现代观念影响的新派人士认为，儒学禁锢了国人的思想，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衰落如斯，正是几千年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结果；而旧派人士则以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儒学的衰微、礼教的废弃，恰恰才是天下大乱之祸源。
国耻深重、失望激愤的青年
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浪潮，并没有为天下带来大治，袁世凯复辟帝制也终沦为一场政治闹剧。不过，一班原来把目光紧盯着政治的青年，却仿佛受到了某种警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文化领域。
1914年，因参与倒袁活动而被迫逃亡的安徽才子陈独秀给远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向国民传播政治常识的章士钊写信，痛心疾首地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革命已完全失败，曾经让人无限向往的共和理想，已成镜花水月。陈独秀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应章士钊之邀，陈独秀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
1914年7月，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日军在山东登陆，向德国占据的青岛推进，中国领土再一次成了外国军队厮杀的战场。11月 8日，青岛德军投降，日英联军长驱直入、进据胶州，接管所有德产，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虽一再抗议，均归无效。没过几天，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被揭发出来。这亡国灭种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风云变色，民族情绪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奔走呼号，呼吁政府断然拒日。然而，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之下，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竟正式承认“二十一条”。
时局的发展，令陈独秀愤不欲生，奋笔写下《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
由于国家萎靡不振，类似主张在那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中颇为流行，这些年轻人从憎恨这个国家，进而憎恨这个国家的文化乃至国民。在日本弃医从文并在日后成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也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从医生的角度说出这番话，怎能不令人心寒？
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对中国人的失望与怨愤越深，其言辞往往便越偏激。他们对国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乎非有“洪水猛兽”之言，难收振聋发聩之效。
《新青年》的诞生
1915年，对政治深感绝望与厌恶的陈独秀返回上海，打算对祖国的黑暗境遇作出一个公民的挑战。他认为政治革命失败，根源在于没有思想文化革命开路，使人心得以觉醒。因此，他打算把“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先搞起来。《青年杂志》（1916年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由此应运而生。陈独秀对它期望甚高，他要以笔敲醒沉睡的国人、用文章来改造几千年形成的国民性，并豪气十足地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面世。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为新一代青年谱写了洋洋盈耳的盛大赞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并向当代青年提出六项迫切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掀开序幕。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一群中国留学生就将西文标点符号引入中文以及文学革新的问题议得热火朝天。这班满腹新学的留洋学子还并未意识到，他们把蝌蚪一样的标点符号搬上中文 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符号开始，一股掀天揭地的文化新潮，已在酝酿之中。从新式标点开始，胡适进而为中国文学诊断出三大弊病：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他主张从推广白话文入手进行文学改良，向“死文学”宣战。
在陈独秀力邀之下，胡适将其文学改良的观点写成雄文《文学改良刍议》，即时刊登于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这是胡适在国内的首次登台。《文学改良刍议》俨然成为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国内文化圈为之一震，《新青年》由此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杂志变成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
此后数年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炫目多彩的一页由《新青年》掀开：从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到“非孝”“非礼”“非孔”的伦理革命，从中国近代史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到倡导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易卜生专号”，《新青年》诸将以文笔为刀剑，从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一步步逼近政治革新。思想的闸门由此被打开，获得了空前解放，人们不得不以新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亦开始重新审视世界。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1912年5月，大清的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在民国改称北京大学。不过，其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仍被沿袭下来。
1916年，段祺瑞内阁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过慎重考虑，蔡元培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到北大履任。1917年1月9日，他向全校发表就职演说，决心改造北大，把德法大学思想自由、教授治校的学风移植到国内。兴化致治的第一步就是要招揽一些积学而热心的名流学者到北大，以扭转颓败的校风。蔡元培力邀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亦随之北迁。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
奉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的蔡元培有如黑暗中的一盏暖灯，很快就把全国杰出文科人才集中于北大：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吴虞、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胡适、林语堂、关应麟、徐志摩、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马寅初、梁漱溟……
更为难得的是，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祥有机会在北大并存、争一日之短长。守旧的陈汉章、黄侃，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其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在一校并坐讨论、同席笑谑，学生们自由选择的余地也大大扩展。一所现代大学海纳百川的泱泱大风因之蔚然成形。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由学生组织参与的各类学会，诸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孔子研究会、数理学会等，纷纷涌现。随着《新青年》在北大掀起一股“新旋风”，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子自发办起了《新潮》杂志，以回应和继承《新青年》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的大旗。而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等有志于保护国粹的师生则相聚一堂，宣告《国故》杂志的成立，与新潮社同台对垒。这些学生社团不仅限于文娱活动，更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研讨学问、关心时事的热情。他们指点江山、论议英发、热闹非凡，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
很快，北大成为全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地标，甚至把远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了过来。1918年8月，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 名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大而来。毛泽东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马恩的著作，对政治的兴趣被彻底点燃。
经过一年改革，北大各种组织渐臻完善，沙滩红楼盖起来了，新图书部也开张了。面貌焕然一新。甚至北高师、女师等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仿效起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还时常与北大合作开展活动。
整个北京的文化界、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子们，从辛亥革命后国事日非、不胜其弊的挫败感中被重新激活了起来，以俟在暗夜尾声的启明之光中进行一次大爆发。
责任编辑：徐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