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和年轻人的故事（一个插班生和五大道的故事）
小学生和年轻人的故事（一个插班生和五大道的故事）天津，天上的津，那可是个怎样的地方呀？天津，这个字眼儿在我的小脑瓜里有着无穷的想像，我可不愿意失去这次去天津的机会。天津这个城市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我已知道了是个大城市，是个要比保定阔气得多的大城市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按照中央逐步把工作重心放到工业发展上的精神，中央早就规划布署了河北省和天津市省市合并，把河北省会放到工业大城市天津，就是这个精神的贯彻实施。1958年，河北省会迁至去天津。此时爸爸已从北京调回河北，我家也要搬去天津了。搬家前，爸爸和妈妈带着弟弟先行去天津考察了一次，回来后，爸爸问我是去天津还是继续留在保定上河北小学？
作者 | 柳生
我要去天津
来天津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还有天津这么个城市。我到过北京，也在那里住过两年，就是不知道在北京旁边，还有个和北京一样大的城市哩！
不过到了1958年，这个名字，一下子和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按照中央逐步把工作重心放到工业发展上的精神，中央早就规划布署了河北省和天津市省市合并，把河北省会放到工业大城市天津，就是这个精神的贯彻实施。
1958年，河北省会迁至去天津。此时爸爸已从北京调回河北，我家也要搬去天津了。
搬家前，爸爸和妈妈带着弟弟先行去天津考察了一次，回来后，爸爸问我是去天津还是继续留在保定上河北小学？
天津这个城市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我已知道了是个大城市，是个要比保定阔气得多的大城市了。
天津，天上的津，那可是个怎样的地方呀？天津，这个字眼儿在我的小脑瓜里有着无穷的想像，我可不愿意失去这次去天津的机会。
我看着弟弟手里拿着的刚从天津买回来的玩具公共汽车，很是新鲜，那个玩具汽车正脸上方有个阿拉伯数字8，天津8路公共汽车就是这个样子吗？只见那个汽车玩具长条形状，高大宽敞，非常漂亮。
保定当时虽是省城，那时却是还土得要命，全城都没有一辆公共汽车，而我到天津就能天天坐这样阔气的公共汽车上学，那是多么美的事啊！我跟爸爸说，不行，我要去天津！
1958年10月，我们全家乘上保定去天津的火车。五十年代的火车很舒适，旅客不多，秩序井然，服务周到。那个年代大量的农村人口都固守在农村，能出来坐火车的人自然很少。
车上的列车员来回送茶水，车厢一角还挂着小人书，让我们小孩子不寂寞。
五十年代，那是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年代，人人互助，平静和谐的社会。
我成了天津人
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工商、海运业发达。这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五大道的小洋楼和南市的三不管，构成了中西文化交融并存的格局。
天津这个地名，据后来得知，就是天上银河的意思，天津多水，号称北方泽园。
到天津时，天色已晚。出得天津火车站，广场前便见一条大河，自西向东流去，这就是人们说的海河了。
迎面见一座钢结构大桥横跨其上，气势轩昂，这就是天津有名的解放桥。大船过，这座钢桥可从中间扬头开启，人们谓之曰‘万国桥下过大船’。
见站前广场上有不少三轮在等活儿，排在那里。天津的三轮比保定的大气，双人座，很宽敞。天津三轮工人很会说俏皮话，一见我们小孩来了就说，祖国的花朵来了，上车！
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天津那大都市的洋气，这是我在省城保定和皇城北京都从没感受过的气息，这也许就是那个资本主义文明吧。
夜色中，三轮下了解放桥，下坡行驶在解放路上。我坐在双排三轮上，一路看过去，两边到处是高楼大厦，那些建筑挨个洋味十足，高阔浑厚，有些门前还有粗大拙实的罗马式圆柱脚高耸矗立，后来知道了这段街上正是过去旧时代外国大银行的集聚区，如果说上海是旧时代中国钱袋子的话，那么这里就绝对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钱袋子了！
一路掠过这条金融大道，俺这个保定来的小老忒真是刘姥姥进城，开了眼了。那种感觉，待后来看了大作家茅盾的‘子夜’，发现其中有一段描写赵老太爷从乡下初来上海的场景活灵活现，很是精彩，那大上海的霓虹灯，象怪物，晃得那赵老太爷差点昏将过去。
用书上的这一段话来描述我此时惊异和兴奋的感觉特别贴切。
我住上了小洋楼
我们新搬的家在睦南道，这里是原来的英租界，街道两旁鳞次栉比都是异国情调的小洋楼。
啊，天津都是这样阔气的外国房子呀！我心里惊叹道，此时的我，以为所有的天津人都统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哩！
我家住的睦南道50号是一所英式风格院落，和旁边的48、46几个院子风格相同，都是由一组联排别墅建筑分割而成的院落。
旁边的52号院，更是阔气，那是张学良的弟弟原天津市长张学铭的住所，我进去过，室内墙壁都镶嵌着高级木块拼条，装潢奢华，现在已是一家房产公司。
我家住的50号院，前面院子不大不小，布局规整。一进大门是一条小甬道直通楼门，道两旁是两排小柏树，院落中有几棵高大杨树，几丛灌木，还有能染指甲的那种草花。
小洋楼三层，墙壁上嵌满小鹅卵石子，爬山虎布满半面墙；一个小夹道通向后院，后面有个小小院子，在院子西北角落有两间连通的平房和一溜小耳房。
（六十年后的小楼照片，面目已非，院子也杂乱无章，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韵和味道。但也还是可以想见当年小院的美丽和气韵。
几十年的保养不善，虽修葺过，却像一具僵尸在那里。墙面上的小鹅卵石子也掉光了，光秃乏味的的水泥墙面，令建筑失却了原有的灵魂和乐感；没有了甬道旁那两排小柏树，没有了高大的杨树，没有了鲜花，也没有了落满灌木丛上的红蜻蜓，整个院落，多了乏味，少了生趣）
门前的街道，还有些生趣。
小洋楼里住着几户人家，我家新搬来住在了一层。原住家有天津人民银行的某位领导，住二楼，还有一家是天津大学的一位系总支书记，也住一楼。
后院平房里住着工友卜大爷一家，他日常负责打扫院子卫生。后院还有一个拐角的好几间的小耳房空着，那些房间都很小，一间也就4个平方左右大。
后院的卜大爷是管院子卫生的工勤人员，五十多岁，矮胖，人很和气，没嗜好不抽烟，老伴是家庭妇女，却抽烟。
那个年代，很多五大道院子里都有这样一位工人，大概是延续了解放前的样子，接管了小洋楼，连管院子的工友也留用下来。这些人大都没文化，在旧社会给大户人家当仆人杂役，解放后，这些人也翻了身，变成了职工。
这些人知足，为人谨慎、小心、老实、听话，他们懂得珍惜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
我后来搬到成都道，院里也有一位这样的工友赵大爷，烧锅炉，扫院子，有时还到家里来用墩布擦地。
卜大爷家二儿子是个学生，戴一副眼镜；大儿子是军人，复员后第一次见，就见他在扫院子里的杨树叶，这是替他父亲工作，他上身穿一件部队白衬衣，下身黄军裤，样子朴素、肯干、不多说话，是那个年代军人的典型形象，让人尊敬。
天津的新生活很新鲜也让我很露怯。比如上卫生间，我还从来没进过这么干净漂亮的茅房。头一次用马桶，一拉水箱，马桶里的水哗哗急速上涌，眼看就要漫出来了，我急得大叫母亲。还好，水涌到了最高处又自己咕隆隆几声漏下去了，原来是虚惊一场。
说起来，我在新生活面前露怯的每一个过程就是我的人生向文明迈进的每一大步。我一岁进保定，从乡村文明进入了城市文明，从油灯到电灯；我四岁进北京，从古城文明进入了皇城根儿文明，从直隶城墙到京城红墙；我十岁进天津，第一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从住四合院、楼房、到住上了小洋楼。
我家院子大门外有个浆子早点铺，是我家院子原来的汽车房改造而成的。睦南道这一片旧租界区都是小洋楼，美丽幽静，缺的就是商业网点，买个东西都要跑到黄家花园那边买去。
睦南道上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汽车房通连街上，解放后达官贵人们都跑了，闲置的汽车房就派上了新的用场，公家把汽车房稍加改造，就解决了这一带的早点问题。
天津的早点很正宗也很便宜，3分钱一个芝麻烧饼，3分钱一根棒槌果子，2分钱一小碗浆子，就齐了。
在保定和北京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早点，天津的早点在我这个来自小城市的孩子眼里显示出了大城市的水平。
附近的疙瘩楼是很有特色的一联排建筑，它的墙面使用的是那种烧过头的疙瘩砖。那砖烧过了头，都烧流了，砖面变形结成了疤状。很多砖还特意嵌在墙上露出半块，远远看去，就象脸上长了疙瘩。
京剧大师马连良就住在这里。
疙瘩楼那儿下面有个粮店，我家买粮都到那儿去。那时还欣赏不了它的美，总觉得很丑，感觉像人长了麻子脸一样。
疙瘩楼
在天津上小学
我那年十岁，四年级，插班上了离家不太远的常德道小学，一年前这里叫四友私立小学。
常德道是五大道上最短的一条街，其实它只是半条街，到民园就截止了，但它又是五大道最中心的街，这条街最寂静，刚来天津时，这条街上还偶尔见有外国人走过。
五大道上的人都见过世面，见外国人也稀松平常，绝不会象小地方人，见了人家就围上去，跟看猴似的。
班里同学大部分家里都是天津社会名流，有大资本家，大知识分子，大医生，工人家庭极少，还有就是我们几个省里和市里来的孩子，也算是给掺了沙子。
同学对我们河北省来的孩子很新鲜，也很好。同学家都住五大道一带，住独楼或民园大楼那样的公寓，家里都很阔气，相比之下，我们算穷孩子了。
刚来到新学校，还不大适应，看着操场也比我们河北小学小，感觉不如我原来的学校好。
有时跟班上同学说起学校来，我就说不如我们河北小学好，结果同学把我的怪话反映上去了，于校长和周主任还特意把我叫到了校长室，亲自询问，我就实话实说，校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这里是大城市，又是在原来的租界区五大道上，寸土寸金，一个小学怎么可能像河北小学那样的住宿制学校有那样大的地方。
实际上于秀媛于校长可是个大好人，我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是。首先人家对接受我们河北省来的孩子非常热情，对老干部的孩子很照顾，一来就把我插进了四二班，我很顺利就跟上了班里同学。
我还有个妹妹刘雅明本应该58年秋上学，在保定因为差几天生日没能入学。于秀媛听说后马上让我妹妹入学，说不能耽误孩子。
那时已开学二个月了，我妹妹愣插进一年级，还就跟上了，不应该好好谢谢于校长吗？
有一次张珉老师问我，你妈妈是河北省邮电管理局的，是不是和于校长的爱人同事，我说我妈妈是在河北省邮电管理局，但我们刚到天津，应该不认识于校长的爱人，张老师才明白这里并没有熟人关系。于校长完全是出于公心，这样的校长不可敬么？
在班上，一个叫倪耀德的同学和我很要好，他个子高高，小白脸，是个小帅哥，会玩很多新鲜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喜欢跟我这个外来小侉子做朋友。
他家住马场道上一个独搂，他父亲是法国皇家学会眼科博士，全家信天主教。上他家玩，一上楼，墙上到处挂着宗教油画，满是教堂那种味道。他脖子上有时会金光一闪，他会掩饰那个东西，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小金十字架。
李忠谱家住南海路一个胡同里，李家是个大资本家，住一个独楼。我们学习小组在他家，做完作业我们在他家大八仙桌上玩抓子。他家离民园体育场很近，有时民园有球赛，像来苏联狄那莫那样的球队，我们就上他家楼顶去看。太远，看不太真，但是热闹劲儿是看到了。
刘宗祥家住民园大楼，这是天津很有名的一所公寓。刘宗祥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特别阳光，一看就是家境富裕的小公子。他家很大，大厅有一张很大的桌子，看着都能打乒乓球。
班长杨蔼美，家里是高职，据说是个高级大夫。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学习好，跑得快，活动积极，是班里的大姐大，男生们都愿意和她一个学习小组。
初来班上，人家都叫我小侉子儿。这里是和平区，班上同学都讲普通话的多，说本地天津话的很少。不过小孩子学话快，我很快就和大家融入在一起了。
天津的孩子特喜欢足球，那时天津足球很棒的。我刚到常德道小学，班里的同学就拉着我到操场上试脚，看我一脚能踢多远。
班上有个同学兔唇姓张，同学们总爱逗他，或说三瓣嘴呀，或比划个兔子耳朵呀，而他就追，同学就跑。他劲很大，有一股蛮力，但他并不真打，你只要求饶就算完了。
我们的班主任张珉老师很好，她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胖嗒嗒的，烫个发。烫发在天津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们保定却是很少见的，烫发在那个年代，也是大城市生活的一个标志呢。
张老师不是多漂亮，但慈祥宽厚，认真负责，同学们都很尊敬她。
常德道小学老师们，后左二为张珉老师。
伟人像
有一次上张老师的语文课，我还露了一次脸。
那是一堂作文课，张老师带领我们写一篇到天津海河广场活动的作文。海河广场是天津的政治活动中心，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都在这里举行。广场临海河，观礼台正中挂着毛主席画像，广场上摆放着马、恩、列、斯，及孙中山画像。
张老师的问题是这些画像可以用一个什么词汇归纳。同学们都很踊跃，积极回答。有说政治家的，有说社会活动家的，还有说革命家的，先后大概有二十来个同学站起来回答，但都未能令老师满意。
我不是个爱举手的人，本以为有哪个同学回答就是了，但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铩羽而归我倒想回答了。我集过邮，知道这些大致应该叫伟人像吧，轮到我回答的时候，我说‘伟人像！’。
这么个简单小问题，难倒了大半个班。我的回答虽说不上语惊四座，但在众人面前还是大大露了个脸。老师的满意，同学们的艳羡目光，让我心理上大大满足了一回。
我们爱劳动
我刚来学校，正是大跃进那阵儿，我们常德道小学的劳动活动很多，有砸核桃，拆线和其它有意思的活动。
我们砸过一阵儿核桃，这是我们男孩子很喜欢干的活儿，顺便还可以偷吃点呀！
砸核桃其实是个细致活儿，国家出口创汇的标准是一级品，而要想砸出一级品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拿个小榔头把壳小心敲碎，生怕损伤到核桃仁。能恰到好处，把两个完完整整的核桃仁取出来，需要很大的耐心。
男孩子毛躁，不是这伤一点就是那儿掉一点，一级品很少；而女孩子细心，虽然慢一点，但成功率更高一些。
还有一个活儿女生爱干，拆线儿。我们要把针织厂的下脚料拆成线儿，可以用作工厂擦机器的棉纱。拆线很好玩，从布片拉出线儿，越扽越长，是一种很有趣的感觉。
我们把几个课桌一并，就埋头拆起来，看谁拆得快。有时还有外宾来参观，都是东欧那边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的朋友，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闷头拆，可认真了。
天津人比较开放，也见过世面，那时五大道这一片常有外国人走动，见外国人很稀松平常，也没有人少见多怪，会去围观。
还有一个活儿大家都爱干，那就是到起士林包糖果。起士林是天津最有名的西餐厅，德国人办的，解放后成了国营企业。
在起士林后院楼里，是包糖的工作间，我们的工作就是用花花绿绿的糖纸把糖球包起来。大家都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糖块，一大堆在那里，还有那么多好看的糖纸，我们把糖块放到糖纸里包住，再把糖纸的两头拧紧。
大家围坐在糖堆周围，干得很快，有时乘人不注意还可以把糖块塞嘴里偷偷品尝一块，找我们小孩包糖，算是来着了！
我还学过两天理发。老师让我到岳阳道理发馆学理发，学不两天，安排我给一个姓侯的小同学试推，那个同学可受了罪。我虽能掌握推子平衡推进，但给推了个平头，一定是欠美观，那个侯同学哭了。
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有点对不住那个侯同学，就我那点破手艺，还敢拿同学练手，也许人家后来止不定成了艺术大家呢！
课余还干过捡废铁，捡废纸，甚至捡烟头的事，我们虽然不太懂，但都知道是在干好事，倒也乐此不疲。为了完成任务，我还动员爸爸帮忙，把会议室里的烟头拿给我。家长为了孩子，什么事都愿意做。
除四害
除四害是那时的一个运动，苍蝇，蚊子，老鼠，连麻雀也捎上了。我们打过苍蝇，挖过蝇蛆，赶过麻雀，交过老鼠尾巴。
你见过全城人同时驱赶麻雀的盛况吗？敲锣打鼓敲脸盆，敲饭盒，追着麻雀满城飞，最后竟把麻雀累得从树上掉下来。可怜的小东西，竟被当成了坏蛋，纯属冤枉呀！
那时的我们都很快乐，嚷着，‘除四害，讲卫生，苍蝇蚊子找屁崩！’。
共产主义的愿景
大跃进时代，我们孩子们都以为共产主义快到了。老师讲课时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天津全城河网化的愿景，到那时，天津所有的河流联成一片，我们就可以坐着船上学啦！
我看过一本小人书，是一个话剧本，讲的内容是大跃进到1972年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情景。到那时的棉桃有篮球大，南瓜抱不过来，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老师还让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作诗，我们哪里会，还是让妈妈帮着凑了几句顺口溜，描绘大炼钢铁的什么‘烟囱冒啦’，‘棉花堆成山啦’，交了作业。
那时的我们，正像‘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唱的那样，阳光，清纯，电影‘花儿朵朵’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
口琴
同学倪耀德好像什么都会，我跟他一起玩儿学到了不少东西。在倪耀德的影响下，我参加了学校的学口琴小组。
口琴大概算得上最简单易学的乐器了，两三块钱就能买一个，还便于携带。我学会的第一支曲子是‘老黄牛’，‘老黄牛啊肥又大，耕田耕地是行家，干起活来呱呱叫，哎，一家大小都爱它！’。
后来我学会了用舌头堵住气孔，只留一个，这样音质更纯，音色也美多了。再后来，买了更高级一点的重音口琴，音色更华丽一些了。
学一点乐器，哪怕是像口琴这样低端一些的，对提高你的音乐素质也是非常有用的，起码提高了你的乐感，也促使你去学一点简谱。
我练了把武术
五年级，我报名参加了体育馆的武术训练班，学习初级拳和初级刀，初级剑。这是国家体委刚推广的新编普及拳法。
武术对小孩子有很大神秘感，我从小身体比较弱，学武术倒是我强身健体的一个好办法。
我们的教练是体育馆外请的一个蹬三轮的工人，三四十岁，身体笔挺，腰间扎个腰硬子，一看那个身板就知道有两下功夫的。
他教我们挺认真的，但体育馆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不给工资，只是给补助一些粮票。那时的粮票可比金钱要珍贵，因为那时是度荒时期。
课余学了一个多学期，我可能不是那块料，只是学了些皮毛。据说要入门，还得进私人武术社才行。
我把武术表演搞砸了
那年十一国庆节，我们武术班在市体育馆表演，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登台表演，大家都信心满满，这可是对我们苦练一年的检阅呀。
不过就这第一次还砸了锅。那一天我们表演的是集体项目初级刀，小伙伴们都信心十足，师傅也想露露脸，但没想到的是表演半截出了岔子。
那刀是用竹子做的，在我耍弄时突然刀身飞了出去，只有刀把还攥在手里。我刹时脑瓜一阵空白，懵了！体育馆里几千人一阵哄笑，我们的阵形也发生了混乱。
回到后台，小伙伴们气得直拍我脑瓜，但那怨我么？谁让那刀不争气。
我爱看小人书
连环画在我小时候都叫小人书。小人书这个字眼非常形象，是我们小孩子们最爱看的书。小人书是我们小孩子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受的革命教育和历史知识的获得，有一半是在小人书里得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天津大街小巷遍布小人书铺，高级一点的有正式铺面，很正规，并有小说可以出借，那时我们叫字书，是比我们看的小人书又高了一个等级，柳州路和西安道交口处就有一间这样的书铺；低级一点的就找一个临街的走廊过道，两侧沿墙摆几条长凳，两面墙壁上拴个铁丝，上面挂满小人书就可以了，薄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的二分，黄家花园一带西安道和河北路交口圆茅房对过就有一家这样的小人书铺。
五十年代末，我家住在睦南道，一到星期天就到圆茅房对过这家小人书铺去看书。
圆茅房是一个圆形的红砖建筑，名字听起来很俗，跟黄家花园这一带到处是小洋楼的气氛有些不搭调，但却是这一带很有名的地标建筑。
一个公共厕所，有着这样独特的造型又有着这样大的知名度，确实少见。它位于西安道，成都道，河北路五路交口的中心地带，偏西安道一侧的一个四不挨的岛状位置，不妨碍交通但又很引人注目，每乘九路汽车过这里，都会看到它。
这个名字虽听起来有些不雅但却方便无数过路人，故方圆一带对圆茅房这个字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记得电影‘花儿朵朵’在这里就有一个场景，天真的孩子们在这里跑过，如万花竞放。当然它的背景镜头不是圆茅房，而主要是对面的成都道银行那个楼的画面。
每个星期天的半天，我时常都是在这个小人书铺里度过。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等故事和一些革命打仗的故事我都是先在这里知晓的。拥挤的过道，不时出入的人，埋头看书的孩子们，两壁挂满花花绿绿的小人书，这就是我小时童年生活的一角。
有些小人书画的太棒了，象杨家将和三国演义。我特别喜欢文革前那套60册的三国演义，象‘千里走单骑’里的关羽和赤兔马，画得雄浑威武，那里面的马和大将都是我小时临摹的对象。天津画家刘继卣画小人书很棒，画动物特别在行。
我爱集邮爱画马
集邮是我的一个爱好，从河北小学时就集着玩儿了。那时集的都是信封上用过的邮票，要想把一套集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天津劝业场五楼有集邮部，到那里可以买到成套的全新盖销票，成色新又成套。只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只能选最喜欢最好看最有意义的买。大城市就是文化深厚，在集邮上又让我打开了新的眼界。
五年级时我还迷上了画马，我特别崇拜徐悲鸿的马，奔马是那样地苍劲有力。
每天上下学在路上看到马车，我就跟在车旁走，细心观察马的各种形态。那车老板侧坐在车辕处，手来拿个短鞭子，那短鞭子是那种细竹子拧编而成，甩起来叭叭脆响。
那时进城的马车大都是郊区的送菜车和掏粪车，为了市政街道卫生，马屁股上都要戴一个马粪兜子，不戴警察可要罚车老板子的。
我离着马屁股也就一米多远，有时马拉屎了，那马粪蛋一个一个掉到了马粪兜里，一股新鲜的马粪味飘了过来。
我观察马的各种动作样子和姿态，掌握各个部位的画法，久而久之，也就三分象了。
我还喜欢给马配上马鞍和辔头，再画上身穿盔甲的大将，舞弄各种兵器。三国里的人物都是我画的对象，吕布的方天画戟，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然后让他们对打，自得其乐。
我画的马被老师钉在了墙上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在上头讲，我就又在下面偷偷画。
那老师有四五十岁，个子不高，是个讲山东话的小老头，头发都有点谢顶了。那老师讲起课来嗓门很大，加之又是浓浓的外地口音，声音穿透力很强。
我太投入了，正画得起劲，完全没注意到老师已走下讲台遛到了我的课桌前，当场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老师拿走了我画的纸片，让我课间休息到老师办公室去找他。
课间休息，当我忐忑走进老师办公室准备挨尅时，突然看到我画马的纸片居然被老师钉在了他办公桌前的墙壁上。哈，有意思，这小老头也喜欢我画的马哩！
纸片上那马小跑的样子很悠闲，老师一定和办公室的其他老师们一起调笑过我的这个小品吧？我想象着老师们看了这幅幼稚小画后会心一笑的样子。
虽然我挨了老师例行公事的批评，但我还是很高兴，老师竟然把我的小画钉在了墙上！
有一段时间我和韩魏一与低年级的两个小女孩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校这样安排是为了帮低年级同学辅导。
韩魏一的名字很逗，一看就知道他妈妈是一个讲求男女平等、讲独立的女人，且一定是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而他爸，也一定是一个有文化讲民主的父亲。
一看就明了，韩是他爸，魏是他妈，一是第一个孩子。哈，好一个讲平等民主的家庭。
我喜欢画马，韩魏一这小子就带头起哄喊我小齐白石，那两个小女孩也跟着一起冲我瞎喊。其实我那两笔抹算什么呀！真是没头没脑乱弹琴，搞得我好狼狈。那两个小女孩天真无邪的样子实在可爱，至今还在我眼前晃。
古巴西，洋基诺
1959年，古巴总统多尔蒂克斯访问中国，来到了天津。中国是积极支持古巴革命的，对多尔蒂克斯的接待极为热情。我们常德道小学的学生们被安排到解放路夹道欢迎多尔蒂克斯。
不久，长长的车队过来了，我们小学生们都高举着花朵跳起来欢迎多尔蒂克斯。‘古巴西，洋基诺！’，‘古巴西，洋基诺！’，人们在街两旁跳着，口号声此起彼伏。小学生们单纯、热情，对这样的活动都无比认真。
作为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古巴糖大量进入了中国市场。记得那时在儿童影院，有好几个小孩子在那里来回串串着做小买卖，他们手里都拿一个小碟子，碟子上粘着一大块熬的古巴糖稀，棕褐色，粘粘的。
小孩子们给他一分钱二分钱，卖糖稀的孩子就从糖稀上扯下一小撮儿糖稀，给买糖的孩子。我看着那些小孩子们也不管脏净，吃着还很惬意。我从没买过，那孩子的脏手拧下那脏兮兮的糖稀，我可不敢恭维。
那些卖‘巴糖’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这般的生意经，跟天津这座城市发达的商业传统、天津人做生意的头脑灵活不无干系。
我浮肿了·二斤黄豆
度荒那几年，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不少人得了浮肿。验证的办法是在小腿上按一下，如果腿上按出一个坑迟迟不复原，那就是浮肿了。
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做了检查，轮到我时检查的老师说我浮肿了，让我下午到老师办公室去。但下午到了办公室，那个管事的老师却又改口说我不是了，就这样轻易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发出来。
走出办公室，我有些失意。浮肿的人市里会批给二斤黄豆加强营养，虽然我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但我也知道这二斤黄豆背后的意义和分量。
二斤黄豆在今天的年代不算什么，在那个时代却能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到我这儿老师轻易的一句话说没就没了？
我不知为什么老师临时又把我刷了下来？我没有往深里想，只是有点遗憾吧。每个家庭粮食都非常紧张，我们孩子当然也希望能为家里添把力。
驮气包的汽车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汽车都开不动了，因为没有汽油。那时我最常见的是9路汽车，从佟楼发车经过成都道，还有就是13路汽车。
那时的公共汽车样子不是平头，都是那种长鼻子型的公共汽车，它们的屁股上或车顶上都鼓出了个大包，那是后加上去的煤气包。
那时的国家太穷气了，政治上再坚强，腰板也是伸不直。大庆的王铁人，就是由此而痛下决心，一定要为国家摘下贫油的帽子，再不能让中国的汽车后面老背个丑陋的煤气包。
我是个中间分子
在小学，我一直是一个中间分子，学习上中等偏上，政治上不前不后，体育上一般般。小学六年，甭说带‘杠’了，连个收作业的小组长都没当上。
有一次，老师让我当小组长，第一天就把收的作业拉课桌里，忘了交给老师，第二天早上老师都进了课堂我才慌慌张张交上去。结果是我马上就被撤了。
小学生毕业心态
到六年级了，同学们都紧张起来，王丙堂和吴爱明表现最明显。每到课间或自习课上，他俩做完数学题隔着行就马上大声对题，得几得几，毫不顾及别人。
尤其是王丙堂，你要跟他说话，他就狠狠瞪你一眼，那凶狠的眼光，让你胆寒，好像你耽误他几秒钟就跟夺他命似的。我就弄不明白，考个中学对他就跟天大的事那么重要吗？
其实，还真的是我没弄明白。班里的同学都是住五大道的大家子主儿，他们各方面条件优越，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短板，这也是他们最为忧心的，就是政治条件——他们的家庭出身。
平时还真表现不出来，大家都很快乐，都很平等，没人会去提家里怎么样的，有什么不同。但到了毕业班，气氛就变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象阴云，笼罩在这些十多岁孩子心头。
我的好朋友倪耀德，似乎各方面都比我强，高个子，小白脸，俊秀大气，知识丰富，会各种各样的新鲜玩艺儿，弄个弹射飞机什么的，比我们一般同学成熟一大块。
就这样一个小公子哥，有一天却向我吐露了心声。他有些忧郁地对我说，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上不了好中学。我当时还不是很明白，很朦胧，但心里还是有些难过，因为我俩不能在新学校一起玩了。
我猜想，他愿意跟我做朋友，是不是也跟他这个短板有点关系。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在他们眼中，有一种神秘感吧。
我终于明白，王丙堂，吴爱明他们为什么那么拼命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短板，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分儿上，那是他们唯一可以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争取的。
我真的理解了，在我这里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他们那里却决定着命运。
我考上了一中
1961年秋，我考上了天津一中，这是个男孩子都渴望进去的重点中学，一同考取的还有班上的晋南征和杨又克。
而班上那些出身高的同学还真的未能考取到理想的中学。只知道班长杨蔼美考进了十六中，这是个上层子弟云集的名校，与一中齐名。
小学生活结束了，我憧憬着早已向往的中学生活。在那里，我将长高长大，成为一个我从小憧憬的那种又高又帅的少年。
文中照片部分取自网络
完
作者柳生，曾居住睦南道、成都道等地，在五大道度过了十年少年时光。曾就读常德道小学、一中，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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