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斗戴敦邦连环画：戴家妙 赵之谦与金陵书局的刻书伙伴

泰斗戴敦邦连环画：戴家妙 赵之谦与金陵书局的刻书伙伴编辑：陈韶旭赵之谦致唐仁寿信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 “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 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 “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潘氏很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他在给赵氏《悲盫居士诗賸》题辞中曰：“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

【赵之谦不仅是一位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他于刻书事业念兹在兹。从上图最近整理公布的这批信札中，首见他与不少友人的书信谈论刻书事宜，可补其生平交游。】 在赵之谦看来，刻书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他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旨在力挽狂澜，匡正时风。有关赵之谦的刻书，郭立暄先生有专文作过论述。赵之谦可谓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其中对他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海图书馆最近整理公布赵之谦尺牍87通，上述人中除孙、张外，余皆见其中。

赵之谦约于咸丰四年（1854）前后与戴望相识于杭州。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咸丰十一年，戴望亦因太平军进犯浙江而逃往闽中，与赵重逢，交往日密。同治三年（1864），赵氏刻成《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刘履芬校补并跋，戴望为之题款。同治四、五年间，赵之谦、魏稼孙与戴望在杭州乱后再度相聚，纵论艺文，甚得默契。同治八年七月，戴望为何澂于同治二年编成、胡澍书耑的 《二金蝶堂印稿》题记，称赵之谦为“绝特之士，其学于经训书数，罔弗金石，已著有成书。而于一艺之微，亦精能乃尔，是何神明盛而魄力强也”。《谪麐堂遗集》中亦有诗曰： 高文冠绝淛河东，能艺通神事事工。吾与赵君生并世，真惭煮酒论英雄。（诗注：至杭州赵撝叔方移家瑞石山下诒此诗） 同治十年，戴望于南京刊成《颜氏学记》，赵为书眉。同治十二年二月，戴望病殁。越两年，赵之谦辑戴望遗文及诗238篇，编成遗集，刻于江西。赵在序中写道： 甘伯长余四年，君（指戴望）少于余十年，容之且少于君八年，自遭寇难，故交零落。窃念诸君壮岁强力，孟晋迨群，靡可隅域。今两载中，又丧其三，留余后死，掇拾残编，滋益悲悼抑志，拟天地果不祥耶？君性不谐俗，寡交游，足迹不越大江以北，然当世贤士大夫多识君。见君所论著，推服无异辞。虽遇困厄，年寿不永，视坎坷终身、姓氏不出闾巷者，尤有幸也。 本次刊布中虽仅五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赵之谦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他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的表述：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大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大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说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 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贴，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绝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绝谊，想兄必以为然也。 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 “反理学”；既不主张 “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 “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 “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在第一封信中，赵之谦写到 “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到李善兰“已赴都否”， “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

赵之谦致戴望信

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 “闰月六日”。经查，系同治九年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 “前发书后即拟赴省，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于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大鸣……大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 （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 “太庙巷内，紫阳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 他在信中提到“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江青田人。端木国瑚娶瑞安陈氏女为妻，并于道光十七年（1837）迁居温州瑞安。咸丰十一年四月至九月，赵之谦守城瑞安之际，与其子端木百禄重逢，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颇密。现瑞安市文物馆还藏有一件赵之谦写给端木百禄的扇面书法，款记： “叔总仁兄 （端木百禄）索书，走笔应命，寇警未已，相见期难，临别无言，留此手迹。” 《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 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中记：“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上述学者中，除刘寿曾、曾沅圃外，其余均见诸这次信札中，皆与赵之谦有交往。同治四年八月，赵之谦出京师，途经金陵，与局中诸君相识，惜目前所存文字甚少。是年，赵之谦准备开始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去金陵拜访戴望的同时，想拜汪士铎（梅村）为师，亦为谋刻书事前往考察，这应是赵之谦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访学游历。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局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濬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局，声名益闻。后来，金陵书局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 《索隐》 《正义》 《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是年三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旋即第二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啸老” 即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局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入局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冬辞局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张文虎虽未中科甲，但学问淹博，“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素以校勘精审而著称，尤以《史记》最为知名。同治四年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溶提议刊刻 《史记》，并提供他所过录的钱泰吉校本。李鸿章、曾国藩先后主其事，李先命唐仁寿负责校勘，曾接着任命张文虎辅助唐氏一起同校。而唐体弱多病，基本由张负责。而《史记》校勘工程巨大，艰辛可知。张与唐两人是金陵书局中的中流砥柱，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说： “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赵之谦在江西通志局任职一年多后，深感 “江西亦有书局，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之谦致唐仁寿信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 “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 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 “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潘氏很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他在给赵氏《悲盫居士诗賸》题辞中曰：“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此话恐非一般应酬之语。潘氏所用印章，几乎都出自赵氏之手，前后计有12方，皆与藏书有关。始自同治甲子（1864）二月，终于光绪八年（1882）。赵之谦自赴江西任职后，封刀不刻印十余年，破例为潘祖荫刻“赐兰堂”长方朱文印，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可见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与友谊。潘祖荫曾在赵之谦最困难时，数次慷慨解囊，资助赵氏解燃眉之急。 本次刊布中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潘祖荫请赵之谦为三十三通张忠穆的信札作跋。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

作者：戴家妙（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