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为什么是慈禧门生（张之洞与康有为分分合合）
张之洞为什么是慈禧门生（张之洞与康有为分分合合）同年，康有为赴南京，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二十多天里，两人隔天一谈。每至深夜，大有惺惺相惜之感。一时“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说轰动朝野，二人被视为维新运动的两大支柱。康有为倡言变法，崭露头角。他对张之洞——这位以洋务闻名的封疆大吏极为推崇，1895年“公车上书”即力举张之洞主持变法，称张“有天下之望”。而张之洞对这位维新领袖也青眼有加，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张慷慨解囊，捐银5000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大力赞助康有为。
张之洞与康有为，一个国家重臣，一个新党领袖，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为的是什么？
是为理念，还是为利益？
张之洞
1，惺惺相惜甲午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举国皆言变法，稍有智识者，都能明白不仅传统体制不足恃，洋务亦不能自强。
康有为倡言变法，崭露头角。他对张之洞——这位以洋务闻名的封疆大吏极为推崇，1895年“公车上书”即力举张之洞主持变法，称张“有天下之望”。
而张之洞对这位维新领袖也青眼有加，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张慷慨解囊，捐银5000两。
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大力赞助康有为。
一时“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说轰动朝野，二人被视为维新运动的两大支柱。
同年，康有为赴南京，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二十多天里，两人隔天一谈。每至深夜，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康有为拟于“南北之汇”的上海也设强学会，力邀张之洞为会长，张之洞一口应允。
张之洞由清流而洋务，主意坚定；由洋务而维新，亦没有犹豫。
2，裂缝延展而当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却连列名会员都不愿意，仅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
有人说，康有为越俎代庖，草就《上海强学会序》要求张署名，引起张的不悦。
也有人说，张之洞对梁启超的超规格礼遇，引起康忌惮之心——梁启超来访时，张鸣礼炮欢迎，并以总督之名，要求湖广各州县均需订阅梁启超主笔的维新报纸《时务报》。
还有人说，康有为创办《强学报》，不听张之洞劝阻，使用孔子纪年，引起张的警觉，认为康行为激进，不知分寸，不足以成事。
这些或许都是原因，也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原因。总之一道看不见的裂缝在原本惺惺相惜的张、康二人之间悄然延展。
当强学会被迫停办之后，这道裂缝终于哗啦一声扩张开来。
张不说强学会，却忽然想起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自己一贯的学术主旨不合，那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停止对康的资助。
康有为
同时，张与梁启超《时务报》的分歧也浮上水面——《时务报》发表了严复的《辟韩》，声张民权，张之洞则授意他人写下针锋相对的《辨辟韩书》，拉开辩论的架势。
3，分道扬镳百日维新发动之际，陈宝箴上书，建议由张之洞主持中枢，几乎成行——如果成行，变法或许不会弄成那个结局。
而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之后，维新派唐才常等人乃策划武装暴动，寄望于张之洞出面领导。
唐才常组织了自立军，计划在安徽、湖南、湖北几省起事，拥戴光绪复辟，建立君主立宪。
唐反复动员张之洞出面主持大计，张一面虚与委蛇，一面观察形势发展，暗中坚定了与维新派决裂的决心。
唐却看不透张的心思，一直抱有幻想，乃至陷入落网。
连同唐才常在内，自立军二十余名核心人物，被张之洞全数抓捕并杀害。
血淋淋的投名状，修补了张之洞与慈禧的关系，重新得到信任，但是张知道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公开的效忠。
张之洞发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抵制维新派在上海张园召开的“国会”，丑诋“康梁邪说”，历数自立军之“罪状”，劝诫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不要参与这个“国会”。
维新派以《复张之洞》一文痛加反驳——其实，这正是张之洞需要的，让天下人皆可见证，我张某人与康党势同水火。
张之洞自此与康有为分道扬镳，这两个人再也没能走到一起。
而于梁启超，两人日后却还有一番合作的机缘——庚子之变，“东南互保”，为防大局崩坏，拟了一个“李鸿章大总统”的方案，即南方共同推举李鸿章为中国“总统”，组织共和政府，以挽危局。
梁启超
虽然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但未必不是一个天才的构想。
后来清廷推行新政，解放了很多维新派人士，但是康、梁则始终是敏感词，不能碰，张与维新派毕竟缘尽。
张之洞，肯定不仅仅是个洋务派。
根子上，他是赞成变法的。与其他洋务派的不同在于，张之洞从来不是只盯着洋人的船坚炮利，而早早认识到各国富强的根基在于政治体制，在他的《劝学篇》里，语重心长地讲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在这一点上，他与康有为是存在很大交集的。
保守派也从来不承认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徐桐就一口咬定，张之洞就是康党。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叫人哭笑不得，又细思恐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