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电影手法分析（影片分析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电影手法分析（影片分析霸王别姬）香港汤臣公司出品，1993年彩色故事片195分钟主演：张国荣（饰程蝶衣）张丰毅（饰段小楼）巩俐（饰菊仙）
《霸王别姬》
导演：陈凯歌
编剧：李碧华、芦苇（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
摄影：顾长卫
主演：张国荣（饰程蝶衣）
张丰毅（饰段小楼）
巩俐（饰菊仙）
彩色故事片195分钟
香港汤臣公司出品，1993年
第一节 历史写作自80年代中期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似乎是一道必须去正视而令人眩晕的深谷，又仿若幽灵出没的、腥红而富丽的天幕。较之关于现实的话语，历史的叙事始终丰满、凝重，充满了细腻的层次和无限繁复的情感。然而，在80年代电影的叙事中，历史却不是一个可以指认出的具体年代，一个时间的线性句段。事实上，始自五四传统，历史的本真便展示为一个“没有年代”、纵横书写着“吃人”二字的“史书”；而编年的历史纪传，则对应着某种官方说法，某种遭遮避、被阻断的“人民的记忆”，某类“胜利者的清单”。于是，在80年代的历史书写中，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相衔于时间链条中的进程，而是一个在无尽的复沓与轮回中彼此叠加的空间，一所“万难轰毁的铁屋子”，或一处历劫岿然的黄土地。于是，历史成了一个在缓慢的颓败与朽坏中的古旧舞台，而年代、事件与人生，则成了其间轮演的剧目与来去匆匆、难于辨认的过客。在80年代的电影叙事中，正是这古旧的舞台，而不是其间剧目与过客，攫取了叙事人凝视的目光。一份痛楚的迷恋，一种魔咒般的使命。
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潜隐在类似的历史叙事中的，是一段太过真确的、关于年代的记忆：—段拒绝被官方说法所垄断、因而也惮于发露而为语言的记忆，是一个太过明确的关于现实的断言：必须终结这一在循环中颓败的历史，中国必须在这屡遭延宕的契机中加入人类的/西方线性的历史进程。这一关于现实的明确断言，通体灿然地辉耀着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光芒，然而其作为却并非单纯或绝抉。在8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作为文明飓风到来前的最后一次回瞻的视域，其间的无限低里交织着对老中国切肤的怨恨与依恋。似乎他们必须满怀狂喜地宣告，这古旧的舞台正坍塌并沉没于世纪之交明亮的地平线上；然而，他们同时将失去在这舞台上曾出演过的、全部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戏梦人生。因此，在1984年，第五代所发动的大陆影坛的电影“美学革命”之中，在第五代典型的语言形态：空间对于时间的胜利之中，镶嵌着如此多元的话语、如此繁复的情感。但是，为第五代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在历史的叙事中放逐了谎言/年代的同时，他们也放逐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或许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同时放逐了将中国/东方的历史景观嵌入世界/西方历史画卷之中的切口。一处空间化的、绚丽而滞重的东方景观，只能是西方线性的历史视域、那段开放式情节间一块无法嵌入的拼版；而第五代在8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试图操作的，则正是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与对接。
如果说，《红高粱》里，在“我爷爷”的视点镜头中，引入日寇的车队，因之指认出一个真确的年代：1937年，从而以故事和英雄的出演，一劳永逸地解脱了第五代历史叙事的文化困境。如果说1987年，《红高粱》柏林夺魁、《孩子王》戛纳败北，成就了一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认同与解读的启示录；那么，1993年终于捧回了金棕榈的《霸王别姬》，则成了历史与叙事这一文化命题中更富深意的例证。事实上，作为第五代“空间对时间的胜利”这一电影语言形态的奠基者之一，由《黄土地》的恢宏、《孩子王》的挫败，经《边走边唱》的杂陈，到《霸王别姬》的全胜，陈凯歌经历了一段不无痛楚与屈辱的心路，一段在中国的社会使命与西方的文化诉求、在历史真实与年代/谎言、在寓言式的历史景观与情节/人物命运的呈现之间，陈凯歌曾尝试了一次几近绝望的挣扎与突围。终于，在《霸王别姬》中，陈凯歌因陷落而获救，因屈服而终得加冕。
在90年代多重的文化挤压之下，在喧沸而寂寞的文化/商业/市场的漩涡深处，在为特定的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历史失语症的阻塞之中，香港畅销书作者李碧华的小说为陈凯歌提供了一段涉渡的、或许不如说是漂流的浮木。凭借着李碧华的故事，陈凯歌颇不自甘地将对中国历史的繁复情感，将对似已沉沦的、想像中的中国文化本体的苦恋固化为一种物恋的形式。不复是对于历史的舞台/空间化的象喻，而是京剧舞台的造型呈现，一处“瑰丽莫名”的东方景观，一份在锣鼓喧天、斑斓绚丽之间的清悠寂寥；不再是无尽而绝望的死亡环舞与杀子情境，而是对一出韵味悠长的历史剧目的执著——《霸王别姬》，一个末路英雄的悲慨与传奇，一份情与义，一个勇武的男人和一个刚烈凄艳的女人。一幅古老中国的镜像，一幅因刚烈的殉情与勇武的赴死而完满了的镜像，一个老中国的人生训诫、“做人的道理”：“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影片中关师傅语）。而原作“带着陈旧的迷茫的欢喜，拍和出的人家的故事”，则召回了第五代曾失落在历史迷宫中的人生故事与时间链条。伴随着一段戏梦人生的复现，年代——一段可辨认的历史，一段为陈凯歌们欲罢不能的历史，从莽莽苍苍的空间中清晰地浮现出来。舞台，作为一个物恋化的历史空间，《霸王别姬》作为其中不变的剧目，成了这段悠长的历史故事中的标点与节拍器。事实上，在影片《霸王别姬》的故事中，这段真切清晰的现当代中国编年史的句段，只是酷烈跌宕的悲剧人生得以出演的一幅景片，它不复意味着对某种权力话语的消解或重建，而只是戏梦人生间的一个不甚了了的索引，只是结构人物间恩怨情仇的一个借口般的指涉。这段对陈凯歌及其同代人有着切肤之痛的现当代中国历史，在影片中只是景片般地映衬出一个绝望的“三角恋爱”——经典的情节剧的出演。每一个可以真切指认、负载中国人太过沉重的记忆的历史时刻，都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与宿命的苦涩。诸如日寇纵马驶入北京之时，只是程蝶衣一赠佩剑的背景，侵略者的马队，成功地阻断了段小楼追赶程蝶衣的脚步，而菊仙得以藉此掩起院门，将丈夫遮在身后，将蝶衣关闭在门外；而小楼冒犯日军被捕，则使程蝶衣得到了迫使菊仙“出局”的砝码；日军枪杀抗日志士的场景，只是以连发的枪声、狂吠的警犬、炫目的探照灯、幢幢阴影，只是为遭唾弃的蝶衣提供了一处迷乱、狰狞的舞台；而解放军进入北京，却成了程蝶衣二赠佩剑的景片（直到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酷烈的情境，菊仙才得以把佩剑掷还给蝶衣）。面对狂喜的腰鼓队和布衣军人风尘仆仆的队伍，陈凯歌安排了小楼、蝶衣与张公公的重逢。两人分坐在张公公的身边，在为一座石阶所充任的观众席上，目击着这一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缕缕飘过的烟雾，遮断了画面的纵深感，将这幅三人全景呈现为一幅扁平的画面；仿佛在这一历史剧变的时刻，旧日的历史不仅永远失去了它伸延的可能，而且被挤压为极薄且平的一页：昔日显赫一时的公公与永恒的“戏子”，此时已一同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间不值一文的点缀。
《霸王别姬》剧照
于是，空间化的历史形象/舞台，及《霸王别姬》剧目所负载的历史的惰性，与固置了表象和年代并呈现在编年史之中的、跨越了老中国、新世界的人生故事，便并置于影片的叙事结构中。而“年代”所指涉的政治及权力话语、所暗示的超载的记忆——政治场景和“泥足深陷的爱情”、畸恋—性爱场景便同时于影片中出演。这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魔环而互相对立、互为缺席者的二项对立式，便在并置中彼此消解。这双重并置，同时成功地消解了曾为陈凯歌所代表的大陆影坛第五代所遭遇的文化困境；继张艺谋之后，《霸王别姬》在这双重并置所实现的双重消解中，再度告知了80年代第五代文化英雄主义的沉沦与终结。在双重成功的缝合中，陈凯歌曾不能自已的历史控诉与历史反思的文化立场，一度魔咒般缠绕着陈凯歌及其同代人的现实政治使命感，便在这双重消解里溶化于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之中。舞台不再负载着对老中国死亡环舞的既恨且怨、且沉迷的繁复情感，1937、1949、1966年也不再指称为血、泪污斑所浸染的记忆。一如翩然翻飞的斑斓戏衣，这一切仅仅作为中国/东方诸多表象的片段，连缀起一个西方权威视点中的东方景观，一个奇异且绚烂、酷烈且动人的东方。当空间化的历史/历史的本真与时间化的历史/政治及权力话语在并置中彼此消解之时，它们便失落了其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所指，而成了“空洞的能指”，并共同结构起一个西方视点中的“神话符码”：中国。影片中所呈现的一切，太过清晰地指称着中国，但它既不伸延向中国的历史，也不再指涉着中国的现实，一切只是这幅东方景观、东方镜城中的斑驳镜像而已；只是陈凯歌所狂恋的戛纳菜单上一份必需的调料。
第二节 男人·女人与人生故事影片中的粉墨春秋，显然被结构在一系列彼此叠加的三角恋情之中：段小楼/程蝶衣/菊仙，段小楼/程蝶衣/袁四爷；甚至是张公公/程蝶衣/段小楼，段小楼/程蝶衣/小四。为了成就这座东方镜城的形象，陈凯歌将李碧华故事中的畸恋改写为双重的镜像之恋。不再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爱情”，不再是程蝶衣对段小楼的苦恋；而是虞姬，是作为“虞姬再世”的程蝶衣对楚霸王的忠贞。而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痴迷，只是舞台朝向现实的延伸（“不疯魔不成活”——段小楼语），是对虞姬的贞烈和师傅的教诲：“从一而终”的执著与实践。事实上，是对霸王深刻的镜像恋，而不是如叙事的表层结构所揭示的对戏剧艺术的迷恋，成了蝶衣全部的行为依据。早在小豆子（童年蝶衣）反抗出走、遇名角扮戏一场中，呈现在小豆子的视点镜头中的，并不仅仅是瑰丽莫名的舞台生涯，或虞姬美丽婀娜的形象；而始终是一个特定的镜像：勇武绚烂、护背旗翻飞的霸王。因此，程蝶衣/段小楼间的重要场景均呈现在两人粉墨登场之时，呈现在虞姬与霸王之间。而彼此重叠的三角恋情境，也频频出现在蝶衣虞姬扮相、至少尚未卸装之时——无论是遭张公公强暴、袁四爷介入、菊仙投奔、与国民党伤兵冲突、京剧改革、甚或文化大革命场景。当两人决裂之时，程蝶衣所独自出演的是《贵妃醉酒》、《牡丹亭》、《拾玉镯》——一个苦待君王或思春倦怠的女人。程蝶衣对袁四爷的屈服与“失节”也始终发生在后者装扮为霸王之后。这是镜城中错落重叠的幢幢幻影，一幕影之恋。
《霸王别姬》海报
而作为一个过于清晰的回声，陈凯歌将菊仙与段小楼的尘世姻缘结构为另一幕影恋。那是对“黄天霸和妓女的戏”（程蝶衣语）、是对江湖热血男儿与真情风尘女子——经典世俗神话的搬演。于是，菊仙和段小楼的两个至为重要的场景：洞房花烛夜与菊仙流产失子后，都在经典的双人中景里将段小楼呈现为床旁梳妆镜中的一幅镜像。一如程蝶衣，菊仙亦始终未能真正得到或保有段小楼；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菊仙始终未能作为“堂堂正正的妻”，从段小楼处获得她所梦想的一个平常却堂皇的“名分”或一份有效的男子汉的庇护。她总是一次再次地被程蝶衣、师傅、最后是段小楼本人指认为一个“花满楼的姑娘”、一个为社会所不耻的妓女。她将怀抱着那幅镜像死去：菊仙终于被她的丈夫段小楼指认为一个妓女之后，她便身着大红的嫁衣悬梁自尽于她“堂正”的婚床之前。
至为有趣的是，不同于原作——不再是两个男人的畸恋里夹带着的一个女人；双重镜像恋结构，将这一故事改写为“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恋。在原作中，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同性恋的故事；而在影片中，程蝶衣则在三度暴力阉割情境（被母亲切去胼指、遭段小楼[原作中是师傅]捣得满嘴鲜血、为张公公强暴）之后，心悦诚服地、甚至欣然迷狂地认可了自己“女人”的身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正是在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三角恋情之中，陈凯歌得以结构起他的历史叙事。是这“两个女人”，而不是男人，是历史的权力话语的执著者与实践者：程蝶衣所固执的是“从一而终”，菊仙所奉行的是夫唱妇随、贫贱不移。“她们”都在扮演历史的权力秩序与性别秩序所规定的理想女性，因而她们始终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程蝶衣永远在任何时代、任何观众面前歌着、舞着、扮演着虞姬、杨贵妃、杜丽娘；在日军面前、在停电而黑暗的舞台上、在雪片般纷落的抗日传单之间；如果国民党伤兵不闯上舞台，如果京剧改革不剥夺他出演的权力，他无疑将舞下去、歌下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菊仙则如同任何一个良家妇女一样，她的至高理想是平安地守着一个家、一个男人，度一份庸常而温馨的日子。只有段小楼独自置身于真实而酷烈的历史进程之中。有趣之处在于，陈凯歌将这“两个女人”的行为，都处理为扮演。如果说，程蝶衣之扮演，更多地出自暴力阉割与艺术及镜像迷狂；那么，菊仙之扮演，则更出自女性的练达与狡黠。作为女人，她远比程蝶衣更谙熟“女人”的艺术。她嗑着瓜子，以欣赏、而并不投入的目光观看段小楼的演出，并在“虞姬”出场之时退走，其后是她自赎自身的一幕。她表演式地拔簪、退镯，最后飘然洒脱地将一双绣鞋脱下轻巧地放在一堆金银之上，泼辣、冷静地回敬了妓院老鸨的冷言冷语。——这无疑是一个自主命运的女人。但那一双绣鞋，不仅是此场中的道具，同时是下一场景中的伏笔。此举使她得以赤着双脚出现在段小楼面前，赎身也成了“被撵”，以孤苦无告的弱者形象使段小楼别无选择，而必须成就这柔情侠骨的一幕。
然而，也正是这“两个女人”间无止无休的争夺，制造了男人于历史中的磨难。其中最为典型的情境，是满脸是血的小楼在一片混乱里置身于流产的菊仙和被警方逮捕的蝶衣之间，进退不得、难于两顾；有趣的一例，是在讨论戏剧改革与现代戏的一幕中，菊仙的一声高喊打断了段小楼认同于程蝶衣的、不合时宜的发言，她从看台上掷下的一柄红伞（一个关于遮风蔽雨的文化符码），终于驱使段小楼做出了一番违心的言词。菊仙再次拯救了小楼，同时也将他推向背叛之路，她本人将为此承担最终的悲剧。甚至作为新时代酷烈的历史暴力之呈现者的小四，也具有“旦角”的身份，并将以虞姬的扮相出现，将霸王置身于两个虞姬的绝望抉择之间；《霸王别姬》一剧的真义由是而遭玷污。而更为残酷而荒诞的一幕是“文革”场景里，两个要护卫同一男人的“女人”间的疯狂，终于将男人推入了无情无义、甚至为自己所不耻的境地。
事实上，李碧华的原作并非一部“多元决定”的、或曰超载的本文，它只是一个关于人生的、关于忠贞与背叛的故事：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在陈凯歌的影片中，这一忠贞与背叛的主题，则被呈现为“两个女人”（蝶衣、菊仙）对男人（段小楼）无餍足的忠贞的索要，是如何制造着背叛，并最终将男人逼向彻底的背叛。程蝶衣对“从一而终”的苛求，使他一次再次地失去段小楼的爱与庇护，并使自己“失贞”于袁四爷；菊仙为索取、印证段小楼对她的忠贞，一次再次地诱使他离弃程蝶衣、离弃舞台和关师傅的教诲，使他背叛自己朴素的信念、丢弃人的尊严。这一背叛之路将以他对蝶衣的致命伤害及菊仙的出卖与背叛为终点。正是这一忠贞与背叛的主题，使陈凯歌第一次将男人、女人书写在历史之中，以个人（似为中性、实为男性）来充当历史的对立项，影片叙事再度采用了某种经典的电影叙事策略：从历史的毁灭中赎救并赦免个人。在这一贝特鲁奇式的“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的主题中，陈凯歌成功地消解或曰背叛了80年代意识形态的（反意识形态的）命题：我们需要灵魂拷问，“与全民族共忏悔”。陈凯歌对段小楼的历史遭遇与命运的认同（陈凯歌一度曾想自己出演段小楼一角），以及他对李碧华同性恋故事的改写，无疑传达了他男性中心主义的书写方式。这一方式决定了只有段小楼/男人置身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命运与地位，决定了女人为了其一己的目的始终成为历史潜意识的负荷者，同时充当着历史的合谋。但有趣的是，陈凯歌对段小楼的认同，只是一种社会性的认同。在段小楼身上，陈凯歌所投射的是他所难于舍弃的对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命运的思考，以及对这思考的背叛及改写；相反，是在程蝶衣身上，陈凯歌倾注了他更为个人化的认同。这一认同无疑不是针对“女性”命运、更不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命运而言的，而是建立在程蝶衣作为一个“不疯魔不成活”、具有超越的艺术使命感的艺术家之上的；同时，或许更为深刻的是，程蝶衣的形象与命运正是一个面对西方文化之镜的东方艺术家的历史与文化命运的写照：一个男人，却在历史的镜城之中窥见了一个女性的形象。或许这正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一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最为深刻的悲哀与文化宿命。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一个新的权力与话语结构，规定了性别/种族间的叙事及游戏规则。
第三节 暴力迷宫《霸王别姬》之为陈凯歌迷途中的一处驿站，其最为鲜明的症候之一，是对历史暴力的矛盾立场与二难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霸王别姬》几乎成了一座历史暴力的魔影出没其中的迷宫。这一次陈凯歌似乎痴迷于历史的暴力情境，并将其视作老中国和谐、迷人的风景线上的一处不可或缺的景观，同时又似乎难于舍弃第五代及大陆知识分子的经典立场：对历史暴力的控诉、反思。于是，似乎以解放军进驻北京，以程蝶衣、段小楼及张公公同在的画面，宣告了既往的历史已失去了它的绵延，而被压缩为一个平面；以“永恒的”袁四爷被正法预示了历史断裂的发生之后，陈凯歌对历史暴力的叙事角度及语调一分为二。似乎在老中国的和谐图景中，暴力/权力/秩序远为优雅、细腻、甚至合理，绝不似现代中国那般非人、赤裸而狰狞。
《霸王别姬》剧照
陈凯歌对老中国历史暴力的痴迷，集中呈现在关师傅形象及戏班子的诸多场景之中。事实上，影片最为成功与迷人的，正是有关戏班子的若干段落。毋庸置疑，关师傅的戏班子成功地充当了老中国/元社会的象喻与指称，而关师傅无疑是这个大舞台、小世界的灵魂，一个和谐“家庭”中的严父。关师傅/理想父亲形象的出演，正是陈凯歌对第五代之文化初衷的又一重背叛。80年代，第五代之初，其对历史暴力的控诉与反思，同时呈现为对父子秩序的拒斥，笔者曾将其称之为“子一代的艺术”。甚至在陈凯歌迷途之始《边走边唱》中，“神神”师徒，同样被呈现为辗转于父子秩序与历史暴力之下的“子”的形象。老神神终其一生：七十年、千弦断，实践着师傅的许诺，换来的只是一张白纸，使他成了历史谎言的蒙难者与牺牲品，同时他仍试图延续这历史的链条：将历史的谎言传递给石头。而在《霸王别姬》中，在关师傅及其戏班子的场景里，对父子秩序的控诉已全然消隐在一种不无血腥、但毕竟和谐迷人的情境之中。在戏班子这一元社会情境中，关师傅无疑是一位绝对的权威者，一个名符其实的父亲形象，甚至不再有“母亲”来柔化这一情境。他对戏班子中的孩子们不仅授业解惑，而且生杀予夺。和影片中那个猥琐、施虐狂的师爷不同，关师傅无疑是一位理想之父，是老中国迷人景观中的核心人物；同时，他也正是一个秩序的执掌者和更为残暴的暴力的执行人。甚至在他狂怒与施暴之时，他仍然是尊严的：孩子们必需自己搬来行刑的长凳，递上木刀，还有人站立一旁，大声地宣读班规，以印证这一惩罚的合理性。似乎围绕着关师傅，陈凯歌失陷于历史暴力的二难推论之中。其中小癞子之死是颇为典型的一幕。小癞子无疑是历史暴力的牺牲品，他显然被戏班子里无尽的残酷惩罚吓破了胆。尽管他也会在“名角”的舞台前热泪滚滚：“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个角儿啊？”，但，“那得挨多少打啊？! ”终于，在关师傅的狂怒和无节制的毒打面前，他吞下了最后的糖葫芦，悬梁自尽了。在射入镜头的炫目的阳光中，小癞子瘦小的身体在空中可怜而无助地晃动着。而关师傅显然是这幕无血之虐杀的元凶。但是，没有控诉、抗议；接下来的一场，是关师傅更为威严又颇为痛心（不是因小癞子之死，而是因他如此的“不成器”）地站立班前，为孩子们上了最为重要的一课：关于《霸王别姬》的真义；从虞姬从容赴死，引申出“做人道理”：“从一而终”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于是，小癞子成了不懂得“成全自个儿”的范例，似乎尽管付出了死的代价，仍无法洗去他的“污点”——他是无法被赦免的，但关师傅的暴力却得到了无保留的赦免。似乎那施虐狂的师爷宣称的正是真理：“您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残酷的惩罚正是一种“成全”之术。
围绕着关师傅和戏班子中和谐而残暴的情境，陈凯歌建立起程蝶衣、段小楼这组彼此对称的人物形象。小石头/段小楼作为戏班子里的大师兄始终是这一景观中默契而虔诚的协作者。这不仅表现为他的投入和忠勇：在头上“拍板儿砖”为师傅解围、勤学苦练；而更多地表现为他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并胜任甚或愉快地配合其完成。他总是“欢天喜地”地为师傅合理或不合理的惩罚搬取刑具，戏谑式地或真或假地喊疼并大声为师傅叫好，一次再次地在严冬的雪地里受跪罚，并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与似乎天生成“个中人”的小石头相比，小豆子/程蝶衣则始终处在历史暴力的摧残与“改写”之中。是他的反抗与忍受将戏班子中的规矩显影为暴力，而不是和谐的游戏。降落于小豆子的这一暴力改写过程，以生母遗弃、并亲手执刀切去胼指开始，而后集中呈现在《思凡》一出戏的排演之上。显然，在陈凯歌所结构的叙事过程中，发生在小豆子身上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生角、旦角的派定，而是一个施之于他的暴力的性别改写。《思凡》中的一句对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在小豆子那里被固置为“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是意识与无意识间一次绝望而痛楚的反抗（一如小石头所言，“你就想你是个女的，可别再背错了！”），一次再次的毒打也无法使他改变。而当他听说被打伤的手一旦进水就会残废，他立刻将手浸入水中：他宁肯残废，也不愿接受历史暴力的改写。他与小癞子一起出逃，但终因那迷人的舞台和舞台上威风凛凛的霸王返回之时，他是屈服于舞台与扮演的诱惑，却没有完全屈服于师傅、暴力与改写。他不告饶、不出声的忍受，终于使关师傅狂怒地大施淫威（那残暴的场景直接导致了小癞子的死。事实上，也只有程蝶衣始终没有忘记小癞子。当他成了一个名角之后，影片中两度出现从远处传来悠长而凄凉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时，程蝶衣脸上闪过一片迷茫）。但改写仍没有实现与完成，“女娇娥”、“男儿郎”的“错误”仍在延续，直到小石头作为暴力的实施者、抄起师傅的烟袋锅在小豆子的嘴里一阵狂搅。无论在影片的视觉呈现、还是在弗洛伊德主义的象征意义上，这都无疑是一个强奸的场景。但这次暴力实现了改写的最后一笔，在鲜血由小豆子的嘴角淌出的镜头之后，他似乎带着一种迷醉、幸福的表情款款地站起身来，仪态万方、行云流水般地道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此后，来自张公公处的强暴，则固置了这一暴力的性别改写，并将这一暴行的发出者清晰地标示为历史。小豆子遭张公公强暴一场，是陈凯歌所迷失的暴力迷宫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笔。白色的帐幔垂绦、迷离的金色的逆光、晶莹的水晶钵、如魔怪、似巫妪的张公公，使这暴力的一幕呈现为东方镜城中邪恶迷人的一景。显然易见，小豆子并非为张公公所强暴，而是为已成为历史的“历史”暴力所玷污——因为张公公“没有菲勒斯，他本身就是菲勒斯”。
事实上，自三度暴力/阉割行为之后，在小豆子/程蝶衣身上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裂隙或曰意义的反转。相对于小石头/段小楼，程蝶衣更为深刻、彻底地将他始终反抗、却不断强加于他的权力意志内在化了。他不仅接受了暴力的改写，而且将固执于这一改写过的身份，并固守着这暴力的秩序。是他，而不是段小楼成为关师傅的得意弟子。同时，他固执于为暴力所派定的女性角色，固执于“从一而终”的训令，固执地置身于真实的历史进程之外。因为他是一个“女人”，一个镜像中的女人，只有舞台上、镜像中才有他的生命。而段小楼则置身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忠贞或背叛、反抗或屈服。程蝶衣是《霸王别姬》中的诗，而这诗行却是为历史暴力所写就的。
而程蝶衣这首似乎可以无限复沓、绵延的诗行，却再度为历史的暴力所打断。影片关于历史和暴力的话语再一次出现了裂隙。而关师傅之死则名符其实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世界的沉沦。关师傅死在一个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戏班子情景之中，死在为孩子示范《林冲夜奔》中“八百万禁军教头”（楚霸王之外的又一个末路英雄）的英武造型之时。此后，便是蝶衣、小楼与张公公的巧遇，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幻之年。历史将以一种新的方式改写个人的生命，程蝶衣像黛玉焚稿式地焚毁斑斓的戏衣，再次拒绝被改写。这一次，暴力将显现出它的酷烈与血腥，不再为镜像中的迷离与和谐所柔化。
如果说，李碧华的小说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那么，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正是在空间化的历史/没有年代的历史与时间化的历史/编年史的并置之中，在历史的政治场景与性别场景的同台出演之中，背叛了第五代的文化及艺术初衷。在这幅色彩斑斓、浓烈而忧伤的东方镜像中，陈凯歌们曾爱之深、恨之切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已成了真正的缺席者。纯正而超载的中国表象，已无法到达并降落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于是，中国的历史成了单薄而奇异的景片，中国的现实成了序幕和尾声里为一束追光所烛照的空荡的体育场，成了片尾空洞的黑色字幕衬底。陈凯歌失落了他对历史与暴力的现实指认与立场。空荡的（非）舞台上，程蝶衣、段小楼出演了似是而非的一幕：先是程蝶衣玩笑式地反转了那一被改写的时刻：“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此后则是他抽出那柄宝剑，在虞姬刎颈的时刻自杀身亡。如果这是颠倒、声讨历史的时刻，那么这又是完满历史镜像的时刻；如果这是历史延伸向现实的一瞬，那么现实却是一片空白。在陈凯歌的影片中，当历史与叙事再度联袂之时，叙事与现实却砰然脱榫。继戛纳之后，陈凯歌和《霸王别姬》进军奥斯卡，迷途的胜利者不再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