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普惠金融案例：替代性法律服务

法国普惠金融案例：替代性法律服务他们在管理模式上更为先进，在工作方式上更为灵活，在业务服务上更创新、高效。他们一方面服务于律所、企业法律部门，为其提供支持性、流程性的工作以及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与之展开竞争，逐步扩大自身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份额。中国法律人相对熟悉的LexisNexis、汤森路透的Westlaw、人工智能文书分析系统Kira、美国老牌在线法律服务机构LegalZoom、文档管理系统iManage、欧美知名创新软件公司HighQ、全球电子签名巨头DocuSign、快速扩张的新型法律公司Elevate，以及号称要“重新定义法律服务”，并在2019年接受私募的Axiom等，都是ALSP的典型代表。目前的法律服务市场，正在经历一些变革。当下，越来越多非律所类的公司开始进入法律市场，其中包括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科技公司、合约律师平台、法律流程外包商、咨询机构以及各类新型法律公司，我们将其统一概括为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任何产业在迈向成熟 的同时，都会开启对整合创新、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不懈追求。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市场中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均是律师事务所。但近年来，境外媒体的许多报道中已将其称之为“traditional law firm”，将律所冠以“传统”之名，并开始关注一类“industry disruptor”（行业颠覆者）——“Alternative Legal Service Providers”，我们将其翻译为“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简称“ALSP”）。

ALSP通常善于利用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成本更低，更具灵活性，他们正在挑战着律所长期以来提供法律服务的模式，甚至倒逼律师事务所改变自己的法律服务运作模式。

目前的法律服务市场，正在经历一些变革。

当下，越来越多非律所类的公司开始进入法律市场，其中包括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科技公司、合约律师平台、法律流程外包商、咨询机构以及各类新型法律公司，我们将其统一概括为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ALSP）。

与传统律所相比，ALSP开创了新兴服务模式，如灵活外包律师/顾问，以及新兴的商业模式，如搭建服务平台，律师没有固定办公室，公司主要员工都是运营人员等等，新的服务模式已经被大量公司法律部门所接受。

中国法律人相对熟悉的LexisNexis、汤森路透的Westlaw、人工智能文书分析系统Kira、美国老牌在线法律服务机构LegalZoom、文档管理系统iManage、欧美知名创新软件公司HighQ、全球电子签名巨头DocuSign、快速扩张的新型法律公司Elevate，以及号称要“重新定义法律服务”，并在2019年接受私募的Axiom等，都是ALSP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管理模式上更为先进，在工作方式上更为灵活，在业务服务上更创新、高效。他们一方面服务于律所、企业法律部门，为其提供支持性、流程性的工作以及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与之展开竞争，逐步扩大自身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份额。

（一）法律服务架构： 从“金字塔型”到“火箭型”

随着ALSP的进入，法律服务机构的架构也已经出现变化并将持续演变。

在最为传统的律所金字塔型人力结构中，只有律师和助理两个层级。根据国际著名投资银行Investec发布的关于法律科技和NewLaw的研究报告，这一结构目前已发展为“第二代”金字塔。在左图中，蓝色代表了律师，左下角的紫色“Outsourcing”中，既包含了律所内部的非律师人员，也可能包括了部分外包供应商，而绿色板块则代表了技术岗位。

Investec认为，未来，法律服务机构的结构将会是一种类似于火箭型的架构。在这样一个火箭中，律师仍然居于核心的部分，但律所将同时拥有两大“引擎”：左边紫色模块是以项目经理带队，以律师助理组成的项目执行力量，右侧绿色模块则是以技术经理带队，法律科技为支持的技术执行力量。在律所之外的生态中，则有其他服务机构可以支持补充：项目管理可以外包给法律公司或者法律流程外包公司，技术解决方案则由“法律工程师”们提供，律师则更专注于解决核心问题。如此专业分工之下的法律服务架构，显然比原有的金字塔结构更具战斗力。

（二）法律市场格局： 法律公司的崛起

新型法律公司正不断“侵入”法律市场抢占份额，也改变着法律服务产业中不同主体所做的工作层级和比例。

在法律服务中，处于决策最底层的是基础性的数据，即大量繁琐的流程性、支持性工作，比如索赔处理、诉讼支持、合同管理、合规流程支持等。

第二层，则是较第一层更重要的一些日常工作，指的是产生重大责任的法律事务或运营事项，但需要的行业知识或专业经验相对较少，比如政府风险管理、合规事项、诉讼管理、知识产权或信息技术事项。

再往上一层，则是上图中的最高层，是高价值、高风险的专业性工作，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比如说诉讼、重大交易、税务、破产、跨境交易等事项。

以往，公司法律部门主要完成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工作，由外部律师完成最难的事务，一部分事务交给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如今，BPO升级成法律流程外包（LPO，Legal Process Outsourcing），在第一层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法律事务管理/托管服务诞生（Managed Services），横跨第一层和第二层。法律部门的工作范围更广，参与到三个层级的各项事务当中。新型法律公司出现，与律所在部分服务上重合竞争。

未来，法律流程外包商仍然处理第一层事务。法律事务管理/托管服务商仍然横跨第一、第二层，但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扩大。法律部门重心上移，将更深程度地参与到公司经营的决策事务中。新型法律公司、律所服务仍然保持在最高层。与新型法律公司在高价值、高风险、高专业性的事务上的竞争，是律所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三）另类榜单： 关于LPO、ALSP的排名

2019年2月，钱伯斯发布了“全球法律流程外包商排名”，Congia Law、Axiom、Elevate、UnitedLex等全球知名法律公司榜上有名。

法律流程外包商通过利用高度熟练、经济高效的资源并逐步改进流程，为律所或公司法律部门提供日常法律事务。

他们通过利用流程专业知识引导前期咨询工作，设计工作流程和拆分工作流程组件，以及借助于他们的运营专业知识，构建定制的、技术支持的解决方案。

根据2017年和2018年美国评级机构Acritas的全球ALSP排名，汤森路透和“四大”均位列前五名，其中普华永道在2018年的排名中反超汤森路透。

Acritas的这一排名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营收额超过10亿美元且对法律服务有较强购买力的企业调研而来。调研的指标有三个，分别是：第一，除了律师事务所，首先联想到的法律服务提供商；第二，除了律师事务所，最倾向于购买法律服务的提供商；第三，哪一家与之合作过的法律服务提供商在处理法律事务时最具有创新性。这三个指标可以概括为联想度（Awareness）、倾向性（Favorability）和创新性（Innovation）。

根据Acritas的调查，排名前十的ALSP目前已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服务买方（senior in-house counsel and key buyers）中建立了较强的品牌效应。而在十名之后的ALSP中，目前的品牌效应还较为局限于本土市场中。

根据2018年Acritas针对亚太地区的ALSP排名，仍然是普华永道位居榜首，位列二三的分别是安永和毕马威，在法律服务领域，“四大”的品牌均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前三名之外，还有LexisNexis和汤森路透。亚太地区的排名与全球范围内的上榜机构基本一致，只是名次有所变化。

作为ALSP中的领头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雄厚的资金基础和广阔的地理覆盖优势对国际律所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一）“四大”全球法律服务扩张史

早在20世纪80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就已试图向“全球多领域、全方位专业服务公司”（Multi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Firms，简称MDP）转型。1993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率先在英国建立了附属律师事务所，随后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都在英国成立了律所，并从一线律所挖掘优秀律师领导全球法律网络。

2001年，金融危机爆发，“安然丑闻”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倒闭。此后，“四大”在法律业务的扩张开始受到政策的局限和监管的控制。200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严格限制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尽管如此，“四大”并没有放弃提供法律服务的野心。

2007年，英国《法律服务法》（Legal Services Act2007）颁布，直接推动了四大MDP计划的重建。2014年，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取得了替代性商业结构（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即ABS）牌照，而德勤于2018年取得了ABS牌照。

“四大”的法律网络再次重建，并远超2002年前的规模。2013年时，安永法律服务已遍及全球29个国家，涵盖商事及劳动法事务，以金融及银行业事务为重点。

安永全球法律业务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快速扩张业务，并最终将业务触角伸向全球每一个发展成熟或发展迅速的市场。我们希望在2020年，法律服务业务量能达到目前的2-3倍。”

（二）法律业务创收和布局超越国际大所

从2009年到2018年，“四大”全球创收逐年攀升，其创收总和从2009年的938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3亿美元，增长体量巨大。

“四大”创收来源大致分为审计、咨询和税务三大部分。与税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是“四大”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基石，但并不局限于此。“四大”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正在向金融和并购等高端业务领域、以及合规和劳动法等快速发展的业务领域拓展。

“四大”法律网络的盈利能力、规模得以快速增长，目前，“四大”法律与税务创收已经远全球超创收最高的律所。

截至2018年底，“四大”的法律部门已有万名律师。虽然“四大”律师总数与Am Law 200前4家律所的律师总数相比虽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们在全球服务地域范围方面的优势远超头部国际大所。

安永全球法律负责人科尼利厄斯•格罗斯曼（Cornelius Grossmann）表示，虽然安永已经在全球80个国家提供法律服务，但是安永并不想成为一家国际性律所，它的目的不在于提供单一的法律业务，而是在于将带领税务、咨询等专业人士进入法律市场。

毕马威也是如此。“我们不想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也不会试图复制律师事务所的做法，”毕马威前全球法律服务主管JürgBirri说，“相反，我们正在试图采取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为寻求法律咨询的客户提供无缝衔接的服务。”

可见，对于“四大”而言，其发展路径在于从审计公司转型为“多领域、全方位专业服务公司”，再转型为“全球整合的业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而法律服务，只是他们提供业务解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律所倾向于用“建议”（advices），而“四大”则倾向于使用“解决方案”(solutions)，这也是律所与“四大”之间的一个细小但关键的区别。律所仅提供相对单一、孤立的法律服务。而四大企图为客户提供整体的、综合性的服务，不仅基于法律，而是结合咨询、税务和项目管理的多个视角。

（三）“四大”在中国法律市场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开展联盟，吸纳认可律所成为自己的全球网络成员，或者直接收购、开设律师事务所，是“四大”快速拓展法律市场的几种主要方式。

2014年，安永与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曾引起业内强烈关注。瑛明在中国香港拥有联营所LC Lawyers。今年7月，瑛明深圳分所成立，进一步扩大了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客户的能力。在我国台湾地区，安永于2015年1月将圆方法律事务所并入其全球网络，业务领域主要包括证券及资本市场、大陆及境外投资、公司事务、并购、争议解决等。

2015年初，普华永道与北京瑞栢和上海信栢两家律所开始合作。在我国香港市场，普华永道聘请了前金杜合伙人程伟宾（David Tiang）开设程伟宾律师事务所（Tiang & Partners），主要业务领域为银行金融、并购、公司、知识产权、监管合规、税务、劳动和TMT。在我国台湾地区，普华永道通过普华商务法律事务所与资诚会计师事务所维持的策略联盟合作关系，整合会计、税务、财务、工商登记及人力资源顾问等专业人事，以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2019年1月，毕马威在香港设立律所SF Lawyers，重点关注中国的并购和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年初有外媒报道称，毕马威还计划在上海另设一家25名律师的律所，专注于一般商事业务、兼并和收购、基础设施、监管合规和劳动就业。

德勤于2013年在上海设立了勤理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在香港设立了JE Jamison＆Co.。Jamison＆Co.由德勤中国总法律顾问James Jamison领导，在2011年加入德勤之前，Jamison是“魔圈所”之一的高伟绅亚太地区的诉讼合伙人兼仲裁负责人。据外媒报道，德勤香港律所的主要合伙人挖掘自当地红圈所香港办公室。

不仅德勤香港律所如此，其余“四大”在香港法律市场上也采用了高品质的律师配置。“四大”的香港律所管理人此前均任职于国际大所。

当前，“四大”和律所一直共同合作，服务于全球最优质的一批客户。“四大”如果要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就难免要与大所展开角逐，但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专业技能、规模、客户资源、技术应用方面都具有优势，如果他们继续深入法律服务市场，必将与一线律所正面竞争。

法律市场在加剧洗牌，格局尚在改变。四大能够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优秀的律所和律师同样可以。律师们的“还击”，或许还会有后发优势。虽然输赢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法律市场的改变、整合与探索仍在继续。

目前，替代性法律服务主要划分为五种类型。根据汤森路透的估算，其市场的整体规模，预计在107亿美元左右。

独立的法律流程外包商 通常为公司法律部门和律师事务所提供外包法律服务，它们通常参与某一事务或项目的基础工作，通常是主动管理和全球交付，其中包括电子发现和文档审阅服务。

合约律师平台 能够向公司提供临时律师，服务范围涵盖入门级的文档审查服务到需要高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例如GDPR合规等紧急重要合规项目。

法律事务托管服务提供商 会承担公司法律部门的全部或部分作用，尤其是一些持续性的工作，例如知识管理、合同管理、监管合规、金融文件等。

全球精英律所旗下的法律流程外包 ，通常位于低成本地区，专注于提供大批量的法律流程外包服务，例如尽职调查、财务支持、项目管理、文档自动化等。

“四大”倾向于关注大批量、以流程为导向的、与会计和审计工作相辅相成的法律服务，每年能从法律市场上取得大量收入。与其他ALSP相比，“四大”与律所之间的竞争则更为直接。相比于律所，“四大”的优势在于：全球性的品牌覆盖，完整的服务和产品结构，成熟的项目、流程、价格管理体系，与世界五百强公司高层（C-suites）的牢固关系，庞大的已经开始着手布局的法律业务团队，以及雄厚的资金（deep war chests）。“四大”的全球法律服务网络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其实，不仅是“四大”在法律市场“攻城略地”，中型会 计师事务所也已经开始进场。例如在2019年7月，总部位于墨尔本的中型会计师事务所Moore Stephens Victoria受到“四大”的启发，推出了一个新的法律服务部门。Moore Stephens在全球112个国家的609个办事处拥有271家成员公司，拥有30 000多名员工，设立法律服务部门的意图在于：随着客户遇到的税务和咨询问题愈发复杂，Moore Stephens希望能够提供独立的法律建议，成为“外包的总法律顾问”。

未来，市场的需求将会持续变化，希望得到一站式、综合性法律服务的客户将不断增多。ALSP的崛起，将会给法律服务市场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使用新兴技术的律师事务所将会不断增多。

在律师事务所中，替代性法律服务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公司对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商越来越认可和青睐，律师事务所进一步扩展了他们使用替代性法律服务的方式，将其更广泛地运用到工作当中。 律师事务所最常用的替代性法律服务功能是电子证据、非律师事务/事实研究、文件审查/编码服务、诉讼和调查支持、法律检索。

其次，大型律师事务所与“四大”的“正面厮杀”将会大量上演，而且，大所与“四大”之间的人才流动会愈发频繁。

从创收构成来看，“四大”创收来源大致分为审计、咨询和税务三大部分。以税务领域为例，长期以来，“四大”均占据优势地位，并且逐步将业务范围从传统税务咨询业务向“税务 法律”服务延伸。2019年2月，毕马威一次性挖走了法国最大律所Fidal的144名律师，其中包括26位税务领域合伙人。

而国际大所亦在提供税务筹划与咨询、税务法律合规、争议解决等涉税法律服务，国际大所亦着力加强税务领域布局。例如欧华就从“四大”吸纳了非律师出身的税务专家，比如原安永转让定价专家Barbara Mace，原毕马威国际税务组负责人Kevin Glenn。

最后，律所的业态将会改变，从单纯的法律服务产品提供者，向“法律 技术”产品提供者转变，就替代性法律服务设立单独的平台的律师事务所将会增多。

在律师事务所雄厚的资源和资金优势之下，单独设立一支针对某一细分法律科技领域的团队，进行技术开发，亦是一种选择。例如英国的四大“魔圈所”——英国安理、年利达、高伟绅、富而德，就是例子。

英国安理的合同律师服务平台Peerpoint在英国的创收超过2500万英镑，是英国律所提供的同类产品中创收能力最强的。

2018/19财年底，年利达推出了合同律师平台Re:link，成为继英国安理后第二个提供此类服务的“魔圈所”。

2018年，高伟绅推出了高伟绅应用解决方案(Clifford Chance Applied Solutions)和高伟绅创新(Clifford Chance Create)两个新部门，收购了法律助理和商品化管理法律服务提供商Carillion Advice Services（CAS），在新加坡建立了亚太地区最佳交付和创新中心、进一步投资法律科技应用平台Reynen Court。

为应对快速发展的数字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富而德加大了对数字化转型计划的投资。作为其数字化战略的核心部分，富而德在柏林设立了富而德实验室（Freshfields Lab），并在曼彻斯特、柏林和中国香港设立了富而德中心（Freshfields Hub），前者采取更实验的角度，深入探索未知领域，为新原型设计概念，而后者的任务则是将科技投资转化成现实。

在四大“魔圈所”之外，2019年6月，亚司特与另一家托管服务提供商Cognia Law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其全球NewLaw团队Ashurst Advance。Cognia Law是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的下一代法律服务提供商，以技术增强型资源服务免费地为法律和合规部门提供服务，专注于高价值的工作，并使律师事务所能够构建更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安睿顺德伦也有类似安排，在安睿顺德伦咨询 (Eversheds Consulting)内，安睿顺德伦Agile (Eversheds Agile) 提供短期律师解决方案，由安睿顺德伦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英国办事处为客户提供临时律师资源解决方案，其服务深度超过一般合约律师平台的人员借调。

2019年6月，Greenberg Traurig宣布成立首个全球共享服务平台“Recurve”，旨在建立一个包含技术解决方案、人工智能、项目管理、替代人员配备、新颖空间创新以及其他不涉及法律实务的生态系统。

2019年9月，全球律师事务所BCLP正式启动了自己的大批量托管法律服务部门，称为“BCLP Cubed”，目的是将与其他律师事务所的托管服务部门以及ALSP和“四大”竞争。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型律所也在利用自身资源对市场动向予以反应。实际上，目前国内的部分律所在专业部门之外设置的“常年法律顾问中心”也可以视为类似的应对措施。“常法中心”负责了企业日常经营中的批量的、低频但可能需要随时响应的基础法律事务，将专业律师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但仍可保持协同合作。以“常法外包”为主要服务模式的机构已经出现在市场中。

法律服务市场的变化与整合仍在持续，“传统”律所如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则要时刻对市场的变化保持警惕、关注新型业态的发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提供客户真正需求的综合性法律服务解决方案。独特性、差异化、不可替代性，才是利于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