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史思想思维导图：董少新谈西文明清史文献

西方古代史思想思维导图：董少新谈西文明清史文献第三个例子我想讲一下作为整体的东亚耶稣会史。日本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两群学者在研究。但历史的事实是，在1618年之前，在耶稣会的传教区划分中，中国教区属于耶稣会日本教省，直到1622年才正式从日本教省分离出来，成立了耶稣会中国副省。但是即使在此之后，两广、海南则一直属于日本教省的范围，即使到了日本彻底禁教后仍是如此。因此，如果完全用国别史的框架来研究天主教在中国或在日本的传播史，就会造成一些割裂的现象。耶稣会和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全球化组织，一个全球传教，一个全球贸易。研究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即使不用更为宏观的全球视野，区域性的视野也是有必要的。以下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用东亚区域视角研究天主教传播史的必要性。而对葡萄牙人进一步的打击是明清易代期间几近断绝的中外贸易。荷兰虽然向顺治朝廷派遣了使节，但也只得到了八年一贡的答复。在无法从中国购买瓷器、丝绸等商品的情况下，荷兰人在日

董少新

本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近期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主题演讲——“历史文献与研究视野：西文明清史文献漫谈”的内容，限于篇幅，分上下篇推出，本文为下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西文文献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框架的突破

中外关系史在我国的学科体系当中，属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二级学科中的中外关系史方向，就是这样一个地位。而且传统的中外关系史往往表现为双边关系，也就是中国与某一国家关系的历史。比如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等。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中日关系史的研讨会我们看不到研究中英关系的学者；中美关系史研讨会我们也看不到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学者。这样的双边关系史的研究框架，当然是很重要。开会相互之间都是泾渭分明的，这样的现象也是很正常。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往往比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要复杂得多。例如当下的中美关系，不仅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世界关系密切的，而且与韩国、日本、东南亚乃至印度、西亚、俄罗斯都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研究现在的中美关系，你要考察很多复杂的关系，比如说伊朗问题、朝鲜问题，都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上未必是如此的紧密，但是大概性质上是一样的。我接下来就举几个例子，目的是从中外关系视野的角度来谈谈引入西文文献的必要性，并且进一步说明突破双边关系史的框架，在区域史的框架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意义。

第一个例子是16世纪中日关系中的葡萄牙。16世纪的中日关系，先后由于争贡之役、倭寇问题，特别是壬辰倭乱而跌入谷底，乃至彻底中断。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16世纪，中国实施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对白银的需求，而日本则在16世纪发现了银见山银矿，并开始大量开采，这些日本白银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国。那么这些日本的白银是怎样流入到中国的？这是因为中日之间出现了中间商，这个中间商便是从欧洲大西洋东岸来的葡萄牙人。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葡萄牙人的东来时机不好，因为正赶上东亚区域时局动荡。我在一篇小论文中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葡萄牙人的出现正逢其时。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1571年他们又入居长崎，这正是得益于中日关系的紧张同时又相互需要。葡萄牙人经营的中日间贸易，从澳门到长崎，其利润是当时葡萄牙人所经营的所有贸易线路中最高的，澳门和长崎在16世纪最后25年进入黄金时代，迅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港口城市。一些葡萄牙人已经“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了，在澳门、长崎娶妻生子，建立房屋，不想返回葡萄牙了。而随着葡萄牙人经营中日间贸易，倭寇问题也随之基本消失了。所以研究16世纪至17世纪前期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贸易关系，需要使用大量葡萄牙文资料，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提法，而是历史事实的要求。事实上有关16世纪中日关系的葡萄牙文文献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最近有学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一份葡萄牙文报告，是关于壬辰战争的。我感觉这份报告很重要，但很遗憾由于疫情关系，我还没有机会寓目。

第二个例子是17世纪中荷关系中的日本。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迅速走上海外扩张道路，其所宣扬的“自由海洋论”，主要针对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垄断。在东亚海域，荷兰人到来后对葡萄牙势力发动一系列攻击，而这些海上战争可以被视为荷兰与西班牙战争在亚洲海域的延续。从1601年至1622年，荷兰人多次袭击澳门，均未成功，随后他们占据了台湾。1633-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发布了一系列所谓的“锁国令”，针对的也是葡萄牙人，从而使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占据长崎的出岛，开展长崎-台湾-福建之间的贸易，而这一贸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李旦、郑芝龙等海上势力。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1641年占据马六甲，导致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进一步萎缩。

荷兰东印度公司

而对葡萄牙人进一步的打击是明清易代期间几近断绝的中外贸易。荷兰虽然向顺治朝廷派遣了使节，但也只得到了八年一贡的答复。在无法从中国购买瓷器、丝绸等商品的情况下，荷兰人在日本寻找替代品，这直接推动了日本有田瓷器生产的迅速发展，伊万里瓷器也在17世纪中后期一度取代中国瓷器，热销欧洲市场。直到清朝在1684年重新开海后，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才逐渐重新占据优势。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品味，中国在开海后曾有一段时间仿制伊万里瓷器。更有趣的是，伊万里瓷器是长庆之役日本抓获的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创烧的，而且采用了中国的赤绘技法。伊万里瓷器从产生到畅销欧洲再到中国仿制，这样涉及整个东亚海域乃至跨越亚欧大陆贸易的历史，在任何双边关系的框架下都难以展现，而记录这一历史的文献，除了日文、韩文、中文之外，我推测最丰富的应该是荷兰文。我为什么这里加一个“推测”，因为我很遗憾不会荷兰文，为什么很遗憾呢？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曾跟我说小董你过来，我提供奖学金给你来学习两年荷兰文。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台湾做博士后回到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长还真帮我到学校去讲了这个事情，但按照学校规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荷语梦断，没有学成。这是个题外话。

第三个例子我想讲一下作为整体的东亚耶稣会史。日本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两群学者在研究。但历史的事实是，在1618年之前，在耶稣会的传教区划分中，中国教区属于耶稣会日本教省，直到1622年才正式从日本教省分离出来，成立了耶稣会中国副省。但是即使在此之后，两广、海南则一直属于日本教省的范围，即使到了日本彻底禁教后仍是如此。因此，如果完全用国别史的框架来研究天主教在中国或在日本的传播史，就会造成一些割裂的现象。耶稣会和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全球化组织，一个全球传教，一个全球贸易。研究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即使不用更为宏观的全球视野，区域性的视野也是有必要的。以下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用东亚区域视角研究天主教传播史的必要性。

一是从文献的样貌上来讲，我刚才提到的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文献，共计61卷，大体上分为中国、日本和安南三个部分，但由于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组织架构，有关中国广东、海南传教的资料，需要在日本的部分中查找，而且很多文献其实是混在一起的。例如我这半年上葡文手稿识读课，主要研究一份明清易代的葡萄牙文报告，但这份几十页的报告的附录部分，就是一份澳门葡萄牙人派遣赴日本使节的报告，一个中国文献里面，附了一个重要的日本文献。

二是日本教省和中国副省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人员往来，比如利玛窦晚年陪伴于其身边的游文辉修士，就是在日本耶稣会艺术学校接受绘画培训的；又如曾参与葡兵来华和登州保卫战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在此前曾长期在日本活动。更重要的是，耶稣会专门设立了日本—中国巡按使一职，负责巡视日本和中国传教区的教务、制定传教策略，这个巡按使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其位阶高于日本教省会长和中国副省会长。担任这一职位的最著名的耶稣会士就是对远东传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大利人范礼安。

三是在华耶稣会士有时候会参与到中日贸易当中去。那时候大帆船很多仓位，商人会给耶稣会士留几个仓位，耶稣会士去投钱，买一些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货物，塞满这些仓位，然后卖到日本去，赚了钱用于发展教务。有的时候他们是跟中国教徒借贷。

四是利玛窦最著名的一本书《天主实义》，这一本书出版后，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所以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东亚的区域文本。他的《坤舆万国全图》也传到朝鲜和日本，也是一个东亚文本。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用区域史视野来研究这样的历史。

以上例子说明，从16世纪开始，东亚海域由于西方人的到来而发生剧变，一方面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东亚海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而且这一区域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用东亚海域这样的区域史视野来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史，而在这样的视野和框架之下，中国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中必须纳入西文史料。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

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盛行，把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脉络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大家也都是喊一喊口号，我们很少看到这样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出来。那么西文文献是否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史的视野中研究中国史呢？这是我今天想尝试探讨的第四个方面。

以全球史的视野研究中国史，不应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历史事实的要求，因为从16世纪以后，中国与整个世界便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史不仅仅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也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和边疆，而应涵盖一切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论这些内容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较少见于中文资料记载的内容，不应被排除在中国史研究之外。

同时代的欧洲，也同样开始了与世界联成一体的过程。以往我们强调欧洲在世界走向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世界，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被需求的对象，中国的物质与文化成为西方进入世界的动因之一，是我们吸引了他们进入世界。中国是世界网络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16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他者”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西文文献的目标读者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但完整地呈现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观念，以及这些看法和观念的演变，为我们研究他者眼中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已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可参见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5年）。

16—18世纪间，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虽然与中文文献的数量无法比，但若将这一时期有关欧洲的中文文献与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进行对比，便不难发现，在数量上后者远超前者，在内容和类别上后者更为全面、丰富。这也表明，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兴趣比中国人认识欧洲的兴趣更为浓厚，且更加全面和深入，传入欧洲的中国信息要比传入中国的欧洲信息多得多。

作为信息流动中心的欧洲，同时被世界各地文化、信息影响。美国学者拉赫的九卷本《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系统梳理了记载亚洲信息的欧语文献，但还没有全面分析这些文献在欧洲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本来是他研究的重要目标，但他年龄太大了，前面铺得太开，没时间写。这是学界应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欧洲近代化进程有横向因素，不能仅从欧洲自身的历史渊源寻找欧洲崛起的原因。以往我们都纵向分析，将欧洲近代崛起的原因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恐怕只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臆想。事实上，两千年前的事情跟近代真的有这么大的关系么？殖民主义扩张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彭慕兰《大分流》认为，欧洲通过殖民将美洲塑造成欧洲的新边陲，这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讲亚洲固有的且是世界中枢的体系，欧洲人东来是加入这个已存在的体系，并且将其以武力破坏，建立起受欧洲控制的体系。亚洲固有的体系本来是和平的，中国和印度人、穆斯林之间甚少发生战争，欧洲人来后一言不合就开炮。《白银资本》《大分流》都突出了中国乃至亚洲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地位，但如果他们能够使用更丰富的西文原始文献（他们其实使用很少，更多的是使用中文文献对中国经济体进行量化），其论述将更为令人信服。

《白银资本》

《大分流》

19世纪欧洲中心论盛行，影响深远，认为中国是闭关锁国的，是停滞的，是循环而没有历史的，生产方式是亚细亚式的。如果我们仔细看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会发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论调。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康熙说，我如果派100个喇嘛或道士到罗马、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传播佛教、道教，会怎么样？我们想想，当时的欧洲情况，这些喇嘛、道士去了欧洲会是什么结局？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中国闭关锁国吗？欧洲开放吗？奉行自由贸易吗？当葡萄牙在澳门设立一个商业据点的时候，如果嘉靖皇帝随后派一支舰队到里斯本要求租一块地贸易会怎么样？他们的海洋自由是有前提的，就是我垄断下的海洋自由，你垄断就是不自由。

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研究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中的作用。这样的课题，仅用中文史料或包括满文资料在内的本土资料来研究是肯定不够的，必须以全球史的视野，全面梳理中西文献，作综合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把西文史料全部引入进来，好好观察这样一段历史。用西文文献来批评欧洲中心论，这个才更加有效。

最后，谈谈我个人对学术界的期盼，也包括对同学们的期盼。

首先，要努力去构建西文中国史料学，纳西文史料入中国史的史料体系当中，不能再忽视它。其实也可以纳西文史料入日本史、印度史、朝鲜史，都是一样的道理。尽可能掌握欧洲语言，还要能读他们的手稿。同学们，现在大家是大学生，有时间赶紧去学英语之外的第二、第三门外语，然后他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地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西文史料来批他，跟他说你觉得事实上不是这样。

其次，除了语言工具之外，还要掌握一批文献，所谓的掌握就是你很熟，就像我有两套安身立命的文献，你要掌握这样的一批文献，使其成为你的根据地，你的堡垒，你的看家本领，你的学术根基，你的学术特色。我学葡萄牙语的那个时候，懂得葡萄牙语、能够用葡萄牙文献做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很少，这也是我能够顺利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找到工作的原因，我想主要是拜这个所赐。一些老先生或大教授说，小董我知道，他会点葡萄牙语，都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才有了进入了大学谋得一个差事的机会。所以你们也是，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去学，学一门独门绝技，你会别人不会，或者很少人会，你就有特色，你被替代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