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

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朋友，我将闭着我干燥的眼睛，“要是我离去了我残破的生命，10天后，殷夫因中学里一名“獐头的小人”告密被捕，告密者“鼓着胜利的口音”，对抓捕他的人连连告发：“这，是，是，这人就是，他是党徒，很有名，我们搜过他的箱箧，得到了很多的物证。”面对考验时刻，有的人选择告发他人以求活，而有的人，则选择带着理想的希望奔赴注定死亡的战场。长达三个月的牢狱生涯，让这位青年诗人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为革命赴死的准备。在孤寂中，他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殷夫照片，这也是目前他留存于世的惟一的照片。

在这些被青年告发出卖给官府的青年人中，有一个名叫徐白的青年。他只有17岁，但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以“殷夫”的笔名为人所知。

他也是一名参与鼓动宣传事业有年的青年革命者，在革命经历上比他的同龄人，甚至比像柔石这样的兄长，都更加早熟。1927年4月3日，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阐述自己的革命观：

“革命的人往往易犯一种毛病，就是在压迫下的时候，是很革命的、很积极的，前进的。而待压迫稍松的时候，就要开倒车了。”

10天后，殷夫因中学里一名“獐头的小人”告密被捕，告密者“鼓着胜利的口音”，对抓捕他的人连连告发：

“这，是，是，这人就是，他是党徒，很有名，我们搜过他的箱箧，得到了很多的物证。”

面对考验时刻，有的人选择告发他人以求活，而有的人，则选择带着理想的希望奔赴注定死亡的战场。长达三个月的牢狱生涯，让这位青年诗人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为革命赴死的准备。在孤寂中，他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要是我离去了我残破的生命，

朋友，我将闭着我干燥的眼睛，

我失了一切一切的知觉，说不定唇边望着浅浅的笑痕！

……

你们以为我是可耻吗？

你们说我反革命？

你们用嘲笑得意的眼光，来向我身上死钉？

——别了，亲爱的同学！

还有句话，牢记在心，

千万别学了少数的败类，中国须要真正的真正的革命！”

殷夫诗集《孩儿塔》手稿，署名“白莽”。

这一次，死神只是在他的头顶盘旋了数日，他活了下来。将他保释出狱的，是他的兄长徐培根，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年轻俊杰，前途无量。这样一位兄长，竟然有一位因加入共产党而入狱的弟弟，不能不说让他担负了巨大的风险。当他从清党的屠杀狂潮中把弟弟从死神的镰刀下夺回来时，他心里非常清楚，弟弟踏上这条路无异于是在自寻死路。他以大哥的权威规劝、恫吓、威胁，好言相劝愿意将殷夫送到德国去留学，甚至将殷夫软禁在家中——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弟能在这个混乱污浊的世界上平安地活下来。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他的弟弟再有下一次入狱，他是否还能成功地将他拯救出来。

但在殷夫眼中，哥哥强加的善意等同于是对他的恶意，兄长既然选择站在屠杀革命者的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那么家庭的纷争就理应被视作革命阶级斗争的延伸。哥哥所担心的弟弟入狱甚至是死亡，在他眼中却是踏上了荣耀之路——这是他作为革命者的英雄主义。作为革命的英雄，他必定要反抗一切在他眼中视为压迫和不合理的威权，哪怕这威权是来自关爱他的亲爱的哥哥。1929年4月12日，或者应该说是他入狱两周年纪念日，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与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

这是一场痛苦的告别，它意味着殷夫自己亲手割断亲情的线，但他却并没有成为无线的风筝，因为他找到了“永久的真理”，这“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让他甘愿“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在这首诗的最末，他写道：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真的会向他的哥哥开火吗？这究竟是一个20岁青年一时的狂妄和任性，还是真的为了内心的革命信念而狠心割舍了亲情，抑或有更深的原因？

仔细阅读殷夫的诗歌就会发现，尽管革命的激情之火在他的胸中燃烧，但并未熔化他内心的最澄澈和天真的人性。在他给哥哥写下那封貌似冰冷的告别诗之前数月，他曾写过一篇《我还在异乡》：

“久忘的故家，残白，破户，和月季花；

薄云，帆般的飞，块。

古红的床儿，睡过哥姊，母亲，爸爸。

顶上的花饬已，已歪。

谁家，呀？”

最后的疑问句，尤其有一种迷人的稚趣，他用孩子般澄澈的眸子观察事物，他看到“草丛上露珠闪金，旋舞着金的，绿的，红的苍蝇。干草堆儿，母鸡样，慈和地拥我晡过冬阳。”即使是那些用以鼓动革命情绪的“革命鼓动诗”，也时时可见他率真的一面。在描述革命者密谋次日发起暴动的会议的一首诗中，他在高亢地喊出“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我们将要叫了！我们将要跳了！”之后，写道：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澄澈、率真的青年诗人，会真的假革命之名斩断内心中与人性相连的温暖亲情，那么他向哥哥的告别，或许有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深知自己踏上道路的艰困与危险，更深知处在危险中的不止自己，深知还会牵连到自己的家人，包括对他疼爱有加的兄长。弟弟是个共产党人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顺遂。因此他必须要斩断与家人的联系。

他的那首《别了，哥哥》，既是对自己笃定真理的坚持，也是为与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哥哥写下一份必要时可以声明与自己断绝关系的护身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他从未企图说服哥哥改变其所认同的理念，他只是选择离开家庭，而且是带着无限的眷念离家，漂泊异乡。

1928年8月，殷夫第二次被捕入狱。

“被关进牢监里去了”，麦绥莱勒作《一个人的受难》，鲁迅藏。

监狱，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那里被认为是试炼革命者真伪成色的终极试验场。监狱的条件越是残酷，刑讯越是残忍，越能彰显出革命者高尚的品格和坚贞的意志。如果他经受考验，终得生还，那么他的革命意志将不容置疑，即使他不幸死于狱中，或是殒命刑场，他的灵魂也将升华，成为鼓舞后世敬仰追随的英烈榜样。

但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被推入监狱之前，没人能逆料到自己在里面是否能坚守一名革命者理应拥有的不屈意志。他们只能通过想象来说服自己对革命的自信。譬如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象主人公身陷监狱的情景。

胡也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死狱之中》的短诗，想象自己身处“不知春去秋来”的死狱之中，“沉默着如沉默的棺里的骷髅”，那里饱受折磨的囚徒，唯有“瓦缝的一线阳光，怯怯地来到冷墙角底，探望那瘪瘦的双脚”，他也提到了“禁卒的叱咤，巡官的冷笑”，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司空见惯的氛围塑造。柔石也曾写过一篇简短的小说《夜底怪眼》，虚构了一座有如监狱一般“杀然无声，比荒凉的原始旷野还要沉寂”的大城，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如绵羊一般地绑在两条木桩上，惨淡的月光照见他们底脸上已没有一分的血色”。他们被枪决，遗体被抛入大海，他们的家人昏倒在血泊中，“简直要舐完那与她们有关系的将凝结的污血似的”——这场景不能不说既可怖，又悲戚，但这同样只是想象的造物。

殷夫是唯一亲身坐过监狱的人。反倒是他描述监狱场景的小说《监房的一夜》写得最平实质朴，几乎没有使用过多的辞藻雕琢，仿佛只是在平静地告诉读者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但却比前两者踵事增华的文字更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尤其是在小说的最末，他听到两名他诚心善待的囚犯，在背地里议论他，说“他对我们好，那是玩玩，消遣而已，何尝真同情我们呢？”这是完全无法仅凭空想杜撰出的情节，也是无法捏造的心理反应：

“我听了，眼泪不禁流下颊来，提起勇气来，向下一钻，耳边除了洪洪的声音，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作为一个奇异的巧合，1929年春天，殷夫第二次被捕出狱之后，撰写了一首题为《梦中的龙华》的短诗，在诗中，他痛斥上海是“吃人”的城市，“马路上扬着尸尸的泥尘，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只有“庄严伟丽的龙华塔，日夜缠绕着我的灵魂”：

“呵，龙华塔，龙华塔，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

娆娇的桃枝衬你孤拔，

多少卑怯者由你顶上自杀，

白云看着你返顾颤惊，

雷神们迅速地鼓着狂声，

电的闪刃围绕你的粗颈，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1931年1月17日，殷夫、柔石、胡也频和另外20名中共党员遭人告密举发，被租界巡捕房逮捕，旋即被解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那里，正是以桃花闻名的龙华塔的所在。

一名叫柴颖堂的狱友，记下了这些文学青年革命者们在监狱中最后时日。柔石是个矮个子，“三十多岁，瘦瘦的面孔，黑而带卷的头发遮住耳朵，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走路很稳重，尽管他刚开始不习惯牢狱生活，常常需要人帮忙，才能把棉裤从脚镣里脱下来，但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非常坦然的神情，对这位狱友说：“到监狱里来体验生活也不错”。

柴颖堂回忆柔石在狱中听他讲述同志的英雄事迹，插图出自柴颖堂口述，卢汉华插图《黑夜里洒下的种子：柔石、欧阳立安等同志就义前后》，见万正著：《革命故事：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

柔石很少谈论自己的事情，但在他从狱中递出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且跟殷夫兄学德文”，并且期望收信的冯雪峰将这件事转告给“大先生”鲁迅。这是关于殷夫在狱中情况的唯一记述。除此之外，没有人记录下这个22岁的青年狱中的状态究竟如何。关于殷夫的最后一面，是1月19日公共租界开庭审判时，柔石的朋友林淡秋坐在旁听席上远远看到柔石、殷夫等五个青年作家被先后押上法庭，他们“个个蓬头垢面，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殷夫穿的是长袍，柔石是穿西装的，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大家的脸上都有浮肿，浮肿得最厉害的是冯铿”。审讯只是一瞬，“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

胡也频自从进入监狱，就不再允许家属见面，他的妻子丁玲和好友沈从文前往探监时，只在军警押送犯人的一瞬间瞥见了胡也频，出乎意料地，胡也频扬起手铐的双手向他们致意，但很快就被推手了。丁玲回过头对沈从文说：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还是一匹豹子。”

与他同监的狱友，只记下了他的一个细节，当一笔钱被送到牢中，大家商量该如何分配使用时，胡也频提议找一个理发匠来理一次头发：“就义时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

遗憾的是，那天并没有照相机。1931年2月7日，晚10点。被捕的24个人突然被叫起来，他们被告知将要坐最后一班火车解送到南京去。或许是预感到了什么，柔石将自己的一件衬衫和狱中所写的文章，托付给了柴颖堂。然后离开了监牢。

数刻之后，前院突然响起了一片嘈杂声，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口号响了起来，尽管这声音穿过厚重的墙壁，只剩下沉闷的余响。沙哑的喊声逐渐远去，突然之间，一阵杂乱的枪声响起，监狱里的人刹时停止了动作。充塞在心肺间的沉默，直到最后一声枪响被夜色吸走。

压抑而长久的黑暗中，只剩下低低的、隐隐的啜泣。

鲁迅藏版画，麦绥莱勒作《一个人的受难》，“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

“一些粗手脚汉子为把那五个尸身一起抬到郊外荒地，抛在业已在早一天掘就因夜雨积有泥水的大坑里，胡乱加上一点土，略不回顾地扛了绳杠到衙门去领赏，尽其慢慢腐烂去了。”

当沈从文在1929年的冬天写下这段话时，他或许并未想到，这篇题为《菜园》的小说，会成为一个谶语，兆示着他的好友胡也频在两年后的命运。尽管《菜园》的主人公玉家少爷性情像极了他熟识的也频，“年青人心地洁白如鸽子毛”，最后也同也频一样被枪杀处决。但小说里的玉家少爷终归是念了北大，而也频却因为清贫只能侧身教室后面，当一名免费而腼腆的旁听生。

沈从文笔下玉家少爷之死，如他一惯的文字一般简约如未敷色设彩的白描，但1931年2月7日晚上的那场集体处决，其惨酷却远超沈从文的想象。他的好友胡也频和柔石、殷夫以及其他21名同志的遗体，横陈在刑场上，直到次日下午。监狱当局才用刺刀抵着几名囚犯用铁锤敲掉尸体身上的铁镣。眼前的情景，让这些受惯折磨、见惯酷刑的囚犯也四肢无力：

“几十个同志都横七竖八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柔石同志的头与胸部连中十弹，胡也频同志身中三弹，全身血肉模糊，杨国华同志头上的鸭舌帽，脚上的皮鞋，袜子全都不见了。他的身子扑在柔石的胸脯上”。

囚犯们在刺刀的威逼下敲下了遗体上的脚镣，把他们抬上卡车，宪兵用一块简单的油布盖上尸体，就不知把他们运到什么地方掩埋了。

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最悲怆的一幕，莫过于革命总要献上他最纯真、最热情，最富于理想的儿女作为牺牲，以铺就通往理想的道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横亘着一片血海，血海中翻腾的，正是青年人赤诚的热血，后来者唯有踏着前驱尸骸垒筑的桥梁，才能通往彼岸。对党来说，他们是甘愿牺牲自我，为党捐躯的烈士，他们用壮烈的死亡怒斥了敌人的恶行，向世人揭穿了敌人镇压的残暴，用自己视死如归的节操荣耀了党的形象，用自己的慷慨赴死，鼓舞了后来者源源不断为党提供新鲜的血液。

然而，对他们的至亲至爱来说，他们是母亲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儿女的父亲，也是师长心爱的学生。1933年2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

就在这天晚上，他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