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本芬事迹的想法：记住一个普通人的死亡
关于杨本芬事迹的想法：记住一个普通人的死亡有读者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杨本芬的书让他忍不住一口气读完，“那些人和事太过于熟悉，可能我的祖辈有相同的命运故事。”也有读者说，看了这几本书，才知道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2022年，杨本芬82岁，出版了她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自2020年起，她每年出一本书。《秋园》主要回忆母亲的一生，《浮木》写底层百姓在时代洪流里的浮沉，《我本芬芳》讲述自己60年的婚姻生活。这些故事都在她61岁以后陆续写出，成为中国上两代人乡土生活的缩影。图 / 受访者提供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驼驼扁担耐得挑”
杨本芬有灵感时就会拿起平板电脑创作 图/冯海泳，受访者提供
作家杨本芬觉得自己是个背时的人。年轻时挣扎求生，苦到对亲人的死亡都麻木。等日子好了，人又老了，伤痛从生活的喘息里钻出来。她想哭，也想写作，记下那些年里未曾细想的生生死死。“我恨生活和命运，可只有苦难才是人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南昌
实习记者 曾嘉淇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驼驼扁担耐得挑”
2022年，杨本芬82岁，出版了她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自2020年起，她每年出一本书。《秋园》主要回忆母亲的一生，《浮木》写底层百姓在时代洪流里的浮沉，《我本芬芳》讲述自己60年的婚姻生活。这些故事都在她61岁以后陆续写出，成为中国上两代人乡土生活的缩影。
有读者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杨本芬的书让他忍不住一口气读完，“那些人和事太过于熟悉，可能我的祖辈有相同的命运故事。”也有读者说，看了这几本书，才知道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说：“其实那段历史并不遥远，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可能是长辈们经历了痛苦后，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回避。”杨本芬是坚韧的，尽管有时候边写边哭，眼泪打湿了稿纸，但她不会放下笔。她用一句湖南老话形容自己“驼驼扁担耐得挑”，意思是老竹做成的扁担经用。章红也鼓励她要有面对真实的勇气，“既然打算写东西，就要拿出勇气来；如果没有面对真相的勇气，那就没必要写。”
杨本芬现在回想起母亲讲的偷菩萨经历还是会笑出声。陈家冲（地名，“冲”在湘语方言中意为山谷里的平地）的媳妇二宝，人生得胖，乳房像两只撑在衣服里的大口袋，屁股硕大，走起路来颤颤悠悠。她到四十多岁还没生育，拉上杨本芬的母亲秋园和另一个邻居大婶去庙里偷观音菩萨像，“偷来的菩萨更显灵。”三个女人去庙里拜佛，秋园正叩着头，二宝就说要走，秋园没察觉到任何动静，但见二宝脸上红扑扑的，眼睛放着亮光，料想应该得手了。回程路上，二宝果然从衣摆下掏出一个一尺长的观音菩萨。
二宝想生孩子，因为她觉得她的男人对她很好，“不生个细伢子对他不起。”有一天二宝出门拜佛，她的男人友华牵着老黄牛下地干活，刚拿牛扁担往牛脖子上套时，那公牛突然把长长的牛角顶进友华的肚子。他被发现时已经断气了。二宝悲痛欲绝，不到一年时间，圆润的身体瘦成皮包骨，患上宫颈癌，很快就死了。那尊观音像冷落在屋子里，蒙着一层灰。
秋园在花屋里小学教书时，附近的茅屋新搬来一户人家，女主人贵芸收留了远房亲戚的孤女小泉，预备做儿媳。小泉的妈妈在铲田坎时被疯狗咬了一口，半个月后发了病，最后病逝。
小泉不到16岁就意外生了女儿人王，人王天生发育不良，刚出生时像只老鼠那么小，嘴巴开一条缝，只能把棉花搓成线蘸米汤给她吮吸。人王长大了也是小个子，能在一张八仙桌的横梁上翻去自由，走到哪里，别人都要她钻桌子、翻跟头。有一次秋园去喝喜酒，人们正围看人王表演，秋园不忍，跟小泉说：“叫人王出来吧，这么一个小身子，耍来耍去也蛮累的。”
小小的人王死在水缸里。夏天抢收和抢种水稻的季节，全家人都下到田里，人王一个人在家口渴，去水缸舀水喝，结果一头栽进去了。
这些乡间人物的生死至今压迫在杨本芬的胸口，他们平凡如草芥，多数一生劳碌，不得善终，应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他们的悲剧故事不能给人带来快乐，但杨本芬忘不了，“他们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恍惚间我窥见了他们，画面如此清晰。”
杨本芬保留的《秋园》手稿，稿纸已经泛黄 图/冯海泳
杨本芬几乎如实记录着她回忆里的一切。秋园年轻时候的事情多是她自己讲述的，冬天家里人围坐在一起烤火，秋园会聊起以前的故事。秋园喜欢讲故事，后来她八十多岁了，经常问杨本芬，“你看了这本书吗？没看的话晚上我讲给你听。”89岁那年，秋园还兴致勃勃地和她讲《天龙八部》的情节。杨本芬写的时候，往事自动在她脑海里生成场景。虽然她没见过秋园成长的那间洛阳药店，但她在宜春见过很多家中药铺，她想，秋园应该是在有着许多小抽屉的中药柜前进进出出。
其他人的故事来自于杨本芬和他们交往的经历。她喜欢观察人，身边人的生活总能引起她的注意，而且她足够友善，互相能说说真心话。在汽车公司工作时，有一回她陪一个出事故的女生去北京安装假肢，在假肢厂附近看见一对父子，父亲没有双手，儿子没有双脚。来来往往的人没有理他们的，但杨本芬主动上前聊天，得知他们是遭遇瓦斯爆炸的煤矿工人。在北京的日子，杨本芬帮他们买饭、洗衣服，离开北京前把丈夫的刮胡刀和镜子留给他们，“他们胡子拉碴，看上去邋遢，但其实长得都有男子汉的样子，牙齿整齐。”
很多事回首时和经历时的感受大有不同。1960年代“成分”不好的人生活得很苦，杨本芬尝尽了低人一等的滋味，但那时候她也懵懵懂懂，村民们“斗”四老倌时，她还跟着去看，大冬天让他脱光衣服去水缸里摸泥鳅。“那时候很少有脑子去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不对，哪怕是成分不好，都不应该这样。”
杨本芬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写出来发现那么苦，以前却觉得再苦也过得去，真正难过的是三四天吃不到饭的时候，“饿饭的日子里活下来的人真是不容易。”在穷苦的时候，杨本芬的三妹妹病死了，爸爸饿死了，最小的弟弟杨锐在13个月大时受寒引发肺炎，死在她的怀抱中。
文学的安慰
杨本芬自己的人生也不容易，她觉得自己是个背运的人，“命运对我确实有点残酷。”
1950年代初，秋园在学校当教师。1952年，杨本芬长到12岁，同村的女孩子都快读完小学了，她还没进过学校的门。家里没钱，饭都吃不饱，弟弟妹妹也需要人照料，父母实在无力送她去学校。为此，父亲曾愧疚地跪在她面前。
她从此当了三四年小农民，还给人补衣服纳鞋底补贴家用。1957年，她17岁，考上岳阳工业学校，自己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然而距离毕业还有两三个月时，学校停办了，学生一律回原籍。因为饥荒，这时秋园已带着杨本芬的弟弟去湖北找活干。杨本芬想要自谋出路，她只有三块钱，只能买一张就近去江西宜春的车票。到了宜春，她走了一天没找到工作，“我怎么找呢，我说我能吃苦，别人不信，‘你这个样子怎么吃苦？’”
年轻时的杨本芬
一名老乡介绍杨本芬去铜鼓县建筑工地打零工，挑了几天沙后，她听说附近有一所“劳动大学”，兴奋地报名。在学校里，她被下放到了农村。为了能继续读书、寻找出路，她在仓促之下选择了结婚。
章红觉得，杨本芬在年轻时显然承受了太多生活的重担。有次他们家机缘巧合得了一瓶竹叶青，杨本芬出出进进时要喝上一口酒，不知不觉就喝完了。那段时间她一直头疼，直到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想到那瓶酒应该是劣质的勾兑酒。章红由此想到：“她为什么出出进进要喝那一口酒？可能是精神上要有一个抒发的渠道。”
尽管生活艰苦，杨本芬一直没有放下书本，“我喜欢观察人，不仅仅在生活中观察，还从书里观察。”文学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读到喜欢的书是安慰，读到书里写的人生艰苦也是安慰。
杨本芬不仅自己看书，像秋园一样，她也喜欢讲故事，经常给儿女、周围的邻居、工厂女工们讲。“那时候书很有限，她讲《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这些当代小说在书店有售，其他要借阅或手抄，像古典小说《三言二拍》《今古奇观》。”
在婚后劳碌奔忙的间隙，有那么一次，杨本芬写了几首小诗，是女人们背着背篓在茶树间采茶的情境，“那场景实在美极了。”几天后，县文化馆录用了她的诗稿，请她去领稿费，她觉得自己“结婚以来头一次变得如此愉悦”，背着满周岁的女儿喜滋滋地去领稿费。不料回家后发现家中遭火灾了，风把火炉里零星的余火吹起来，点燃蚊帐，火在无人的屋子里烧了起来。“我就觉得我是个倒霉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倒霉。”
那场火灾平息后，杨本芬的创作热情也熄灭了。直到退休后去南京，帮身为作家的二女儿章红带孩子，看到章红家排满了墙壁的书架，她再一次产生创作的冲动。在三平方米的厨房里，她铺开了稿纸。
杨本芬和女儿章红 图/冯海泳
成为作家
虽然没有多少写作的经验，但杨本芬有自己的语言直觉。她尽量精练，不喜欢过多的修饰和铺陈，“如果你看了老半天还不晓得讲什么，这就没意思了。”她也更倾向于使用方言，“我觉得方言更能表达人的感情。”
章红是杨本芬的第一读者，也是她文学上的老师。杨本芬写完一篇作品，第一时间给章红看，“她说要得，我就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她说不行，那就要改，好严格的。”她用“铁面无私”来形容章红。
章红修改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删，“她是感情很充沛的人，比如她叙述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就能激起读者的情感，便会删掉抒情化的描写，因为过于直白的情感表达反而会削减文字内在的张力。”
《秋园》原稿修改的地方多，因为叙事时间跨度大，章红从结构上进行了一点调整，明确各个生活阶段，再以居住的空间作为故事的框架。到了《浮木》时，章红帮杨本芬的地方就很少了，只在个别字句上有改动，“像《江西柴刀》《晚年小景》这些作品，虽然看不出华丽的辞藻，但我觉得是很好的文字。”2022年计划出第四本书，第一篇的内容是秋园去世前最后的日子，章红删减了很多情感强烈的文字，杨本芬对出版人涂涂说：“你还是按照我的原版（编辑）好不好，你相信我不会写那么多没用的字。”涂涂觉得，这是她作家身份的逐渐自觉。
2003年《秋园》完成后，章红将小说发布在天涯论坛上，杨本芬原以为不会有人看，结果很多读者在帖子下面留言，她感到高兴和欣慰。为了能及时回复读者留言，杨本芬学会了打字和上网。留言激励了她继续写作，“那么多人看，催更，我再不写对人家不住。”
近17年里，作品在论坛的反响很好，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2019年，出版人涂涂看到了，震惊于作品中的乡土世界，以及对生死的直接描摹。“当时感觉她的文字有一点冷峻，冷峻下面又有热切的疼痛，疼痛用冷的方式表达出来，更疼了。”
当时出版经营的大环境低落，有没有同事可以编辑、能不能顺利出版，涂涂心里都没底，但他还是很想出这本书。
他觉得杨本芬是有自己语言的作家，“她使用方言是因为她必须使用，她用白描的手法，如果场景是方言化的，她只能方言化，在这个方面，她不像专业作家。但她比专业作家好的地方是，她能写出这样的句子——非常朴素，却有力量，就像传统文学中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已经抵达了很深的地方，沉浸其中，但对外也有理解和同情。”
“她自己的生命体验，跟家国、时代联系在一起。”涂涂说，“我们过去读反映这段时期的书，会感觉到无力。杨奶奶书里的人更底层，反而表达出最强韧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
杨本芬经常会跟小区的老人聊天，但是有共同话题的人并不多 图/冯海泳
面对死亡
回顾往事，杨本芬有表达的冲动，但章红觉得，母亲并没有在作品中释怀，比如，“她好像更想念她的母亲了。”
杨本芬现在依然感到很遗憾，她没有机会问秋园一个问题：在父亲死后，秋园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留在身边帮忙，而是选择让她去考学校？“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她也依然对父亲对她的那一跪耿耿于怀，“为什么我当时愣住了，没有上前去扶起他？”
写完《我本芬芳》后，她也没有对婚姻释怀，章红说：“她始终觉得没有得到来自于我父亲的情感滋养，这种遗憾一直存在。”有一次章红和先生谈论起牛仔裤，说到很多人是怎么养牛仔裤的，事后当作趣谈告诉杨本芬，“她觉得很羡慕——我还可以跟先生谈论这些事情。”
杨本芬还会为了那些村民的死唏嘘不已，她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死的都是‘好人’，‘坏人’活得好好的呢，因为我们对‘好人’的死难以忘怀，他们应该被记住。”
“死亡对死人来讲并没有什么，他们什么都不晓得，难过的是活人，像我老是放不下自己的感情，我多想念他们。”杨本芬说。
现在，杨本芬觉得自己离死亡不远了。她的膝盖自从做手术以后就开始疼痛，每天早上起床都提心吊胆，“今天脚会痛吗？”状态好的时候，她一天能写几行字，有时候一行字都写不了。她长期吃的药物也对她的眼睛产生了副作用，看东西时有些模糊。
但她并不畏惧死亡。“我回想这一生没留下什么遗憾，死就死吧，无所谓，早点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