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之力（从坚韧战士到）
坚韧之力（从坚韧战士到）造成这种情况的某些原因是法国人所说的“usure”（磨损），本义为因时间的推移使得物体缓慢地失去光泽。战争久拖不决，加上日本军队的“扫荡”，大批人员伤亡，不断涌现的难民流，严重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秘密警察可怕的光顾，一队队用绳索捆着的壮丁被押往前线去打仗却衣不蔽体、未经训练、缺少武器和食粮，无能的政府难以制止日军暴行——所有这些事情都削弱了曾经的伟大领袖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大量的游行和歌曲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来鼓舞士气。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了无尽的系列报道，宣扬有关英勇抵抗和日军遭受巨大人员伤亡的好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在某些时候现实会变得不可避免，当这种时刻来临时，领导人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蒋介石也会犯错误。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杰出人士或被关押或遭软禁。报刊新闻被严格审查。蒋介石的形象变得似乎越来越虚假，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夸张。在华美国人中这种幻灭感也很强烈。“哪里是英勇的抵
史迪威曾有一段历史时期被捧为名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但同时他也蛮横好斗、固执己见、缺乏清醒的判断。他瞧不起蒋介石，把蒋称为“花生米”。不仅在他的日记里，而且在他同参谋人员和上司交谈的话语中，他常常会若有所思，大发感叹，说如果能拔掉蒋介石这根眼中钉那事情就会好办得多。甚至在开罗会议或同多恩的谈话之前，史迪威把卡尔·F.艾弗勒，美国驻华高级情报官，召唤到他在新德里的办公室。据艾弗勒所说，史迪威告诉他，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摆脱掉蒋介石”。在听取了史迪威的指令后，艾弗勒询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然后他确定了采用尸检检测不到的肉毒杆菌毒素，这将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但是，1944年5月，在缅甸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史迪威告诉艾弗勒他改变了主意，不准备干掉蒋介石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这些都是荒唐古怪的想法——将一个盟国领袖从飞机里抛出去，或者以罗马帝国最常见的阴谋方式来给他下毒。但事实真相在历史上有案可稽，不仅在目击证人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在有关蒋介石的严肃认真的传记中也有过探讨。如此便成为衡量美国决策者们在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某种方式，这个国家不管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战后都是又贫穷又分裂，他们对这么一个不完美领袖的期望实在是勉为其难，如何对付他确实是个难题。
十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具有“杰出的、高尚的人格”自二战以来数十年里，把蒋介石看作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大的无能之辈之一，已经是世所共知了。然而，在当时，甚至是后来，人们都有理由以更加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于为国家争取光明的未来。最近的传记，尤其是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强调了蒋介石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他的不足之处，并把他描绘成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仍苦苦奋斗的勇士，特别是在毁灭性的日本入侵之后。
卢斯远不是中国战场上唯一能够看到蒋介石的人格和领导能力上的伟大的激情观察者。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效地指挥过德国军队且在北伐期间担任蒋介石首席顾问的汉斯·冯·塞克特，称他具有“杰出的、高尚的人格”。后来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间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称他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有着“高度民族主义”的人物，“肯定能在关键时刻负责将中国团结一致”。飞虎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在1943年告诉罗斯福（史迪威当时也在场），蒋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一”。
小说家韩素音（Han Suyin），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不折不扣的追随者，在战争初期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她写道，中国的统一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一个精干、不事张扬的年轻的中国军官”，在“十六年黑暗中的斗争”之后，他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在许多绚丽多彩的散文中，她继续描述道，蒋介石拥有“长城般的坚强意志，就像中国江河中的滔滔洪水，势不可当”。他是“一个手中掌握着我们四万万人的命运的人”。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1944年年底来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眼里，不是蒋介石在战争中表现得如何糟糕，而是多么出色。相比于英国和苏联，他写道，中国得到的仅仅是“涓涓细流似的援助”，但“尽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视，它却顽强地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设法生存了下来”。魏德迈毫不掩饰自己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分歧。“远不是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勉强应战”，魏德迈后来写道，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忍耐力”。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介石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一个英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幻灭逐渐形成了。到了战争后期，他的形象和声誉已经一落千丈，尤其在蒋介石不可缺少的盟邦美国眼中，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糟。到1945年年初时，蒋介石这位曾经的中华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封面上骑白马的豪侠，其声誉已沦落成某种混同于对立面的东西，几乎等同于心胸狭窄、蓄意阻挠、阴险狡诈的独裁者。这就是史迪威对蒋介石通常的表述，这种表述逐渐开始被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及许多新闻界人士所接受，并认为是准确无误的，即使广大公众对此还不甚了了。就在陈纳德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肯定蒋介石的伟大功绩的同一天，史迪威却当着罗斯福的面将蒋介石形容为“优柔寡断、玩弄花招、无法依靠的流氓无赖”。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包括蒋介石的一些最密切的观察者，蒋已然成了一个右翼独裁者，更像那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而不是乔治·华盛顿，尽管许多美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总体上有其特定的文化盲点。“他们是虚假东西的伟大信徒。”约翰·马格鲁德准将，中国军队的高级顾问，向美国陆军部如此汇报道。他们无视现实，偏好“讨人喜欢但虚妄的假象”，竟然还有人把他们在日本人手中遭受的失败，说成他们赢得的胜利。
在华美国人中这种幻灭感也很强烈。“哪里是英勇的抵抗？”史迪威问道，“哪里有伟大的游击战？哪里有改革或者哪怕是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解？”他把蒋介石政府比喻为德国纳粹——“同样的世界观，同样的强盗。”史迪威曾向罗斯福总统的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概括他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称简直就是“一个半小时的狗屁废话”。在他的日记和写给在家乡的妻子的信里，这位美国指挥官更是尖酸刻薄。他写道，蒋介石是一个“固执、愚昧、抱偏见、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他主持着“一个一党政府，靠盖世太保支撑着，领导人神经不正常，没受过什么教育”。
造成这种情况的某些原因是法国人所说的“usure”（磨损），本义为因时间的推移使得物体缓慢地失去光泽。战争久拖不决，加上日本军队的“扫荡”，大批人员伤亡，不断涌现的难民流，严重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秘密警察可怕的光顾，一队队用绳索捆着的壮丁被押往前线去打仗却衣不蔽体、未经训练、缺少武器和食粮，无能的政府难以制止日军暴行——所有这些事情都削弱了曾经的伟大领袖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大量的游行和歌曲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来鼓舞士气。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了无尽的系列报道，宣扬有关英勇抵抗和日军遭受巨大人员伤亡的好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在某些时候现实会变得不可避免，当这种时刻来临时，领导人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蒋介石也会犯错误。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杰出人士或被关押或遭软禁。报刊新闻被严格审查。蒋介石的形象变得似乎越来越虚假，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夸张。
对蒋介石的行为的幡然醒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就美国人还是就中国的领导人而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极其不同的两场战争。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是为了打败日本，随之而来的感觉是美国在战争中做出的部分牺牲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为了中国那不完善的，并且如史迪威所说的，“忘恩负义”的政权。1944年秋天，在听腻了史迪威的牢骚报怨之后，马歇尔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得以调遣中国军队赴缅甸北部参战，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在提高他的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改进兵员招募方面表现出积极关注”——这一评论针对的是这么一个领袖：他的军队当时已经伤亡过百万，并且已经牵制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万部队长达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队是可以被直接用来对付美国人的，假如中国已经投降了的话。
《中国1945》【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