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客人跟着我们的节奏？第一个客人教我的经验

怎么让客人跟着我们的节奏？第一个客人教我的经验扛着放映机下到村里，找一片空地，把布一挂，用钉子钉起来，就成了屏幕。电影片子是乡镇统一租来的，有《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等，一部片子大约有四卷带子，放两三个小时。一卷带子放完我就去换，其余时间聊聊天，工作比较轻松。我1964年出生，家在江西省碧溪镇陇背村，原来属于吉安市泰和县，2020年划到了井冈山市。我爸爸在泰和县文化局工作。1981年，我高中毕业，他给我找了份工作——在乡镇电影队当流动放映员。口述者游志明，江西井冈山人，出租车司机，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长岭社区吉安地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一

出租车司机游志明已在深圳工作20年。受访者供图

流动党支部组织“爱心送考”，右一为游志明。 受访者供图

他说

深圳的人真好，素不相识，但很友善，很温和。

口述者

游志明，江西井冈山人，出租车司机，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长岭社区吉安地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

一

我1964年出生，家在江西省碧溪镇陇背村，原来属于吉安市泰和县，2020年划到了井冈山市。我爸爸在泰和县文化局工作。1981年，我高中毕业，他给我找了份工作——在乡镇电影队当流动放映员。

扛着放映机下到村里，找一片空地，把布一挂，用钉子钉起来，就成了屏幕。电影片子是乡镇统一租来的，有《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等，一部片子大约有四卷带子，放两三个小时。一卷带子放完我就去换，其余时间聊聊天，工作比较轻松。

那时候的人没什么娱乐活动，富裕的不过家里有台录音机。流动电影不要钱，邻里乡亲都很爱看。天一黑，男女老少搬着凳子就来了，每次都是满座。电影队很受村干部和乡亲们欢迎，能在村里吃香喝辣。

我们高中班上只有四五个人念了大学，其余的做木工、泥工或者搞装修，一天工钱也就七八元钱。我做放映员，一个月算上加班费有300多元，买了一台最好的永久牌自行车，大家都羡慕死了。

当时有两个工作是人人都向往的：一是我们这种电影放映员，二是司机。那时候全乡只有乡政府有一台解放牌的车，只有一个司机，会开车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我做了三年电影放映员。后来条件好了，电视越来越普遍，还有彩电。眼看着流动电影的观众慢慢变少，直到没有人看了。我知道社会在变化了，而且变得很快。最后，电影队只剩下固定放映，我们被裁掉了，流动放映员这个职业消失了。

1985年，我被重新分配到村里，当村干部。1989年当上村主任，1990年当上村支部书记，那时我才26岁。村干部一个月工资200元，比电影队少，要收公粮，搞计划生育，经常跟老乡的关系很僵，压力也大，但我干了12年。

二

1994年前后，很多老乡出去打工，木工、泥工到东莞厚街搞装修，会开车的就来深圳开出租。1995年，我和两个老乡凑了800元钱，买来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学开车。那时候买车的人很少，我们年轻，胆子大些。

学了两个月，慢慢开始上路。我爸爸工作的县城，离我们村60多公里。有一天我开车去找他，夜里开了两个多小时，加了50多元的油。路上没什么车，没遇到什么危险。但我爸知道之后很生气，“你不怕死！”

2000年，我拿到了驾照。当时有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去深圳。我大儿子在县里的泰和二中读高二，我想让读高一的小儿子转学过去。

我的月工资只有200元，老婆在家养猪，也没什么钱。1997年，我家刚刚盖好新房子，两层楼、120平方米，花了5万元，没有多少存款了。插班费要3500元，每个孩子每学期的学费是1800元，一年要1万多元，我们拿不出来。

老婆埋怨我：“你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我跟兄弟借了2000元，给儿子转了学，也背上了债。我们那里的观念，25岁之前要结婚，35岁要给自己家盖房子，45岁要给儿子讨媳妇。我再不去赚钱，将来孩子上大学、讨媳妇怎么办？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走。

决定后，我请了假，办好边防证，去深圳玩了15天。那时候，一天只有一班火车，从泰和县到罗湖火车站坐了10个小时。我只要付来回的路费，吃住老乡都包了。他们开出租车来火车站接我，是红色的捷达。

走的时候，我带走了一本书，是深圳考出租车上岗证的题库。里面有1000道题，包括路况、服务、操作等，比如去某某酒店要走哪条路，乘客上车要先问好，轮胎坏了怎么办等。回到家，我就看书、复习，把1000道题都记熟了。

那时候考上岗证，要有初中文化水平，驾照要满2年以上。2002年，我来深圳考试。理论卷子是100分的，70分及格，我考了90多分。实操考试很难，比如模拟接客人，必须把车停在距离他30厘米左右的地方，方便他上车。考试通过率只有30%左右，很多开大货车的司机来了都考不过。

一周有两次考试机会。第一次我没通过，车在路上熄火了，就“挂了”。我晚上借了老乡的车，练了2个小时，第二次考就过了，拿到了上岗证。

三

2003年，元宵节刚过，我就和老婆一起搬到深圳来了。我怕在深圳赚不到钱，没饭吃，准备了一袋子大米，七八十斤，还有油、过年的腊肉；又担心买不到东西，木板床、家具、床单被套全部都打包好了，托一个开货车的老乡提前运过来的。我来到深圳，只花每个月300元租了一房一厅20多平方米的单身公寓，其他吃的用的都不缺了。

正好老乡曾繁祥缺一个副班司机，我就跟他搭伙，我开晚班。第一天上班，第一个客人，在莲塘附近上车，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不大认得深圳的路，很紧张，对他说：“你说的这个地方我不太熟，你教我从哪里走，行吗？”他说：“行，我带你去。”

路上，他说他开车很多年了，要传授给我一个经验：深圳的路一般都是三条道，你不认识路的时候，就要开到中间那条，这样不管往左还是往右都可以。这条经验很管用，我一直记到现在。下车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说不收他的钱。他不肯，把50元钱塞给了我，“你第一个客人就不拿钱，这怎么行？”

遇到这样的客人，我觉得很幸运，心里一下子就被温暖了。我心想，深圳的人真好，素不相识，都很友善，很温和。我对深圳的好感一下子提升了，觉得这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

第一天晚上我一共拉了十几个客人，赚了300多元，扣掉230元押金和油费，总共赚了30元。钱很少，却很开心，因为在老家一天只有15元，等于一天赚了两天的钱。

刚开始开车，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对路不熟，另一方面是要养家糊口，怕丢饭碗。为了认路，不出车的时候我就去坐公交车，到各个地方去，用了5个月把路记住。

实在迷路了，就靠对讲机。每台车上有一部对讲机，老乡们调到同一个频率，就能互相通话。比现在的微信方便多了，不用按，随时都能听。在对讲机里一问路，大家抢着回答；有人聊家乡的事，有人唱歌；说看到哪的东西便宜，有什么稀罕事，消息传得可快了。不管车开到哪里，只要对讲机里传来家乡话，就觉得大家都在一起。

开出租车是服务行业，有要求。比如乘客上车，要说“你好”“请问你去哪里”。我一直是当村干部的，不懂服务行业，在老家也没人这么说话。一开始觉得别扭，讲不出口。后来发现，只要这么讲，乘客也会对你礼貌、客气，气氛融洽，慢慢就能接受了。

我的第一个违章是闯红灯。老家车少、路窄，没有红绿灯。来深圳不久，在深圳人民医院留医部门口的红绿灯，我被前面一辆公交车挡住了视线。公交车过了路口，我就跟着过去，被拍到闯红灯。去交警队缴罚款，500元，等于两天白干，很心疼。

四

20年来，有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租金。主班司机要向公司付一笔钱，才能租一台车。租金一直在不断减少，2002年要20多万元，2015年是9万元，2018年变成4万元。2015年，我租下了一台车，成了主班司机。副班司机可以跟不同的主班司机干，合约期到了可以换。对我们来说，主班司机才是一个稳定职业。

二是管理越来越严格了。现在只要有一个违章，就会被公司约谈，要写保证书。公司有每个月500元的安全奖励，违章一次，不仅要缴罚款，这500元也没了。我们车队一共100辆车，今年的要求是违章要在100宗以下。这5年我都没有过一宗违章。

现在车换成了更好操控的电动车，车上都安了监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女老乡开出租的越来越多了，早年没有，也说明安全系数高了。人的素质也在提升，以前抢道抢得凶，现在都会守秩序让行。我回到老家开车，都不习惯了。

我们这一行，收入可以，比较累，风险大。只要上路，就要时刻警惕，一分钟都不能马虎。老乡中有转行的，比如老温四兄弟，原来包两台车。后来老大开饭馆，老二搞养殖，老三回家带孩子，老四搞装修去了，都不开出租了。还有老乡回家投资建设的，和人合伙做生意的。

总的来说，转行的不多。有些人转行了，过几年又回来开车了。现在收入优势没那么大了，但有个好处是，不用去找老板拿钱，乘客一下车就能拿钱。

五

2007年，罗湖区莲塘街道长岭社区吉安地区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了，孙常荣是第一任书记。我们党员都很开心，觉得在外地找到组织了，能过组织生活。当时觉得同乡村党支部，就是党员一起开开会，学习传达精神，履行党员义务。

慢慢地我发现，流动党支部是要为老乡办实事。在长岭社区居住的大约2100名吉安籍的哥，我认识三分之一。有老乡来深圳，要找工作，或者有人缺副班司机，要招人，都会联系我。因为我们是党员，“说话算数”，能让他们信得过。接到这样的请求，我会详细考察双方，像相亲一样，看为人是不是诚实，开车技术怎么样，有没有违法乱纪。考察通过了，才会介绍。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

2020年赶上疫情，出租车行业不太景气。没有客人，有些老乡出车少了，又缺乏娱乐活动，打牌的人不少。有个老乡和别人赌钱输了，用信用卡套现，欠了4万元还不上，被银行催款。他老婆知道后很生气，通过老乡找到我，“我劝不住他，你们党支部能不能教育教育他？”

我当时在出车，先叫她别着急，我们会去找他谈。下班后，我在长岭村里找到了欠钱的老乡，他也很发愁。我给他出主意：先从亲戚那里借一点钱，把欠银行的4万元还上，以后好好打工，慢慢还债。他给兄弟姐妹打电话，借到了2万元。我和他父亲比较熟，说服老人家拿出了2万元，总算把问题暂时解决了。同时批评教育了他，他再没去赌钱了。

老乡们背井离乡，遇到了家庭矛盾、生活困难，不知道找谁解决。流动党支部就要当好他们的“娘家人”，为他们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同乡村”里。

六

我在深圳快20年了。来的时候，连3500元插班费都交不起，现在供两个儿子读完了大学。大儿子在老家的泰和三中当老师。小儿子深圳大学毕业，进了盐田港集团，在盐田买了房，娶了老婆。“25岁结婚，35岁盖房子，45岁给儿子讨媳妇”，我基本上都做到了。

对深圳这座城市我很感恩，它让我赚钱养活了一家人，这里的人很温和，也带给我很多温暖。现在我儿子、儿媳都是深圳户口，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很多老乡和我一样，孩子读了大学，在老家买了房子，生活还算不错。

这座城市给予我们很多，我们也想为它做点什么。2010年，流动党支部牵头组织的哥“爱心送考”，党员中的主班司机都参加了。我们在长岭社区的公示栏里贴广告，在路上发传单，有需要送考的可以打电话预约，我们会免费提供高考接送服务。

第一年有5个人报名了，第二年多了一些。去年报名的只有1个，但是我们在路上临时接到了3个。10年来，我们总共接送了36名考生，服务了58位考生家长。

参加爱心送考的车上，都会贴上标签。很多的哥早饭都没吃，提前几个小时就赶到约定地点等着。一开始参与的都是党员的哥，现在要多少台车就能安排多少台，没有不愿意送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回报社会，是好事。

我接过一个考生去考场，我说，你是高考生，今天可以给你免费，你把准考证让我拍张照就行。他开始不相信，后来还要给我钱。我说不用，祝你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我们服务了考生，就感觉到这个群体实实在在地为这个城市做了点事。

七

2020年，我刚当上流动党支部书记，遇到一件麻烦事。距离长岭村几百米外，有一个仙台充电站，有近150个充电桩，一天能充七八百台车。老乡们都在那里充电，很方便。2020年，政府打算把充电站拆掉，在那块地上建学校。

说实话大家都不愿意，意见很大。因为仙台充电站是离我们最近的，走路都能到。去其他充电站跑几公里，充电的时候可能会排队，还必须一直盯着，耽误时间，增加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受到疫情影响，出租车的生意本来就不好做，这下大家更着急了。

去年12月，我们征集老乡的意见，以支部的名义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我们的难处。报告通过长岭社区递给了莲塘街道。沟通之后，长岭社区党委书记唐少华找到我，说辖区学位紧张，建学校是民生大事，问我能不能做做老乡的工作，让充电站能够在2021年4月按时拆除。

这是一件头疼的事，做老乡的工作很困难，但矛盾必须要解决，这是党支部的责任。我思来想去，决定召集党员，以及在老乡中间比较有话语权、有威信的司机一起讨论。我们召开了支部班子会、党员大会、司机代表大会、“同乡村”亲友座谈会等，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对他们说，政府也是为老百姓服务，政府的决策，希望大家能理解和支持。充电站拆是一定要拆的，问题是拆完以后我们怎么办？不能什么事都依靠政府，要自己去解决。

我想了一个办法，到附近的几个充电站考察一遍，看看哪些能够满足我们的充电需求，解决痛点。第二天起，我和党员们考察了附近的5个充电站——发现罗湖体育馆充电站比较近，距离这里3公里左右；草埔充电站最便宜，1度电价不到1元，充电桩也比较多，有300多个；贝岭居充电站距离中等，电价也是中等。

我们把5个充电站的电价、电桩数量、路程、充电时间、充电饱和时段等都摸清楚，记录下来，汇总在一起。然后用微信、电话、派发宣传单，告诉大家，分流到其他充电站充电，并分批次交接班，错峰充电。街道还协调了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前发放告知书，还给司机提供迁移充电补贴、分流优惠等。

要每一个人都满意是很难的。但是现在大家都逐渐适应，到其他充电站充电。平时在群里，老乡之间也会交流，“这个充电站现在不排队，要充电的快来。”仙台充电站所在的06—16地块，顺利完成了地面充电桩等建筑设施的清拆，学校很快就会建起来了。

八

当了书记之后，感觉压力更大，责任更重了。以前我是组织委员，党支部的活动只要积极参与，支部做得好不好，和我没那么直接相关。现在不一样了，所有活动都要我去召集、去安排、去牵头、去处理。

我认为支部做得好，必须是为老乡办了实事，得到了老乡的认可；也要有社区的认可，肯定我们为社区作出了贡献。

我在任期内，想做两件事。现在“同乡村”资金缺乏，想给困难老乡慰问，也拿不出钱来。我想第一件事是在“同乡村”成立一个集体的企业，就像村的股份公司一样，做汽车美容服务。公司的资金，就让老乡们入股。场地正在向长岭村的股份公司争取。

我们都是开出租车的，汽车美容服务和我们密切相关，大家都有这个需求，门槛也不高，我有信心能够做好。如果能够成功运营起来，不光“同乡村”有资金可以慰问困难户、举办活动，还能为老乡解决几个就业岗位，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上班。

另一件事，我提出让党支部在天桥底下包一个报刊亭。可以卖水、卖报纸，安排一个人就业。我们现在没有办公室，报刊亭可以挂上党支部的牌子，成为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员工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党员很多是的哥，平时出车，可能不方便接电话。老乡找不到我，可以到报刊亭来，把事情告诉联络员，再转达给党支部。久而久之，老乡们都知道要去联络点，我们就有了一个根据地。

我认为，吉安地区流动党支部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凝聚作用，把散落在“同乡村”的流动党员聚拢起来，搭建起老乡交流互助的平台，让老乡既能主动融入深圳，又能够积极服务社区建设。从成立到现在，党支部成员始终践行“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主人翁精神，为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奋斗。

采写：夏凡

策划/统筹：赖武 高延勇 宫雪 吕冰冰 周宙

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 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