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金利来小情怀（金利来之父的赤诚人生）
梅州金利来小情怀（金利来之父的赤诚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曾宪梓又继续了读书生涯，进入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就读。在那里，他读书完全是免费的；在那里，他学的第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那里，他利用被班主任委任为班主席、为同学编配座位的机会，将全班最漂亮、最引人注目的女同学黄丽群和自己编排一起，几年之后黄丽群成了他的妻子；在那里，穷得叮当响的他在与同学的赌气中，夸下了要挣钱捐一座更大、更高级教学楼的海口，并于20年后兑现了诺言。曾宪梓的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念完小学后，生计更为艰难，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不得不辍学做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苦难人生 历尽离散漂泊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按照中国传统说法，2月2是龙抬头的日子。曾宪梓的父亲曾荣发十几岁就和弟弟曾桃发前往泰国创业，刚小有成就，就积劳成疾，返回家乡，35岁英年早逝。
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他是穷苦人出身：4岁丧父，11岁当农民，34岁才以6000港元开始艰辛创业。拥有亿万身价后，他依然过着最为简朴的普通人生活。他是杰出的商界领袖，是中国人开创自有品牌的先驱，也是专柜销售模式的奠基人，成功地缔造了不同凡响的“金利来”王国。他是一面爱国的旗帜，既无私无惧地坚持自己的爱国立场，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积累了一生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捐献给祖国。
回忆起自己波澜起伏的人生，他深情地说：“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终生报效祖国”。
“我去了香港50余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什么我都没有学会。因为我有誓言我要终生回报祖国。我靠什么回报祖国？靠我的双手，靠我的智慧，靠我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财富。”
苦难人生 历尽离散漂泊
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按照中国传统说法，2月2是龙抬头的日子。
曾宪梓的父亲曾荣发十几岁就和弟弟曾桃发前往泰国创业，刚小有成就，就积劳成疾，返回家乡，35岁英年早逝。父亲去世后，曾宪梓随母亲和哥哥过上了没饭吃，没衣穿的艰辛岁月。母亲的含辛茹苦和在小伙伴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让他从小养成了一种忍耐力、反抗力和创造力：“有难关，自己过。”“你瞧不起我，我做给你看。”心里面更有一股强烈的志气：“我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做人，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的生活。”
曾宪梓的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念完小学后，生计更为艰难，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不得不辍学做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曾宪梓又继续了读书生涯，进入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就读。在那里，他读书完全是免费的；在那里，他学的第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那里，他利用被班主任委任为班主席、为同学编配座位的机会，将全班最漂亮、最引人注目的女同学黄丽群和自己编排一起，几年之后黄丽群成了他的妻子；在那里，穷得叮当响的他在与同学的赌气中，夸下了要挣钱捐一座更大、更高级教学楼的海口，并于20年后兑现了诺言。
年轻时的曾宪梓
在东山中学高考完后，1956年夏天，曾宪梓和黄丽群结了婚。喜事之后，就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仗着自己的好成绩，填写报考志愿时，除了清华就是北大的他，落榜了。
几年的希望，母亲的寄托，妻子的期盼，自己的理想，一刹那间成了泡影，曾宪梓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痛定思痛后，他决定再次高考，于第二年顺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1年，曾宪梓大学毕业。因为黄丽群在广州从事会计工作，就选择分配在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年底，二儿子曾智雄出世后，他将还在乡下的母亲和大儿子曾智谋一起接到广州，一家五口团聚一起，过上了简朴、清贫，却也十分安定的生活。
但这种安定并不持久，已去泰国闯天下的哥哥曾宪概，因为父亲当年的遗产与叔父发生了争执，急切要求曾宪梓前往帮助。
1963年5月31日，曾宪梓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故土，转道香港，前往泰国。他回忆说：“踏进港英那个桥头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了吗？回头望望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我就暗地里发誓，我这次出去以后，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因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须拿到香港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就借居一个姑姑家，帮忙带孩子、当保姆。之后，又将准备一起去泰国的母亲接过来，母子共同挤住在一个几平米，头都抬不起的斜坡走廊里。
期间，姑父曾给他介绍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到港府渔农处做公务员。但他觉得为英国人工作是一种背叛，对不起国家，没去。
9个月后，曾宪梓去到泰国。看到哥哥和叔父为了钱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十分痛心，当即宣布完全放弃一切财产，两边劝和，调停了斗争。之后，他开始往返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之后，又暂时定居泰国，借住于已在那里成就一翻事业的哥哥家里。那又是一段孤身漂泊、寄人篱下，物质和精神都穷乏到极点的艰辛岁月。
在泰国最艰难时期，在财产争执期间就对曾宪梓产生特殊好感的叔父曾桃发听说他的遭遇，打听到他的消息后，向他提出帮助的意愿。但曾宪梓还是像当初来泰国一样：穷且志坚。叔父给他钱，他不要。叔父要给他换房，他拒绝。实在没办法，不做领带的叔父又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加工领带，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变着方法帮他，他还是坚决地把多出的九成退了回去。
艰难度过一段时间后，在泰国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孩子也已进入学龄期的曾宪梓，决定回到香港。
曾宪梓接受新华社采访
勤俭诚信 开创事业辉煌
1968年春节前，曾宪梓一人回到香港，原本计划找好房子后再家人团聚的，但房子还没着落，母亲和妻儿就回到了香港。
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叔父从泰国辗转电汇来一万港元，解了燃眉之急。春节还没过，他就迅速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叫金狮领带公司的小作坊。
小作坊开工时，他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了：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港元。“这6000元钱，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五十元，一个月就一千五百元。四个月吧。”因此，他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有出路。
每卖一打领带只可赚十元，曾宪梓必须每天卖出五打，60条领带，才能养活家。“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我有个决心，卖不到60条就不回家。”他回忆说。为了销售出领带，曾宪梓把零售也当批发的价格卖，即使这样，也还是十分艰难。
“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面对困难，曾宪梓的办法是：“我要学，我要吃饭。”坚持以最大的热情和忍耐敲开每一扇门。
一次，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一进门，老板就很大声地骂他吓他。他不知道为什么挨骂，就首先检讨，是自己做错了？还是老板有钱，比较嚣张？为了探个究竟，他还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多，穿西装打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去了洋货部。他回忆说：“那时香港流行喝下午茶，我在老板店里没人的时候，叫了咖啡，亲自两个手端着请老板喝，‘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老板说，你奇怪，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你今天还专程来道歉。我表达了一番诚意之后，他告诉我，‘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所以就骂你，赶你’。后来，我和他成好朋友，不但买我领带，还给我提了建议。”
此后，只要一想到，连一个骂过自己、驱赶过自己的人，经过努力后，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曾宪梓的心里就充满了信心。因为这种真诚和百折不挠的态度，他不断与一些商店的老板结成很好的朋友，他们给他建议，帮他打气，为他增长了很多营商的经验。
在这期间，曾宪梓六口之家每天的菜金只有1元钱。轮到他买菜，更节省，买八角钱的菜，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谈到创业，曾宪梓说：“我有一个遵守的原则，就是勤俭诚信，实际上是八个字，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勤劳可以创造物质、创造财富。节俭，我卖出去了，如果把那个钱都用掉了花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我的资金。在外面交往中，如果不诚实，你骗人，就交不上朋友，没有朋友，就没有事业。守信，我当作是事业的生命，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可能你往往都能碰到商业利益和自己内心的坚持之间的冲突。”
有一年，一家百货公司，口头上以当时的价格要了曾宪梓50打泰国式领带。但他去泰国后，那领带已经涨价很多。如果按约定价格把涨高价格后的货卖给对方，他要亏很多。有人建议说不交了，反正没有正式合同。“我说不行，口头说话也要算数。”虽然领带卖亏了，但曾宪梓却赚到了诚信，大家也开始知道曾先生是靠得住的。
自己推销时，曾宪梓的汗水洒遍了香港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有机会卖领带，什么样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甚至是马路上没有执照的地摊小贩，他路过时，也要顺便做做他们的生意。
这期间，在泰国的叔父又通过别人中转给他三万元，并坚持不要他还。但曾宪梓在自己刚刚赚到三万元后，就在叔父的百般拒绝下，归还了三万港币，合10万泰国株给叔父。
他因此誉满泰国乡亲，已在当地有很高名望和地位的叔父，不管是社团开会，还是和亲朋闲聊，都经常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夸奖：“我今生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要钱的人，从他身上我是看到了。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有志气的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很自尊、很自强。”叔父还教育自己的孩子向曾宪梓学习，要有志气，要自力更生。
干了一年后，曾宪梓觉得，既然已经选择做领带这一行了，就应该干出点名堂。面对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充斥香港，但拥有几百家服装厂的香港，所产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出售的情况，不服输的他决定走一条平常人不敢想象的路：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目标确定后，他立即行动起来。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了最流行、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将其拆到不能再拆的程度，对其内外用料、剪裁、缝合的方式、图案的设计、颜色的配搭、商标的设计制作等等作了很深入的解剖式的研究。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一连几个星期天，茶饭不思，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掌握这些技术后，他开始第三步，自行生产。
苦战几十个昼夜后，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为验证自己的成效，他跑到在一家百货公司专门从欧美国家订购领带以及服装的一位经理面前：
“在这8条领带中，有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另外四条是在百货公司买来的外国名牌，现在请你不要看里面的商标，帮我比较一下，分辨出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见经理比较了大半天，就是分辨不出来，曾宪梓趁热打铁，把四打领带送进了这家公司，让自己的领带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不到一个星期，经理便打电话给他：“赶快再给我送四打领带来。”
就这样，曾宪梓生产的领带由沿街推销，挤上大百货公司的货架。
有了第一个胜利后，他决定将领带打入更多的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就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向名牌进军：既然能制造出与外国名牌产品媲美的领带，就能创造一个能与国外名牌媲美的领带品牌。因为当时，香港赌风盛行，一些朋友还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就在他正为领带名号和怎么进入其他百货公司冥思苦想之际，机会就来了。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
这趟旅行为曾宪梓带来了很多，他不但在旅程中受到启发，创出了“金利来”的名字，而且还从此通向了香港主流的大门。
金利来专柜
“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悉。我就想办法，跟他做朋友，我们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我也不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终于有一天，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我说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过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我们喜欢啊。”曾宪梓兴奋地说：“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主动提出买我的领带，大公司，要想进去多困难哪，他主动提出来。你说朋友多重要，真诚多重要，所以我就感觉到，我要做真人，真朋友，真货，真价钱。”
这是一个飞跃，之后，金利来的经营开始红火起来。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曾宪梓在资金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率先在报纸上做了广告。广告出来后，看了广告的顾客拿着报纸到百货公司去问人家要买“金利来”领带。报纸广告之后，还在60平米小作坊艰苦奋斗的曾宪梓，又大胆地以足够买下一层楼的3万港币，分期付款，独家赞助了正风靡全球的中国乒乓球队在香港的乒乓表演赛电视转播，打响了“金利来，男人的世界”这句后来响遍神州的口号。之后再花7万块在转播尼克松访华的无线电视台大做广告，并赞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一轮轮强势猛攻下，优质高档的“金利来”领带走进香港各大百货公司，生意滚滚而来。在短短两年内，曾宪梓让香港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到1972年年底，曾宪梓已赚取超过百万港元的财富，并搬出小作坊。但情况马上就急转直下，他必须在低迷的市场求生存。
1973年，香港遭遇到经济萧条的冲击，一些大的百货公司为避风险，开始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但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市上扬。
他找到百货公司商量：“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又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比卖给他们，再由他们自己卖，生意会高出五倍。”
后来，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为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模式之一，一直沿用至今，只不过，现在有了一个专门的名词：专柜。
专柜销售成为了金利来事业发展中巨大而重要的转折点，使金利来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此，金利来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至20世纪80年代初，其销售的产品就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优质时尚的皮具及男士配饰，并开始将业务拓展至中国内地及东南亚等地。进入九十年代，公司的发展也年年上新台阶。1992年6月，曾宪梓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九月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时至今日，金利来集团已在中国、新加坡等地设有分支机构，金利来也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国际品牌。
曾宪梓在经营中，坚持不向银行贷款，“不要超乎自己的能力去向银行贷款来做，这个是我做大买卖的要求。”他说：“做得不好宣布破产，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害了国家，害了银行，也害了自己，害了员工。”因此，金利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积累奋斗出来的。即使上市，也只是为了让公司更规范，更持续，而不是要融资。
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业经验，曾宪梓说：“我一个不懂生意的人，要懂生意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脑子，我看到什么，我想到什么，就必须马上拿出个办法出来。这个事情在自己的生意上适不适用，用什么办法？决定了以后，付诸于行动，这样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效益。所以我天天都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是不是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呢？我今天工作之中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错了必须马上改。这样就不断地改进，不断地总结。而明天又会有新的任务，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
曾宪梓向优秀大学生颁发奖学金
矢志不渝 终生报效祖国
从到香港的那一刻开始，曾宪梓就一直牢记自己曾立下的誓言：回报祖国。有所成就后，曾宪梓首先想到的也是：回报祖国。
早在1978年，曾宪梓就首次向家乡梅县赠送了两部汽车，并在回乡办理捐赠事宜的时候，进一步向在文革中被摧残的母校东山中学，捐赠兴建了在当地首屈一指的教学楼。并更加坚定了要努力经商，创造财富，节衣省吃，支持家乡发展的决心。
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宪梓就积极回到内地投资。他回忆说：“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规定，根据事业发展情况，每年要按自己的实际能力，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开始每年50万，以后逐年增加，100万，300万，500万，1000万……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既然是报效祖国，不能一次就算了！我又立下誓言：在我有生之年，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中断。”从此，在家乡，在整个中国的慈善事业上，多了一个孜孜不倦、热血奉献的身影，并且越来越高大。
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曾宪梓幼年丧父、因家贫中途辍学，后又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上学的经历，让他一直毋忘祖国对他的培育，难舍乡土浓情，多年来一直秉承“科教兴国、产业报国”之精神，由70年代末已热衷致力于发展、捐助内地及香港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
回望过往，对于现今因贫穷而未能升学的莘莘学子，曾宪梓感同身受，并以能助一臂之力而欣慰。为了更有效及更有系统地持续支持全国的教育事业，1992曾宪梓与国家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港币一亿元。自1993年至1999年间，基金会连续奖励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包括幼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及师范性较强的综合性大专院校中有成就、有贡献的优秀教师共7 028人，金额达4 502万元人民币，鼓励并促进优秀教师到师范院校任教。
由2000年起，基金会实施“优秀大学生奖学金计划”，用于奖励家境贫寒及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品学兼优学生，旨在支持学生们在学期间勤奋学习，友爱助人，取得优异成绩毕业后报效祖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计划实施以来，参与此计划的重点大学共38所，资助奖励优秀大学生24 115人次，累计奖学金8 740余万元人民币。迄今，基金会用于实施奖励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生的资金总额已逾人民币一亿三千万元。
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背后的动力除了他浓厚的爱国情怀外，更包含了他对国富民强的理想。总结到各地考察的经验，曾宪梓深刻认识到“科教兴国、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重要。他表示：“我若把产业只留给我的后代，只富了我一家；我要用我的产业来培养祖国后一代，将来就能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
2004年，曾宪梓捐赠一亿港元，正式成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的成立，旨在向航天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为国家培养更多高质科技人才。基金会将以奖励形式进行，分别设立“特别贡献奖”和“突出贡献奖”，每年计划拨出500万元人民币，奖励优秀卓越的航天科技人员。
曾宪梓父子与航天员费俊龙（左二）和聂海胜（右一）合影，该金利来标识旗曾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
曾宪梓博士表示：“我虽然并不富有，但总想以各种方式回报祖国对自己的培养。是次设立载人航天基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国家走向强盛的信心。”2004年度，“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首届颁奖捐出500万元港币，奖励神舟五号优秀航天科学工作者，其中颁赠100万元人民币予杨利伟，表扬其勇毅精神及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贡献。2005年度，基金会共拨出528万元人民币，嘉许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36名有功航天专才。其中航天员费俊龙及聂海胜获得特别贡献奖。
2008年，随着神舟七号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太空漫步，基金会拨出1 500万元人民币，嘉许并奖励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航天专才。2011年，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成功完成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基金会拨出540万元人民币，奖励在交会对接任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功人员。2012年8月，曾宪梓博士在香港亲自向三名神九乘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颁发了特别贡献奖荣誉证书，并向21名航天员颁发了共625万元港币的奖金。2013年11月，基金会向执行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等56名优秀航天科技人员颁发了1074万元人民币奖金。
自2004年以来，“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已为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颁发“特别贡献奖”12人次，为载人航天领域的238名航天科技和管理人员颁发了“突出贡献奖”，累计颁发奖金4450余万元人民币，使全体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人员深受鼓舞和激励。
曾宪梓同样热爱体育事业，多年来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出钱出力，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体育方面的捐献逾9 000多万元。早在1992年，曾宪梓就为第25届奥运会中国获奖运动员颁发奖金及服饰赞助达407万元1996年又奖励第26届奥运会中国金牌运动员800万元，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中国金牌运动员凯旋归来，曾宪梓将奖金及代表团礼仪装备赞助金额加码至880万元。2005年，他为北京奥运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率先捐款1 000万元。2008年8月，曾宪梓宣布个人捐出一亿港元设立首个体育基金，也是继“曾宪梓教育基金”、“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之后，曾宪梓个人设立的第三个基金。
“曾宪梓体育基金”用于奖励在第29、30、31和32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健儿，每届奥运会夺金的中国选手，将共同分享2 516万港元的奖金，而这个数额在2012年时已经上升到2 520万元。2011年，曾宪梓捐款1 500万元援建梅县体育场。2012年8月23日，曾宪梓在为第30届伦敦奥运中国内地金牌健儿的颁奖大会上，再次表示：“曾宪梓体育基金”将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追加一亿港币，即增加4届奥运会的奖金，其奖励活动将持续至2036年。
曾宪梓捐赠百万元支持全国第十届运动会
除了热心捐赠教育、科技建设及体育外，曾宪梓还秉承曾子提倡“以孝为本”的理念，捐资800万元重修曾子庙。曾宪梓为曾子七十四世孙，于2002年九月率家人拜谒曾子庙、墓时，遂表捐资重修之意。此次重修复原了曾子庙宗圣殿后寝殿、莱芜侯殿后寝殿、乾隆御碑亭、万历碑亭、三省堂、斋宿所、东值房、庖厨及马廐等，大修了宗圣殿和莱芜侯殿。同时，维修了庙墙，重铺了庙内甬路、散水和庙前广场，新建了消防和排水设施。曾子林内重修了曾子墓，复原了享殿，重铺了甬路及林前广场。本次重修工程自2002年10月起，至2004年8月竣工，历时一年零十一个月。至此，曾子庙规制得以恢复，景貌再现昔日辉煌。
曾宪梓几十年如一日，自奉甚俭，无私奉献，回报祖国，拳拳赤子之情，溢于言行，也因此被授予多项荣誉：
2005年获中国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2006年由首届“港澳与粤东北县域经济投资论坛”冠以“粤港澳捐资公益事业先驱人物”称号；2007年荣膺广东省民政部授予“南粤慈善家”荣衔；2008年再次荣膺中国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同年荣获第二届国际慈善论坛授予“国际慈善功勋奖”、广东省政府侨办颁发“改革开放30年，华人慈善30人”2008华人慈善（南方）盛典之“慈善人物”奖，以表彰曾宪梓博士对公益事业的贡献。2010年福建省政府颁发“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2013年获广东省雁洋基金会颁发“叶剑英奖”。30多年来，为报效祖国，曾宪梓已累计捐款逾11亿港元。
对国家如此慷慨的曾宪梓，对自己却十分的抠门。他捐的钱，都是他30多年来勤俭积攒下来的老本。“我基本上不用钱的，除了住和用车两方面比较好以外。我不喜欢吃什么山珍海味，我也不喜欢吃鱼翅鲍鱼，我只喜欢土菜，客家土菜。现在是半碗饭，一个青菜，一碟小小肉。我去了香港50多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终生要报效祖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曾宪梓先后担任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等职。为服务内地经济社会建设，他当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期间做了7年常委，出席每次会议，从没请过假。1992年，曾宪梓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始曾担任全国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
期间，他鞠躬尽瘁、义无返顾地为祖国、为香港奔波、辛劳和忙碌，成为香港一面鲜红的爱国旗帜。“在社会上做人做事不能有太多顾虑，只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会大胆去做、去说，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服务。”他说。
爱祖国是曾宪梓人生的一份执着情怀。为表彰曾宪梓对祖国事业以及对香港多方面作出卓越贡献，1993年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以国际编号3388号小行星呈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核准，命名为“曾宪梓星”；1993年，广州中山大学向曾宪梓颁授名誉博士学位；1996年广东省政府嘉奖其“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2006年，在第100届广交会上，曾宪梓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授予“广交会百届辉煌”荣誉证书，表扬他对祖国经济发展及在广交会50年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同年，黑龙江省政府为其颁发“丁香-紫荆金质奖章”；2007年他先后获得世界华人协会颁发“世界杰出华人奖”及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颁授“世界杰出华人勋章”两大殊荣；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礼后，北京市政府颁发“捐资共建北京奥运场馆功勋荣誉章”予曾宪梓，以感谢他捐资1 000万协助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建设所作出的贡献；2008年10月获香港理工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扬其杰出的事业成就及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2008年12月，曾宪梓被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经济30人”、“中国改革开放30年轻工业十大领军人物”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基业长青人物”三大殊荣，亦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取三个殊荣的得奖者，足见其对祖国事业的影响及贡献；2012年他获选为“ATV 2012感动香港年度人物”。此外，曾宪梓亦分别获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北海、广州等多个城市人民政府颁授荣誉市民称号。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刚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曾特别颁授大紫荆勋章给曾宪梓。忆及授勋的情形，曾宪梓至今激动不已：“很兴奋，很荣幸！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我们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宴会，宴会场挂上了五星红旗，我还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整个晚上一直播着共产党的歌，参加宴会的人都觉得很奇怪。我还第一个站起来唱歌，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曾宪梓深情地说：“祖国在我心中很重啊，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我都不会允许的，我必须据理力争，向他们解释，我们祖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走向富强。多少年来事实证明，其它党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像今天这么富强，有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这个力量，能够团结所有中国人，为建设富强的国家做出贡献。这不是空话，我在哪里都这样讲，到外国也这样讲，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点上呢，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