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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男孩遭玉米收割机:他9岁在田里掰玉米

9岁男孩遭玉米收割机:他9岁在田里掰玉米姥爷没有上过学,却通过每天看新闻联播,学习字幕上的字和声音的匹配,认识了不少字。在我们上学之前,姥爷教我和弟弟识字。他让我在小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练习写字,并规定写满三页才能吃晚饭。不过,确切地讲,我的启蒙老师并非学校的教师,而是我的姥爷。姥爷是个庄稼人,在我小学时,他已年过花甲。小学四年级,我迎来了第三位班主任——一位慈善唠叨的奶奶。她头发泛白,个子不高。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村里的接生婆,我和姨家的弟弟都是经过她的双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乡下,教师身兼多职再稀松平常不过了。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还帮家里卖猪肉;第二任班主任是个做事干练、脾气火爆的中年男性,同时,他还是村子里的大厨。村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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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霸君推荐的第四十七篇学霸故事

9岁男孩遭玉米收割机:他9岁在田里掰玉米(1)

“寒门”这两个字,似乎越来越成为禁锢农村学子的枷锁。前不久一篇《一个寒门状元之死》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再次点燃了公众对贫富差距、阶级固化的焦虑。农村学子,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吉林省高考状元陈晓东,用他的一点执念,回答了这个问题。出身寒门的他,体会了农村学生在求学路上的艰难与孤苦,村里的接生婆是他的老师,这一点,足够让人潸然泪下。

所幸,清华大学的大门并不因为他是出身寒门而将他拒于千里之外。也希望陈晓东的故事,能让正在为城乡差距、富贵贫穷而思考的你,找到一丝方向。


  • 本文共:4482字 预计阅读时间: 12分钟
01、村里的接生婆是我的第三个班主任

小学四年级,我迎来了第三位班主任——一位慈善唠叨的奶奶。她头发泛白,个子不高。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村里的接生婆,我和姨家的弟弟都是经过她的双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乡下,教师身兼多职再稀松平常不过了。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还帮家里卖猪肉;第二任班主任是个做事干练、脾气火爆的中年男性,同时,他还是村子里的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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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小学

不过,确切地讲,我的启蒙老师并非学校的教师,而是我的姥爷。姥爷是个庄稼人,在我小学时,他已年过花甲。

姥爷没有上过学,却通过每天看新闻联播,学习字幕上的字和声音的匹配,认识了不少字。在我们上学之前,姥爷教我和弟弟识字。他让我在小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练习写字,并规定写满三页才能吃晚饭。

乡下小学条件自然艰苦:没有水泥铺地,操场常常长满杂草。每半个月老师和学生们便休学一天,拿起锄头镰刀,砍除杂草。冬天,教室靠炉子烧火取暖,柴禾由学生带来,生火的工作则按值日表轮流。偶尔柴禾湿了或炉子出了问题,烧得教室里乌烟瘴气,我们便要放下课本处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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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下的孩子来讲,八九岁的孩子往往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劳动力。逢劳作季节,下午三点放学后,我们便立即背着书包到田里帮忙。我们双脚陷在混满泥土的靴子里,蚊叮虫咬,烈日灼晒,脖子划过齐人高的玉米叶,留下条条火烫的红痕。

我常常绝望地抬起头,看看望不到边际的田垄,叹口气,又无奈地弯下腰。

小学一个班十来个人,毕业后有一半扎进田地。上初中之后,我的大部分同学要么成了熟练的庄稼人,要么外出打工,只剩下一两个还在费劲地坚持读书的孩子,继续在城里漂浮。

生长在农村,一个人的宿命大抵如此。毕竟,读书在乡下人眼中是不讨好的赔本事,远不如种地打工划算。而村里也很多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了。孩子们被无休止的劳作和宿命般的唠叨填满了日子,消磨了志气,时间久了,也便认了。

02、让他读完小学就回来种庄稼吧

随着时间流逝,乡下的小学愈发不景气。隔壁村子的小学解散了,无处可去的老师被分配到我们村的小学,以至于这里老师的数量甚至和学生旗鼓相当。

某天,母亲县里的同学在同学聚会上和母亲聊了几句,劝母亲早点谋划我的学业。于是,五年级的寒假,我被转学到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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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我满怀期待却又惴惴不安地进入新的环境。第一次上课,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读了两三句,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却茫然不自知,直到身边好心的同学提醒,告知我平翘舌没分,我才慌张地羞红了脸。

我深知自己的不足,更加自卑,也更加谨小慎微,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踽踽独行。所幸我没有放弃求知的欲望。课上,我仔细聆听老师的教诲,生怕错过半句。课后,我拿着问题向同学请教,慢慢改正。

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我都这么坚持着,渐渐地,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年级上游。这时,我那颗悬了半年的心,才平静和安稳下来。

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是全县抽考,整个年级挑选十位学生代表学校和其他校比赛,我被选中了。这无疑是一份荣光,是对虚荣心的极大褒奖,我暗暗自喜。

成绩是评估教学质量的大事,学校分外看重,对我们叮咛嘱托之余,还专门遴选老师为我们这个十个人的小分队加课。而我们忙着双倍的学习任务,又享受着特权的优越感,内心是欣喜的。

然而,很意外地,我考砸了,而且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惨败。对此,老师难免感到失望,却并没有打电话通知我,我是听偷看了成绩单的弟弟讲的。我很沮丧,但更多的是羞愧,尤其是回忆起踏进考场前的踌躇满志,我愈加感到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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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考试失利,而是亲人的怀疑。

家里住炕,我没有单独的卧室,和父母三个人挤在一个屋里。知晓成绩那天夜里,我在被窝里尚未入睡,真真切切地听到父亲和母亲在窃窃私语:

“这孩子估计也不是读书的料”,“不行小学毕业就回来吧”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不允许我被宿命拖垮了的乡下人,至少在读书上会不动摇地支持我,可是那一刻,我孤立无援、不知所措,似乎被最信赖的人抛弃了。

乡邻满是鄙夷求学的闲话,同学背后幸灾乐祸的嘲讽,以及我自己的懊悔自责与自我否定,已经让我的情绪跌到谷底,这时,至亲的怀疑,就如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最厌恶、最恐惧的乡村的宿命,前所未有地让我感到窒息。

那次失利让我明白,想从山里走出去,必须咬紧牙关,不停歇地往前赶路,否则就会被看似甩在身后的宿命吞噬。即便后来我已与父母达成和解,我依然会偶尔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它如同抹不去的印记,时刻鞭策着我:身为弱者,绝不能丢了紧迫感。

03、整个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上学

初一,乡下同届的同学陆陆续续退学了。一直从乡下陪我到县里小学的弟弟,也没能坚持完一个学期。

弟弟成绩跟不上,受不了老师同学的冷嘲热讽,家里又出了变故,便放纵自己。旷课打架,沉迷网吧。我曾一次又一次哭着把他从网吧里拽出来,帮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可终究于事无补,没多久,他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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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周末,我一个人去县里边郊野球场打球。傍晚,人都散了,我走得晚,不幸碰上了县里的混混。

混混比我还要矮半头,却把我逼到墙角,摊明了要钱。我兜里只有三块多零花钱和一张学生卡。最后,我的钱全被他掏走了,学生卡被扔在地上,我被扇了几个耳光,踢了几脚。整个过程我都很茫然。等人都走光了,我才瘫坐在地上,窝囊又委屈地哭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是村子的独苗了,那些能让我不受欺负的身材壮实的发小都已经离开了。那是县城这个还算不上异乡的地方第一次让我感到陌生和疏离。

减轻我这种不安的是我的班主任。

她异常严厉,班里的同学甚至隔壁班的捣蛋鬼,听到她的名字都面露惧色。不过她对我一直都很和善。她常请我吃饭,也曾邀我去她家中做客。慢慢地,她帮我打碎了我和县里孩子的诸多隔阂。

我至今难忘的是,那时她每周会给我带来一本书。我在一两周内读完归还,再换本新书读。时间长了,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也成了我的习惯。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读了路遥、杰克伦敦、张贤亮。直至今日,我依旧对她分外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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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里的独苗,我常有一种自诩的悲壮感和危机感,生怕自己倒下了,全军覆没,又沦为乡下人教唆小孩子读书无用论的谈资。

作为乡下人的儿子,我也深知庄稼人做农活的道理,认定了目标,就要弯下腰,一直走,不抬头,才能做得又快又好。学习大概也是相似的道理。初中三年,我活成了真正的书呆子,除了单纯的学习,没有其他的欲望。

04、带着至亲的心愿,保送清华

在不足千人考生的小县城里,中考时我侥幸成为了状元。

升入高中的我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小县城,第一次思考未来的落脚点。所幸,之前五年的寄宿生活,让我勉强习惯了适应新的规则,适应了面对陌生人,结交新朋友,融入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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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

高二那年秋天,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姥爷走了。那天,凌晨四点我接到母亲的电话,一阵错愕,匆匆赶上最早一班回家的客车。

姥爷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即便感冒都很少,这次却病倒得如此突然,我难以相信。回到家,看到他身上插着帮助他呼吸的管子,眼睛无法睁开,一屋子的人都沉默着,我才确信生命无常。极度悲伤之下,我除了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姥爷一个月前就得脑血栓病倒了,可他担心耽误我学习,竟一直没让家里人跟我说,直到最后捱不过那道坎。他从不曾说出口,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最希望看见我考入大学的——

姥爷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一辈子都在土地里摸爬滚打,末了,还留在土地里,这是他无法更改的宿命。但他却也是村里对宿命最不甘的那个人。我的隐忍坚持,多是受到他的言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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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我进入高三。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我在为冬令营的保送资格啃读着如同天书般的组合与数论。一个月前,我从数学竞赛中脱颖而出,幸运地挤进了省队的末班车。对于从未奢望能踏上保送蹊径的我而言,这条喜讯带给我的兴奋感与中头彩无异。

我渴望能紧紧攥住这根希望的稻草,躲开高考的千军万马,躲开那无法确定的偶然性。坦白地讲,我一直对偶然性充满畏惧,因为不确定可能意味着我又要耗去一年的光阴,这太残酷了。

不久,还在省队集训营中厮杀拼搏的我,又得知学校为我争取到参加清华大学保送考试的资格。于是我又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我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备考资料,练习模拟考试题目,演练面试场景。

机会来得如此突然,我更希望能转化为好消息。

9岁男孩遭玉米收割机:他9岁在田里掰玉米(10)

为参加保送考试,我来到了北京。保送考试持续了两天。成绩也很快公布了。我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满是烟味的网吧里查到了成绩:高出录取线近五十分。那一刻,我欣喜得不知该哭还是笑,眼角一阵湿热。

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打了电话,她怔了半天,才喃喃问道,“什么时候放假回来?夏天的蕨菜还给你留着呢。”母亲对我有过误解,但更多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我想,她和家里人、乡亲们分享我的喜讯时,一定是骄傲的。

05、载誉归乡,物是人非事事休

上天是如此眷顾我,次年六月,我又成了省高考状元。

我载着荣誉回乡。可家乡的一切变得熟悉又陌生。

不念书的同学已经成了精明的庄稼人,劳作之余,打牌喝酒,不亦乐乎。班上羞涩的女同学膝下已有了子女,每天,她们和村子里的妇女们聊着生活琐事,说着曾经会害臊的黄段子。而比我小的孩子大都已外出打工,他们留着时髦的发型,俨然一副城里人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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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返程的火车

乡下的小学倒闭了。村里小河也已经变得面目不清,河面上漂着彩色的农药瓶罐和死去的老鼠,连老牛都嫌弃水质太差,不肯喝半口。能淹没新鞋的泥路不见了,水泥路铺到家门口。

村子里似乎热闹了许多,可那安逸的生活却更令人感到沉重,更令人窒息,一如那铺了满村的水泥路,让乡村的呼吸更加艰难。村里人无思无想,浑浑噩噩,闭塞愚钝,我悲哀地看不到他们的不甘与挣扎。

我是村子里的独苗,侥幸地走出了大山,走向城市,而其他的农村孩子呢?有的半路荒废,有的刚启程就夭折,有的甚至连出发的念想都被掐灭了。我爱我的家乡,却忍不住为她难过。乡村,希望在哪里呢?乡村的孩子,出路又在哪里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来自乡村,希望你别忘了内心那份倔强,纵使前途多舛,也请尽量保持初心,一直走,一直走,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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