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地名（龙须沟语源蠡测）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地名（龙须沟语源蠡测）那么，这些“哱啰”究竟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在此会有这样一个仓库呢？这是我们进行地名语义分析与词源追索之后试图引申的历史地理问题。“哱啰”或作“哱罗”，是用海螺壳做成的一种号角，在古代军队中是传达号令的工具，其作用大致相当于后来铜制的军号。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多次提到哱啰的用处：目前所见文献显示，如果不考虑通名“胡同”的话，不论叵罗仓、菠萝仓、笸罗仓、菠罗仓、笸箩仓，还是现在采用的簸箩仓，都源于在明代“哱啰仓”基础上同音或近音的异写。其中的笸箩或叵罗、簸箩，指的是一种用柳条或篾条编成的器物，形状或圆或方，容积可大可小；而菠萝或菠罗，则是水果名称。他们都属于后起的语词，与“哱啰”的本义相差很远。《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说哱啰仓“因有存放笸箩的仓库在此”而得名，也是不符合语词本身的含义以及相应历史环境的。地名学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大凡在群众中约定俗成的小地名，往往具有朴素、写实的特点，

摘要:地名语源及其命名背景的探索，有助于发现若干容易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北京的簸箩仓胡同与龙须沟，就是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却具有这类学术价值的地名。本文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角度，推测了它们的命名之源并分析了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关键词：簸箩仓；哱啰仓；龙须沟；隆禧寺；地名语源

寻找地名的语源就像探索江河源头一样，理应上溯到它尽可能久远的起点。并对地名的语词含义及其命名背景予以清楚地交代不少地名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缺乏密切关联，即使在包罗广泛、叙事周密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它们的记载也往往语焉不详，但是，从地名学和词源学的角度追索这些地名的来龙去脉，将有可能借助相关领域的材料去发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一段历史，从而为纠正今人对地名渊源的渓读、充实北京地名与地方史研究的局部内容做出有益的尝试。北京德胜门内大街西侧的“簸箩仓胡同”，流经天坛以北的河道“龙须沟”。就是具有这种意义的两个小地名。

一、“簸箩仓胡同”的语源线索

在1980年以后的地名普查基础上编辑的《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著录了“簸箩仓胡同”，对它的现状与始末源流有如下叙述：“东起德胜门内大街，西至棉花胡同，北连罗儿胡同，全长264米，均宽4米。……明代称哱啰仓，因有存放笸箩的仓库在此，故名，属发祥坊。清代名笸罗仓胡同，为正黄旗地界，俗称菠罗仓、叵罗仓、笸箩仓，1949年后更名为簸箩仓胡同。”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表明，这条胡同起源与演变的线索确实应从明朝开始寻找。

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锦衣卫担任管卫事指挥使的张爵由于职责需要，根据衙署文件与日常见闻，编辑了《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这部目前所见最早的北京地名录。虽然书中只是对北京内外城的街巷做了简单的有序排比，但它的产生时代较早、著录相对完整、资料来源可靠，其史料价值却是后出的文献所不能代替的。北城“发祥坊”之下有地名“哱啰仓”，周围有三保老爹胡同、绵花胡同、正觉寺胡同、石虎儿胡同、刘汉胡同等。与今天的街道相对照，这后面的五条胡同依次相当于三不老胡同、棉花胡同、正觉胡同、石虎胡同、刘海胡同，地名语音虽有些不同但依然不出同音或近音渐变的范围，地名用字也随之有所替换或省略，这样，现在的“簸箩仓胡同”所在的位置显然与明代的“哱啰仓”一致，地名用字也是在语音渐变的情况下产生了异写，但前后承继的关系一目了然。比张爵晚些的宛平知县沈榜，根据署中档册文件编纂了《宛署杂记》并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行，在卷五“街道”部分记载：“北城发祥坊，一铺曰哱啰仓胡同、曰三宝胡同……”与此前30多年的张爵相比，“哱啰仓”后面已加上了街巷的通名“胡同”。

“哱啰仓”没有载入清代光绪年间朱一新编纂的《京师坊巷志稿》（即《光绪顺天府志》之《京师志•坊巷》两卷的单行本），但这条胡同在此前后已标绘在地图上，只是地名用字以近音替代的方式被改换了。清末刊印的《最新详细帝京舆图》上，“三不老胡同”北侧与它平行的胡同，清楚地标明了“叵罗仓”的称谓。该图上方两角是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的一则诏书，左下角是编绘者的友人在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冬季写的题记，此图印行于1909年冬应无疑问。到民国时期，陈宗蕃初刊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第二编，其“内五区各街市”一章记载，地安门外厂桥西北，“曰三不老胡同，曰菠萝仓，曰草厂大坑”。此外，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在以乾隆十五年（1750）、宣统年间（1909—1911）为标准年份的两幅“清北京城”图中，分别标注了“笸罗仓胡同”与“菠罗仓”；在以1947年为标准年份的“民国北平市”图中，釆用了“笸箩仓”，这三个名称当有所本。在解放后定名“簸箩仓胡同”之外，地名变迁的文献线索大体如此。

二、“哱啰仓”的来源与命名背景

目前所见文献显示，如果不考虑通名“胡同”的话，不论叵罗仓、菠萝仓、笸罗仓、菠罗仓、笸箩仓，还是现在采用的簸箩仓，都源于在明代“哱啰仓”基础上同音或近音的异写。其中的笸箩或叵罗、簸箩，指的是一种用柳条或篾条编成的器物，形状或圆或方，容积可大可小；而菠萝或菠罗，则是水果名称。他们都属于后起的语词，与“哱啰”的本义相差很远。《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说哱啰仓“因有存放笸箩的仓库在此”而得名，也是不符合语词本身的含义以及相应历史环境的。地名学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大凡在群众中约定俗成的小地名，往往具有朴素、写实的特点，在没有经过文人加工或官方更换之前，最能反映命名时期所指地域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某些特征。从张爵的记载看，明代北京的街巷名称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作为街巷名称的“哱啰仓”以这里有存放哱啰的仓库而得名，与“四牌楼”以建筑特点得名、“姚铸锅胡同”以居民职业得名一样，都是从群众中产生、带有市井色彩或泥土气息的“原生态”地名。这正是它真正的词源之所在。

那么，这些“哱啰”究竟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在此会有这样一个仓库呢？这是我们进行地名语义分析与词源追索之后试图引申的历史地理问题。“哱啰”或作“哱罗”，是用海螺壳做成的一种号角，在古代军队中是传达号令的工具，其作用大致相当于后来铜制的军号。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多次提到哱啰的用处：

凡吹长声三声，是要兵起身；再吹一次，是要执器以待，有马者上马。（卷二《耳目篇第二·练哱啰》）

中军禀请台旨下营，举号炮一声，掌哱啰一通，各信地官兵立各菅；知有贼至，举号炮一声，吹哱啰，各立；贼在百步之内，听举号炮一声，吹哱啰一通，起立；中军举号炮一声，吹哱啰一通，各起身，摔钹鸣，收队，每旗为一聚。（卷七《营镇篇第七·营阵解》）

遇有警报，……营中举号炮一声，吹哱啰，起立候报。（卷七《营镇篇第七·操后解》）

类似需要吹哱啰的地方还有数处，它一般与喇叭、号炮配合使用。戚继光曾带兵在蓟州守卫北京的东北防线，他的军队是明朝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典范，其它军队的号令也应相差不远。关于吹哱啰的人员设置，《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记载：“每司把总下，哱啰一名”；“每一营，如为偏裨所统驭者，……哱啰手二名。”由此看来，数以万计的军队所配备的哱啰相当可观，建立一个专门贮存此物的仓库——哱啰仓，就成为拱卫京师的大批军队训练和作战的需要，从而为后来形成以此为名的街巷奠定了基础。

哱啰虽然用于军队中，但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刀枪、盔甲、火炮等。在一般的书籍中，都像《明史·兵志》那样，除了前代少见的火器比较详细地予以记载之外，“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渚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载”。极不起眼的哱啰，因此也往往被政书或史籍忽略。这个仓库之所以选在相当于今天“簸箩仓胡同”的地方修建，与明朝的军队制度以及该胡同靠近德胜门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清初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明代北京的卫戍部队有三大营，其体制与名目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五军营即旧团营，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胜两关外之中”；“神枢营即旧三千营，永乐初年建立于安定关外之东”；“神机营即旧五军营，永乐初年建立于德胜关外之西，旧神机营在新立神机营之西”；“凡三大营官军选锋，除弓矢各随带外，其一应军火器具俱安置于安定、德胜门里二处京营局房内。遇该操日，赴局领用，操毕仍交此局，各营派拨军人看守。”德胜门、安定门之外共有31营驻扎，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万人，除弓矢之外的军器平时都存放在安定门与德胜门以内的京营局房内，哱啰仓应当就是其中之一。明代的“哱啰仓”在德胜门正南不足2里远，并且紧邻日忠坊“德胜门街”即今德胜门内大街，既符合京营局房的选址要求，也便于军队随时取用。综合上述分析，军事训练与作战指挥对哱啰的需要促成了“哱啰仓”的修建，进而形成了以仓库为名的街巷胡同。地名语音自明代大致延续下来，但由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地名语源及其含义的理解互有差异，表示语音的书面用字也随之出现了若干个同音或近音的异写，以致逐渐淹没了地名背后隐藏的明代在此建立仓库储存军用器具的历史。这个小地名可能不足为奇，却不失为从微观角度还原北京历史的一个切入点。

三、关于“龙须沟”与“隆禧寺”的推测

老舍先生的话剧《龙须沟》及其同名电影，使“龙须沟”被北京内外的人们知晓。在天坛以北的金鱼池附近，解放后派生了龙须沟北里、龙须沟路等地名。目前所见关于龙须沟得名的解释，一类以为水沟狭窄像龙须面（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353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另一类以为水沟窄长且弯弯曲曲似龙形（崇文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崇文区地名志》230页。北京出版社，1992），还有一类则把城市建筑及水系分布的特征与象征皇帝的龙的形状联系起来（成善卿：《天桥史话》433页。三联书店，1990）。相对而言，《崇文区地名志》的解释大概更符合百姓约定俗成的命名习惯。这里需要讨论的是，“龙须沟”与明朝修建的“隆禧寺”之间，可能存在着派生命名及近音异写的关联。

作为沟渠的龙须沟，是北京历史上水系变迁与城市建设影响下的产物。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决定了北京河道沟渠的流向，元代为了沟通大都与通州之间的漕运，曾开挖了自石景山至通州的金口河，虽然后来山于水流湍急而不得不堵塞，但在大都城南却留下了一些河流故道，《天府广记》所谓“三里河在城南，元时名文明河。接通惠河，为漕运道”，就是其中的一段，大致相当于现在天坛以北的东西晓市街一线。龙须沟的前身则是浑河故道与明代京城排水沟的结合：“城南三里河至张家湾运河口，袤延六十余里，旧无河源，正统间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门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人家庐舍坟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旧河流入张家湾白水。”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大学士桂萼的奏疏比较具体地叙述了这条沟渠的状况：“惟正阳门外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东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令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绕出慈源寺（其地在今崇文区金鱼池东北）、八里庄（今朝阳区南八里庄）、五箕花园（今朝阳区小武基）一带，直抵张家湾烟墩港，地势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见今天坛北芦苇草场九条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旧码头，明白易见，不假经画，稍加修治，即可复也。”所谓“天坛北芦苇草场九条巷”，即今崇文区西兴隆街至珠市口东大街之间的地域。可见，明正统年间的三里河，只是为了疏导北京护城河夏季过多的雨水而开挖的排水渠道，它部分地利用了此前浑河（即永定河）冲出的旧河道。三里河流至金鱼池之后，与从虎坊桥以南、山川坛（今先农坛）西北的水泡子向东而来的沟渠汇合，先后流过天坛北墙与东墙之外。绕过天坛东北角之后，其流向始为东南、既而转为西南，随后在天坛东南角、左安门以西又变成东南方向，最终流入张家湾一带。

尽管龙须沟充当城市排水沟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正式的名称。根据已看到的地图分析，“龙须沟”之名可能形成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开始注记在地图上。在前面提到的1909年印行的《最新详细帝京舆图》上，从虎坊桥以南经天桥、天坛北墙与东墙外，直至外城南缺口的排水沟渠赫然在目，但在相当空旷的图面上却没有注记“龙须沟”之名。迄今所见国人编绘的北京地图中，《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再版）已标注了“龙须沟”。稍后在20世纪30年代印行的多种北京地图，如美国人编辑的《Map of Peking》，日本人山田广编辑的《北京著名商店案内图》，天坛北墙外的排水沟渠已注明叫做“龙须沟”，这应当是沿用已有地图或调查询问当地居民的结果。

从历史地理背景与地名语词特点方面分析，“龙须沟”的得名可能与“隆禧寺”具有某种关联。《明实录》记载：弘治十四年五月己巳（1501年6月7日），“内官监太监李兴，请建僧寺一所于大兴县东皋村，以僧录司左觉义定鋆住持，仍乞赐寺额护敕。……赐寺额曰隆禧。”礼部尚书张升十一月撰写的碑文显示，隆禧寺是在弘治十三年七月动工、十四年五月竣工的，呈现出“有寺鼎新，壮丽殊甚”的面貌。明代的大兴县东皋村，大致在今丰台区蒲黄榆路北端东侧、左安门以西略微偏南约1.2公里处。即使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筑外城以后，东皋村也仍然处在外城之南，而此前50多年的弘治时期，其荒凉的景象更是不难推想。由皇帝赐名而且壮丽非常的隆禧寺，矗立在只有几个村落稀疏点缀着的京城东南远郊，自然成了这个区域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尤为特殊的是，它恰好又处于三里河下游沟渠的流向由西南变为东南的转弯之处，这就使它作为地理标志的功能显得更加突出。从京城流出的无名沟渠，在汇入张家湾的中途转弯处有这样一座辉煌的寺院，无疑给沟渠的命名提供了理想的参考依据，再加上寺院的名字是皇帝钦赐，对群众约定俗成的命名过程也不乏导向作用。这样，由“隆禧寺”派生出“隆禧沟”，应该不失为一种便于联想起来的选择。但是，“隆禧”二字毕竟不够通俗易懂，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不能不对它有所改造。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在读音相同或比较接近的前提下，人们往往采用更加大众化的字眼来记录日常使用的地名。在1923年德国人G.Bouillard编绘的1：25000地图“Carte des Environs de Peking”上，地名以中德两种文字对照，与“Lung si sze”对应的“龙西寺”，显然来自民间对“隆禧寺”从简处理之后的异写。由“隆禧”到“龙西”，再演化为与它们读音非常接近的“龙须”，既是百姓耳熟能详、容易理解的词语，同时也不乏表现沟渠弯曲形式的意味，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文献对这条日渐湮废的沟渠缺乏记载，使我们难以找到更多的佐证。在“Carte des Environs de Peking”上虽然有“龙西寺”，却没有注记“龙须沟”，似乎透露出时人对于这条排水沟渠的熟视无睹。不过，比这幅图更早些的1921再版（初版时间显然更早）、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映寺庙名称与沟渠名称密切关联的生动例证。该图把围绕天坛外墙北、东两面，流经金鱼池、四块玉，在南城根汇入护城河的沟渠标作“龙须沟”；城墙与护城河之外、龙须沟与护城河交汇点西南约600米，赫然标着“龙须寺”，而这正是“隆禧寺”的近音异写。这幅地图上的寺院与沟渠都以“龙须”为名，既是一种从众从俗的选择，也是地名语词在口语中不断转化进而影响到书面语的证明。

从弘治十四年（1501）五月建成隆禧寺，到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乙丑（1553年5月1日）开工修建北京外城，“隆禧寺”在“龙须沟”下游岸边屹立了半个多世纪，只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外城完工之后，龙须沟的水才被护城河劫夺而不再流过隆禧寺东南。二者之间在命名方面的渊源关系，虽然在晚近时期才在地图上体现出来，但从地名语词渐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区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史实来衡量，龙须沟的命名基础可能在明代已随着隆禧寺的修建而奠定了。在发现新史料之前，自然不能贸然排除“龙须沟”的命名是从民间独立发展起来、它与“隆禧寺”乃至“龙须寺”只是语音和用字上有些巧合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城墙阻隔与护城河截流的时代，这条沟渠与它转弯处的一座名寺之间的关系，应当远比今天看起来密切得多，这就加大了后来者根据已有的名称去派生命名的概率。史志与地图上对于习以为常的排水沟渠难免疏于记载，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搜集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不仅可以弄清相关的地名语源问题，还将为研究这个区域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打开一个窗口。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作者：孙冬虎

选稿：周辰

编辑：袁云

校对：孙欣仪

责任编辑：刘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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