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力度不减（乡村振兴重在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力度不减（乡村振兴重在治理有效）李 根 青桥驿镇党委书记 周 军 留坝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嘉 宾许秋雯 汉中市副市长、留坝县委书记莫荣华 留坝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来源：陕西网

主持人

刘甜甜《当代陕西》记者

王 雅《当代陕西》记者

嘉 宾

许秋雯 汉中市副市长、留坝县委书记

莫荣华 留坝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周 军 留坝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李 根 青桥驿镇党委书记

宋 玮 留侯镇党委书记

余海兵 马道镇沙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夏道华 紫柏街道小留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金秀 紫柏街道小留坝村村民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实现乡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地认为乡村治理就是乡村的平安建设，也不能将乡村治理完全等同于乡村自治，更不能由县镇机构大包大揽，一竿子插到底。

做好乡村治理，需要真正把握其目标和内涵。2019年，留坝县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经过探索、思考，留坝县逐步确定，从经济社会协调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建设、德治、法治、自治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开展乡村治理。

治村不是“挂牌牌”

——牌牌上墙不如服务上心

莫荣华：在乡村治理中，村级党组织负领导责任，村级其他组织协同配合，党员和群众是重要参与者。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缺一不可。但是，如何让村级党组织更好地发挥乡村治理领导作用？各类组织能否高效协同推进共同承担起治理主体职责？这些都是新时代乡村治理首先需要弄清并破解的重要课题。

李 根：事实上，囿于向上对口的传统格局和惯性，有的村委会门口挂着十几个牌子，村干部也说不清自己有多少职务。职责不清，村级组织就无法发挥合力。村里有的人忙、有的人闲，其实大家也不是不想干事，只是不知道该干啥、怎么干。

莫荣华：调研中，我们确实发现存在村级组织虚化、职能弱化、保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包括村监委会位置尴尬、群团组织不能发挥作用，一些村干部“有岗无责”，委员（理事）会职责履行不到位等。

根据这些问题，我们确立了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为主，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道德建设委员会、综治中心、群团组织等其他组织作为补充的村级组织协同共治体系。

宋 玮：七大组织构架中主要的干部，我们简称“两正一副一文书”。“两正”中的“一正”是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意味着村上党政经济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监督和制约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就把村监委会主任作为另“一正”。

村监委会主任一职并不是创新，但也存在职责不清楚，不知道该监督什么，该怎么监督的问题。现在村监委会主任，与支部书记同工同酬，同时兼任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综治维稳中心主任等，工作内容清晰充实。

李 根：近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接续推进，各类项目、惠民政策不断向农村聚集。留坝县创新推行村级扶贫社改革，村集体资金积累不断壮大。全县每年兑现落实各类惠农资金达到近亿元，75个村扶贫社资金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村干部手中权力持续增加，小微权力运行风险也逐步变大。基于此，我们初步探索形成了建强一个班子、明晰一份清单、构建一套体系的“三个一”村级权力监管机制建设工作法，破解“谁来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的难题。

余海兵：县里编制的《留坝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我们人手一本。清单包括农村党员干部管理权、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权、农村惠民政策提名权、其他村级事务管理权4类13项，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村级小微权力和权限边界。村里的监督方式也变得多样化，范围更广泛。内部监督有村监委会、外部监督有群众，再加上派驻监督和网络监督，村级权力自然在阳光下运行。

自治不是“自己管自己”

——乡村治理需要软硬兼施

许秋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已经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夏道华：自治不是自己管自己，而是村民对村级事务民主参与的过程，是民主自治。也就是说村级不同的事务，由不同的人群，通过不同的程序参与决策的过程。比如，党务由党员或者代表决策，村级股份合作社的股权分配问题，应该由股份社理事会全体社员共同决策。

莫荣华：德治体系建设我们也开始得早，但近两年的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村规民约过于宏大叙事，出现“挂墙”现象；德美屋被有的村干部当成发福利的方式，起不到理想的引领作用；积分的计算也有陷入形式主义的现象，很多村干部只是坐在村委会进行分数的加减。

宋 玮：因此很多确定了的制度，还是需要做实，才能发挥出它对乡村治理的效用。比如最简单的卫生评比，做就行了。刚开始，群众说自家卫生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记得有一户村民，家里卫生环境不是很好，村里将她评为季度“黑榜”名单，很快她家的卫生就变好了，这就是成效。

余海兵：落实的形式其实非常重要。发卫生环境流动红旗的时候，我们没有只是将旗子悄悄拿到村民家里，而是开着皮卡车，请村民代表来，敲锣打鼓送去的。事实证明，村民需要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以前环境评比85分以上就能拿到前几名，现在90分以上已经很多了。

杨金秀：村里的变化确实很明显，特别是有了“红黑榜”，大家对村里的事情积极多了。积分不仅能兑换物品，更重要的是脸上有光，咱农村人最好面子。

许秋雯：长期以来，由于乡镇没有执法权限，对于农村违法行为往往是“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为了解决这个基层治理之痛，留坝从执法事项和程序两方面入手做了准备工作。2020年冬季至今，留坝共梳理出728个可以下放乡镇的执法事项，同时规范了执法程序，组织乡镇人员考取执法资格证。现阶段由13个涉农部门在每个乡镇确定执法监督协管员，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先由他们掌握、固定证据，县级部门再开展联合执法。

李 根：之所以说是准备工作，是因为对于执法权限能否下放乡镇目前没有政策支持。2021年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一些权力可以下放乡镇，但7月才开始执行。即便这样，下放还是有困难，难在必须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哪些事项可以下放。因此，下放的形式和程度还是未知数。

周 军：普法也是法治体系建设中最简单也最难的工作，我们已经普了几十年法，但群众的法律意识还有待提升。此次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我们利用农村院坝说事会开展院坝说法，目标在于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加强群众对于违法事件的印象，这个“案子”尽量是本村或留坝发生过的，有了心理上的接近性，群众就能听得进去。院坝说法会一般根据村里的需求讲法，例如村上发展民宿多，就讲旅游相关的法律，村里征地拆迁项目多，就讲土地相关的法律。很多村干部和群众反映，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留坝县留候镇庙台子村为群众发放垃圾箱

富民不是只富裕农民

——集体富能够驱动农民富

宋 玮：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在2016年以前，全县有36个空壳村，村集体积累不到1500万元。但到2020年底，全县农村账面上就有9293万元。

余海兵：有了钱以后，村里开展治理就方便了，我们德美屋奖励品的来源就是村集体经济，以前依赖于社会捐赠。

许秋雯：留坝的村集体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首先是弄清了统和分的关系。中国实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后，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分”有余而“统”不足的问题。为什么统不起来，我认为有集体经济组织角色缺失的原因。直到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才明确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消除身份尴尬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2016年8月，留坝就开始探索建设扶贫社，用村集体法人登记集体经济组织，让他们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

李 根：有了经济组织以后，留坝集体经济的第一桶金基本是用项目代建的方式获得。在扶贫社下，我们设置了工程服务队、自来水服务队等村级后勤保障队伍，尝试将农村30万元以下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交给这些队伍。几年下来，全县一共有近1.6亿元的项目由扶贫社承接，为村集体积累了3000万元左右的原始积累，平均利润在20%左右。除了挣钱，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升了经济工作的能力。

夏道华：扶贫社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假如村民想发展2万筒食用菌，如果后面没有政府支持，他们需要30万元成本，不仅当年不能见效，多长时间有纯利润也不能确定。而现在，我们由扶贫社建设管理食用菌发展基地，村民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发展产业，2万筒食用菌只需要投入不到6万元，当年便可见效，一年能有4万元左右的收入。

宋 玮：目前全县共有66个食用菌产业基地，全部确权于扶贫社之下。食用菌是一个精细化产业，有的老百姓难以完成，扶贫社在生产中同样承担了组织者的角色。我的手机里存着一张全国香菇销售的情况图，每年8—9月，是香菇需求旺季。但全国很多地方气温较高，超过25度不出菇，而留坝凉快，如果没有扶贫社的话，农户可能会错过进棚时间。进棚以后的技术问题，由留坝通过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技术员，每天进行指导。

莫荣华：香菇成熟后，全县有七个龙头企业专门负责销售，立产立销。我们还与保险公司合作，一个菌筒保五元钱，以前保险公司不愿意做，现在有政府“背书”，有集体经济保证，他们也就乐意了。去年玉皇庙镇很多香菇被洪水冲走，老百姓痛哭流涕，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就赔了120万元。

杨金秀：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在村里的民宿当管家，一年下来比外出打工挣得还多，还照顾了家里。现在村里道路有人打扫、垃圾有人处理，连我们家里水管坏了，也有人过来维修。我看，乡村治理好不好，关键是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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