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为啥不叫瓷器之路（丝绸之路上的千年海捞瓷）
丝绸之路为啥不叫瓷器之路（丝绸之路上的千年海捞瓷）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朝廷非常重视明州海外贸易。吴越纳土归宋当年（978）北宋朝廷便在杭州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以管辖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 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一度徒置至明州定海县（今宁波镇海）。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明州单独设置了市舶司。在史料记载中，类似的支持海外贸易的典型案例不胜枚举，而到了南宋，由于偏安一隅，财政来源税减，更加重视海外贸易。明末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强调说：“（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依办海舶。”据了解，当时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一带属于较高当的商品，供不应求。相比较来说，从国外舶入的多是一些属于原材料的初级土特产，如玳瑁、胡椒和香料等，因此，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巨大的商业利润。宋朝对瓷器外销持鼓励策略，加之课税可以增加政府财力，东南地区又没有北
大家对外销瓷并不陌生，但是谈到海捞瓷，对于大多陶瓷爱好者来说，因为接触的不多，所以会感到新鲜！
外销瓷特指中国历史上那些以对外贸易为目的而生产销往海外的瓷器。多是唐宋元明清时期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或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制等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或按欧美上流社会乃至宫廷特需的订单制作的瓷器精品。中国的制瓷史非常悠久，其中，外销瓷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外销瓷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在过去的数千年里，这些瓷器随着商船跨越重洋，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载有中国瓷器的船只在远洋途中因意外事故而沉没在大洋深处，随船瓷器也被埋藏在海底。而“海捞瓷”就是这些从海里打捞出来的古代沉船瓷器，也是中国历史上外销瓷的一个分类。
中国自汉代开始已有少量的向海外输出陶瓷器，尤其是到了宋代，随着我国东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海上交通的进步，而且由于西北陆路对外贸易的交通已先后遭受辽、西夏和金的阻挠，所以宋政权特别重视海陆贸易。
据了解，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
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自1990年春，中国水下考古队先后四次对福建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东南海域的“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试掘，从“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了一批陶瓷器的水下考古案例。内容中提到了，考古学家们由此推定“白礁一号”沉船的年代为南宋时期，即公元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前期。史料记载，中国的这些著名的瓷器就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所以这条线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但是由于船的装载量大，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上万件瓷器，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中国商船必经之地，一些商船因故在此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统称为海捞瓷。中国陶瓷虽然久负盛名，但是“海捞瓷”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刚刚被人们熟悉的词汇，直到今天对于很多收藏爱好者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且生疏的类别。
宋代对“海捞瓷”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汉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进，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大大扩展，贸易也愈显繁荣。其实，当时陶瓷之路得以发展并走向辉煌，有着诸多的原因。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商业发展，包括海外贸易在内，都与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在宋代，一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异族崛起，自汉代起直至宋代，他们从未间断过对丝绸之路的阻碍，另外一方面，就是南宋自身的影响。宋代外销物品虽然丝瓷并重，但在北宋是丝占首位。到了南宋，随着整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北方丝源的减少，瓷器出口量逐渐增加。作为对外贸易中重要商品之一的瓷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大量销售到许多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当时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一带属于较高当的商品，供不应求。相比较来说，从国外舶入的多是一些属于原材料的初级土特产，如玳瑁、胡椒和香料等，因此，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巨大的商业利润。宋朝对瓷器外销持鼓励策略，加之课税可以增加政府财力，东南地区又没有北方长期战乱的不利影响，造船业的进步，给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朝廷非常重视明州海外贸易。吴越纳土归宋当年（978）北宋朝廷便在杭州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以管辖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 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一度徒置至明州定海县（今宁波镇海）。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明州单独设置了市舶司。在史料记载中，类似的支持海外贸易的典型案例不胜枚举，而到了南宋，由于偏安一隅，财政来源税减，更加重视海外贸易。明末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强调说：“（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依办海舶。”
这些因素激励着南方瓷业向更大规模发展。除景德镇窑青白瓷外，同时期大规模外销的还有浙江龙泉窑青瓷，其窑厂设址大多选择在转运路线上，更注重临近江河水道线路。对于中国瓷器来说，再也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了，这条航线后来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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