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黄家驹的光辉历程：上帝不会再派一个音乐天使下凡了

讲述黄家驹的光辉历程：上帝不会再派一个音乐天使下凡了十八九岁的黄家驹受到英国的深紫乐队（Deep Purple）、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和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影响，沉迷摇滚乐并学习了吉他。当时，伴随着香港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本地娱乐业蓬勃发展。殖民地时期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培养了一批受到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对传统的娱乐方式感到厌倦，香港青年兴起一股“夹band”（组乐队）风潮。如果不是1993年在日本意外早逝，黄家驹活到现在也不过六十岁。1962年6月10日，黄家驹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劳工家庭。少年时代，他和一家七口人挤在深水埗苏屋邨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公屋里，在五个孩子里排行第四。和大部分同阶层的年轻人一样，黄家驹中学五年级毕业后没有升入大学，而是进入社会打拼。初入社会的那几年，他从事过很多工作，当过办公室文员，保险推销员、电视台布景员等等。

黄家驹（右二）是Beyond乐队的主唱和灵魂人物，他意外去世后，乐队一度陷入消沉。 （视觉中国/图）

2022年4月24日，综艺节目《声生不息》第一期节目结束，嘉宾和观众一起合唱了Beyond乐队的名曲《海阔天空》。正当台上的歌手一人一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舞台大屏幕突然出现了Beyond主唱黄家驹生前演出的声音和影像，仿佛他也参与进了节目当中：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看到这一幕，人们纷纷留言感叹，“世间总有千万曲，人间再无黄家驹。”《海阔天空》的词曲作者都是黄家驹，出自Beyond乐队的专辑《乐与怒》，这也是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张专辑。

如果不是1993年在日本意外早逝，黄家驹活到现在也不过六十岁。

港式青春代言人

1962年6月10日，黄家驹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劳工家庭。少年时代，他和一家七口人挤在深水埗苏屋邨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公屋里，在五个孩子里排行第四。

和大部分同阶层的年轻人一样，黄家驹中学五年级毕业后没有升入大学，而是进入社会打拼。初入社会的那几年，他从事过很多工作，当过办公室文员，保险推销员、电视台布景员等等。

当时，伴随着香港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本地娱乐业蓬勃发展。殖民地时期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培养了一批受到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对传统的娱乐方式感到厌倦，香港青年兴起一股“夹band”（组乐队）风潮。

十八九岁的黄家驹受到英国的深紫乐队（Deep Purple）、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和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影响，沉迷摇滚乐并学习了吉他。

最初，香港玩乐队的年轻人以翻唱外国歌为主，渐渐地他们不再满足于这种形式，开始探索原创的道路。1981年，黄家驹经一家琴行老板的介绍认识了叶世荣，两人一拍即合，与另外两位朋友邓炜谦、李荣潮组了一支乐队。

两年后，为了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歌唱比赛，这支乐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Beyond。吉他手邓炜谦希望借这个名字表达“超越”自我的意思。

Beyond的组织一开始是比较松散的，经过了好几次人事变动。1985年Beyond自筹资金举办了“永远等待”演唱会，租了一个可以容纳2000人的场地，还招募了吉他手黄贯中，至此乐队的成员才基本固定下来。翌年，他们自费出版了录音带《再见理想》。

此时，Beyond虽然在小众的圈子里有了一定名气，但是在商业化的香港乐坛，这种独立音乐的制作方式难以为继。填词人刘卓辉认为在《再见理想》这首歌里，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乐队对前路的迷茫和对现状的挣扎。

（梁淑怡/图）

香港诗人廖伟棠认为：1990年代之前，市民风气保守，香港家庭的长辈往往将玩乐队的年轻人视为两种人，一种是有钱的花花公子，另外一种就是“小流氓”。真正让摇滚乐手形象变得正面的就是Beyond。

廖伟棠记得，Beyond成立之初也有过一段长发皮衣的重金属形象，但签约了唱片公司后，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形象与时尚青年无异，加上出演青春电视剧，逐渐成为香港妈妈们也喜欢的邻家大男孩。

另外一边，黄家驹的歌曲关注国际时事，明显比其他歌星更有智慧和主见，他们又成了香港爸爸们心中的理想青年。廖伟棠说，甚至在黄家驹意外去世后，世人心目中留下天才夭折的遗憾，香港的父母不再嘲讽家里玩音乐的青年，而是鼓励他们向家驹学习。

“这种对音乐的开放态度再也没有了”

1986年，Beyond在经纪人陈健添的帮助下，渐渐从独立音乐人转型进入主流乐坛，成为当时香港最重要的乐队之一。同一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1988年，Beyond凭借《大地》一曲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成为首个获得此奖的香港乐队。陈健添认为，正是这首歌成为了Beyond乐队成功的转折点，确定了他们此后的音乐风格。

刘卓辉是《大地》的词作者，他和Beyond的合作方式很简单，通常是公司寄来小样，他听着写歌词，然后再把歌词传真回去，彼此并不过多交流，但歌词不出意外都会被采纳。刘卓辉收到《大地》这首歌的样带时，上面还写着一个歌名，用来表达作者的心意。黄家驹最初将这首歌命名为“长江”，刘卓辉明白他想说的是内地，于是将自己家族的一段故事写了进去。

刘卓辉有位叔公，1940年代离开老家潮州从军，此后音信全无，直到1970年代，他的父亲托人去台湾登报寻找，才盼来了家人的回信。又过了十年，刘卓辉第一次去台湾，代表父亲看望了叔公。刘卓辉模拟父亲的心境，写出了离散海外的华人对故土的深刻情感。

（梁淑怡/图）

1988年10月，Beyond取道广州，经天津远赴北京，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尽管在当时的北京，鲜少有人知道这支“超越乐队”，也很少有人听得懂粤语，但来自香港的摇滚乐队已经是最大的噱头，他们一行人受到了巨大的欢迎。

黄家驹场外遇到了一个向他倒卖“黄牛票”的商贩，对方根本没有认出他来，一个劲地向他兜售，他才知道一张票已经炒到了5元人民币(注：1988年，全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147元)。

据刘卓辉说，当时首都体育场有一万八千个座位，演唱会座无虚席，但唱到中场就有一半观众退场，多半是因为听不懂广东话。第二晚，演唱会才迎来两个高潮，一个是黄贯中用国语演唱了《大地》；另外一个则是黄家驹演唱了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彩排时，崔健等内地摇滚歌手也曾到后台探班，这场演唱会被视为内地与香港摇滚乐的第一次交流。

这次内地之行的行程十分紧张，但Beyond在演唱会结束后，特意抽了一天去长城游览。长城是香港流行音乐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不论是“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的《我的中国心》，抑或是《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都表达了殖民时期香港人的家国情怀。这次长城之行后，刘卓辉为Beyond也写了一首名为《长城》的歌。

刘卓辉回忆，时代背景造就了音乐道路上的不同方向，从崔健和Beyond身上我们可以窥探一二：他们是同代人，都是“60后”，但一个成长于“文革”时期的内地，一个成长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香港接触摇滚音乐比内地容易得多，但也更商业化，注重包装。

歌手常宽和Beyond乐队有过几次接触，他是继崔健之后第二位在EMI（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出唱片的中国内地摇滚歌手，曾在1990年代前往香港参加“创作人音乐会”，和Beyond同台演出。

常宽记得自己刚到香港，刘卓辉就把他带去了Beyond在尖沙咀的排练场。初次见面，几个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就是音乐，黄家驹给常宽拿了一把吉他，邀请他参与排练，那天他们即兴弹了一夜的琴。

Beyond留给常宽最初的印象，除了排练房专业的设备，还有疯狂热情的歌迷，让他见识到Beyond在香港走红的程度。在“创作人音乐会”上，别的歌手表演时，大家都是静静坐着欣赏，只有Beyond出场后，歌迷们一下全部站起来，伴随着呐喊声。

常宽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刚到香港就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脑子是蒙的”。后来他走遍世界各地，接触了太多乐队，才意识到，“Beyond这种对音乐的开放态度再也没有了，要知道排练是一个乐队的秘密，很少有人会展现给同行。我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把我当做北京来的朋友，更当做是音乐上的兄弟。”

“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

1991年，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五场“生命接触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在这里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队。但是，由于对香港乐坛的失望，他们决定往东亚其它地方发展，开发东南亚、日本、韩国等亚洲市场。同年，Beyond与一家日本经纪公司签约，并和国际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合作。黄家驹说，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玩音乐，摆脱香港乐坛的束缚和题材限制。

黄家驹也不满自己总是参与一些“无脑”的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创作了《俾面派对》这首歌，揭露娱乐圈那些所谓的“赏脸派对”，讽刺浮华的作风。

（梁淑怡/图）

1991年，他主演了张之亮导演的电影《笼民》，在片中饰演男主角毛仔。这是一部香港罕见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揭示了在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的城市里，一群只能寄居在人口密度极大的旧楼床位上。这种拿铁丝网围住自己身下一两个平方米的住所，就是所谓的“笼屋”。这部电影被视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作，也是黄家驹演出的最后一部影视作品。

电影中的毛仔仗义执言，十分有正义感，现实中的黄家驹也是如此。作为Beyond的灵魂人物，他经常对看不惯的事物提出大胆批判，惹得外界不满。他曾在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对媒体直言：“香港是没有真正的乐坛的，如果当自己是艺人或者艺员就会迷失，我始终坚持自己是玩音乐的。”

1992年7月，常宽带着自己的宝贝兄弟乐队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并与Beyond在香港海洋公园的“万事发”音乐节同台演出。他还记得那天突然天降大雨，几乎所有的歌手都放弃了现场伴奏，改用录音带。只有他的乐队和Beyond坚持现场演出，他们用保鲜膜把所有的电源线包裹住，完成了演出。

那年8月，Beyond开始长居日本，他们认为日本的音乐工业更发达，会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但是真的到了日本，却发现现实依然不尽如意。黄贯中回忆，日本时期的Beyond是消沉的，他们一边忍受着艰苦的居住条件，一边依然要假装成“邻家男孩”去得到日本听众的关注。

1993年6月24日，为了宣传即将发行的日语唱片，Beyond应邀参加富士电视台的一档游戏综艺节目，游戏刚刚进行了15分钟就发生了意外。黄家驹在沾满水渍的台上奔跑时不慎滑倒，舞台布景板松开，他和主持人一同从高2.7米的台上跌下，后脑着地，陷入了昏迷。

六天之后，日本时间1993年6月30日下午，黄家驹没能苏醒，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逝世，终年31岁。7月2日，他的遗体被运回香港，香港歌迷哗然，在他出殡当日，数千歌迷冲出马路围住了灵车，情况一度混乱。

黄家驹的去世对华语乐坛造成了思想上的震荡，除了惋惜英才的离世，也有人感到愤怒。罗大佑将黄家驹远走日本并意外去世的原因归结为香港的娱乐行业，他写道：“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

在《黄家驹为什么会死》这篇文章里，罗大佑写道：“不会再出一个黄家驹了，这样的人降临人世本来就是奇迹，上帝让黄家驹下凡，但是凡人没有珍惜他，反而谩骂他，诅咒他，结果，上帝把黄家驹收回了。上帝不会再派一个音乐天使下凡的。”

“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

黄家驹去世后，Beyond乐队三子叶世荣、黄家强和黄贯中消沉了一阵子，决定重新出发。曾有传言说他们本想寻找另外一位主唱，但始终没有人可以代替黄家驹。从1994年到2005年，Beyond又坚持了十年，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无法延续黄家驹的辉煌。

刘卓辉认为Beyond虽然遭到重创，他们的音乐探索却从未停止。“三子时期的Beyond显得更加自我和进取，创作音乐时对于市场的考虑和顾忌变得更少，于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减少，做得更加贴近Band Sound，是一个‘有自己音色’的乐队。”遗憾的是，这些音乐无法迎合当时大行其道的卡拉OK歌曲文化，自然无法获得大众的认可。

2005年，Beyond正式宣布解散。他们多次传出不和的传闻，黄家强甚至曾说Beyond不可能再重聚。但是，他们依然用各自的方式怀念黄家驹。2021年，黄家驹忌日当天，黄贯中发微博写道：“每当音乐响起时，你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更贴近我们，对，你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你就在我们的心里。家驹，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

2013年，黄家驹逝世20周年之际，乐评人王小峰发表了文章《Beyond：撒了一点人文作料的心灵鸡汤》，引发音乐圈的争议。他认为，单纯看Beyond，它只是一个符合大众口味的流行乐队，本身没有那么多光环，只是因为在不同时空多棱镜的折射下，才变得如此耀眼。而华语地区的流行音乐总体缺乏丰富性，才让Beyond这样中规中矩的乐队如此显山露水。

媒体人押沙龙回应，“Beyond谈不上深刻，也没有多少摇滚乐里特别看重的叛逆精神。它可贵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它洋溢出的天真之气，那是几个本性温良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天真与冲动，这和老朽颟顸之辈炮制给青年看的心灵鸡汤不同。Beyond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此。”

廖伟棠说，“如果没有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他却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着……”

刘卓辉认为王小峰的文章有失偏颇，不能仅仅以几首人所共知的歌曲去概括Beyond的音乐，而忽略了他们在漫长音乐路上大量其他歌曲所传递的精神与态度，这正是很多华语流行音乐只有娱乐而欠缺人文精神的部分。

他以《光辉岁月》举例，对于很多香港歌迷来说，没有这首歌，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叫做曼德拉，还有南非这样白人控制黑人的地方。

黄家驹曾说过：“在香港做音乐、做乐队很难，这条路注定是long way without friends，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就是做音乐了。”

黄家驹去世很多年后，常宽说自己并没有太多感触，“那时候我也年轻，又生活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环境中，我和身边许多歌手一样，身上被贴上了价码。”直到年岁渐长，加上疫情以来，演出工作基本停滞，他才有机会坐下来回忆过去的朋友。

“尽管我和黄家驹仅仅算得上是萍水相逢的君子之交，但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总是一再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歌手了。”常宽说。

2018年，香港天文学会会长杨光宇以黄家驹（Wongkakui）命名了自己发现的41742号小行星，他从一位摇滚巨星成为了天上的星星。

（参考书目：刘卓辉著《Beyond正传3.0》）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