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市制始于哪个朝代（从坊市制到街市制）
坊市制始于哪个朝代（从坊市制到街市制）也许有人奇怪，为何要如此僵化呢？完全可以实现商住混合嘛，唐人难道连这智商都没有？在唐代中期以前，坊市是严格区分的，居民区内没有集市、商铺，纯粹是作为住宅小区。所谓坊市制，就是将居住功能的“坊”与贸易功能的“市“严格区分开来，并且配套实行宵禁制度，一般每坊有四个坊门，按照”暮鼓晨钟“的时间节点开关坊门，非”营业时间“不能随意打开坊门。坊设坊正，坊内民居只能对着坊内街巷开门，而不能反向朝坊外大街开门，唯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例外，这也是为了加强城市管理，避免出现动乱。而市通常指的东市、西市，尤其是长安城，东市有货财二百二百行，聚集各方奇珍；西市则有胡商汇聚，是当时最大的国际性贸易集散地。
前段时间，看宋剧《清平乐》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仁宗皇帝微服出巡，发现一个卖果子的小店被流氓骚扰、收保护费，而此时尚未入仕的书生韩琦则慷慨陈词，认为这是坊市制带来的恶果，当朝天子不能体恤民情，使得老百姓极不便利。
仁宗深受启迪，最终打破了坊市界限，老百姓能在自家屋舍开店铺，最终促成了东京城内商业繁荣。
这种剧情演绎真的符合历史吗？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坊市制？
所谓坊市制，就是将居住功能的“坊”与贸易功能的“市“严格区分开来，并且配套实行宵禁制度，一般每坊有四个坊门，按照”暮鼓晨钟“的时间节点开关坊门，非”营业时间“不能随意打开坊门。
坊设坊正，坊内民居只能对着坊内街巷开门，而不能反向朝坊外大街开门，唯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例外，这也是为了加强城市管理，避免出现动乱。
而市通常指的东市、西市，尤其是长安城，东市有货财二百二百行，聚集各方奇珍；西市则有胡商汇聚，是当时最大的国际性贸易集散地。
在唐代中期以前，坊市是严格区分的，居民区内没有集市、商铺，纯粹是作为住宅小区。
也许有人奇怪，为何要如此僵化呢？完全可以实现商住混合嘛，唐人难道连这智商都没有？
其实，如果你知道长安城内的东市、西市所在位置，以及主营贸易范围，你就一点也不会奇怪，坊市之间为何壁垒分明。
长安城内的东市，位于皇城东南角，靠近三大内，即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
大明宫不用说，是唐帝国的大朝正殿，而太极宫在高宗以前便是大明宫的地位，兴庆宫则是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前的府邸所在。
换句话说，这三大内是皇宫核心区，而它们距离东市都非常近。
除此之外，东市周围的坊、里大多是皇室贵族、高官权宦的宅第所在，也就是说，这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版纽约曼哈顿，所有有影响力的大人物，都在这一带出没，等闲之辈，很难立足其间。
东市内经营的商品，主要是珠宝、玉器、金银、丝绸等各种奢侈品，走的是高端路线，做的是贵族及高官的生意。
而普通人生活必需，则需要到西市购买。
西市位于开远门附近，这里最大的特点是胡商云集，附近住有许多来自中亚、南亚、朝鲜、日本等地的外族人，是丝绸之路起点所在。
长安城内的商品买卖，基本都在东市、西市实行定点交易，有专门的市场机构管理并收税，以及处理相关纠纷，而从它们交易的对象以及经营范围来看，此时的商品交易更多是贵族经济，而不是普惠市民的小商品经济。
与《清平乐》中重要美化的仁宗功绩不同，坊市制度被打破的时间更早，而起因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中叶，东、西市出现农副产品交易，比如肉行、鱼行、米行、饼肆、医肆、药肆、茶肆等，甚至还出现了丧葬品专卖店，原本贵族气息浓重的奢侈品交易，突然增添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经营生活用品的店铺多达二十几种，基本涵盖了普通人生活需求的各个方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而不再是仅仅服务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专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小农经济下，普通老百姓对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即男耕女织，基本自己解决大部分日常用品的生产问题。
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经济逐渐兴起，对商品交易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坊市制度下僵化的市场管理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我们无法想象，贵族与高官环绕的东市，每天都充斥着大量的猪臭、鱼腥以及武大郎卖炊饼式的吆喝声；即使西市可以进行这些交易，但仅有不到一公里范围的集市范围，真的能够容纳众多国际友人，以及热情的长安市民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随着需求量的增长，街市制逐渐浮出水面，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种商住一体的临街店铺模式，显然可以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方便普通人购买生活用品，不必再为一点油盐酱醋横穿整个长安城。
当然，随着战乱迭起，长安城的宁静一度被打破，出于城市管理的需要，坊市制能够便于统治者管控城内人口，加上经济衰退，普通人购买力下降，坊市冲突并不明显，因此从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国、宋初，都一直沿袭了坊市制度。
直到宋代仁宗年间，都城东京汴梁人口激增，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普通市民的消费欲望不断攀高，坊市结构再次被打破，街道两旁的居民住宅不再受坊墙限制，可以自由开口，甚至不断扩张违建，形成热闹的商住一体的局面。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店铺的招牌上出现了“家”这个字，比如“久住王员外家”、“杨家应病”、“赵太丞家”等。 这其实就是一种商住混合经营模式，前面是店铺，而后面则是居家所在，并且连朝廷官员都乐在其中，利用自己家开店。
这个时代，东京城内的消费能力是惊人的，宋代中后期，东京城内人口达到120万——150万，而每天消耗的农副产品数量巨大，《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足以证明，东京市民日消费生猪一万头以上，加上其他的蔬菜、瓜果，这真的需要更合理的集市规划结构，才能满足。
宋代并不限制商业发展，甚至鼓励商人家庭出身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这也使得宋代无论官商、从上到下都热衷于经商。
而在东京城内，关于商铺的分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多层次、分体系，具体可以分为专业商业区域、综合性商业区、仓储物流区。
专业商业区域是某个行当集中的区域，兼具批发、零售功能，比如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每天有生鱼有数千檐入门；又比如西宫南至州桥投西大街一带，则为果子行。
综合性商业区则遍布街巷，随处可见，经营时间上也比较宽松，甚至通宵达旦， 有大型夜市。比如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等各种小吃，应有尽有；大相国寺附近也是一个大型综合市场，吃喝玩乐都在其中。
仓储物流区域，叫作货栈，又叫榻房，是商人专门用来存货、运输的地方，一般位于重要交通线附近，以及城郊乡镇一带。
而以上这些，共同形成了宋代东京完整的商业网络体系，突破坊市限制后，商品经济更具活力，商业贸易活动也更加人性化。
正如《清平乐》里韩琦所说，这种经营模式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兼顾家庭和商业买卖，确实是古代城市商贸活动的巅峰。
从坊市制到街市制，看似统治者一念之仁，出于方便普通市民的考虑而推动城市商贸活动，但制度变革的真正原因，从来不是某人的某个拍脑袋突发奇想，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
如果宋代商品经济没有达到某个繁荣顶峰，又如何能够推动全民经商热潮，乃至于商住混合、寓商于民？
可见，仁宗的选择，不过是经济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更是市民阶层的崛起。
市民的力量足够壮大，才足以打破坊墙，造就一座真正的东京“不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