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

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隆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因此，“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是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喊，而不是瞿秋白的冷峻理性的沉思，才是最终的胜出者。一如他的代表作《莫斯科吟》所慷慨赞颂的十月革命，这是战斗的呼号：“我今晨立在朝霞云端，放眼一看：好了！好了！人类正初穿着鲜艳的红色衣襟。

表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版画，《旗帜沐浴在日光里》，一共版刻，鲁迅藏。

平心而论，不需要专业的文学判断力，也能从这段文字看出作者完全无法与拜伦比肩，甚至比不上他的同志兼兄长的瞿秋白冷峻而深沉的思考。通篇诗歌几乎是有节奏的口号，点缀着自我感动的说教。但他自负的比较和张狂的高叫，虽然肤浅，却像鼓槌一样敲打着读者的内心，足以敲出深刻的印痕。

诚然，面对暮气昏沉的老大中国，要找到它的沉疴弊害，开出恰当的药方，需要的是理性、深刻的思考。但唯有振聋发聩的激情呐喊才能鼓舞人的精神，唤起强大的行动力。就像战场上的战鼓，它固然无法代替军帐中的运筹帷幄，甚至鼓声有可能会打断谋划的思路，但雄壮高亢的敲击，却能鼓舞士气，让士兵随着节奏前驱赴死。从宣传鼓动一点上来看，蒋光慈比瞿秋白更洞悉革命的本质，在《十月革命与苏俄文学》这篇论文中，他将革命称为“一种打扫的行动”：

“在这一种打扫的行动中，有一种无限制的前进的趋势，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浪潮中听出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

因此，“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是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喊，而不是瞿秋白的冷峻理性的沉思，才是最终的胜出者。一如他的代表作《莫斯科吟》所慷慨赞颂的十月革命，这是战斗的呼号：

“我今晨立在朝霞云端，放眼一看：

好了！好了！人类正初穿着鲜艳的红色衣襟。

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隆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表现五卅运动的木刻版画，陈光木刻《五月之回头》，鲁迅藏。

战斗的呼号响彻在城市上空，但血管里奔涌的热血很快就遍洒街头。1925年，蒋光慈在苏俄召唤的无产阶级革命之神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

早在两年前，李大钊便分析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使中国人“无产阶级化”，发动革命的时机业已成熟。而那些最纯正的无产阶级质料——各大城市中工厂的劳工，也很容易培养成革命前驱的新血。中国恶劣的劳动环境让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几乎完美地符合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

社会学家陶孟和在1930年曾针对上海工人生活程度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男工平均月收入仅有21.89元，女工则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二，13.99元，还有2.2%的工人是童工，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仅有9.31元。而其中以棉纺业的工人收入最低，平均月收入分别只有15.17元、13.59元和8.58元。但与之相对的是，他们的每日平均工作时长却高达10.4小时。至于最重要的吃饭问题，“每家全年用鲜猪肉24.55斤，咸肉3.86斤，共28.41斤，算来每天每家平摊才1两2钱有余”。“极大多数家庭全年中根本就不会买鸡鸭之类东西”。这还是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期间工人生活得以一定改善下的境况。而在1925年，许多工人收入比之更加菲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4元，全年工作时间则达到291天——除了可供榨取的体力之外，中国的工人阶级实在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这年2月，中共在上海领导沪西工会首先将矛头指向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罢工运动不仅得到了工人的响应，还得到学生以及爱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后者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将日货取而代之。5月30日，中共号召发动一场反帝团结大示威游行。上海公共租界决定拔枪见血，巡捕对游行人群公然射击。当场打死十一名游行群众，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五卅血案”。

“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示威运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还算国民么！”

赵平复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无所作为羞愧难当。此时，他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像章衣萍一样，他并非正式入学的学生，只是旁听生，又来自异域他乡，他平静寡言的性格，也让他难以融入任何一个组织之中。他只能将满腔义愤积压在心中，直到7月8日，才在“痛饮了一瓶白兰地以后”，喷吐在纸上，成就了一首题为《战》的短诗：

“陌巷与街衢，遍是高官大面者的蹄迹，肃杀严刻的兵威，利于三冬刺骨的飞雪！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天上的恶魔与神兵，也齐来助人类战，战！

火花如流电，血泛如洪泉……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战》在后来成为了赵平复的代表作，但在当时这首诗却无从发表，读者也仅有他的几个朋友。像当时许多文学青年一样，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笔名“柔石”。

柔石像。

但这个名字，连同他的作品似乎也不受到世人注意，他亲自设计编校的小说《疯人》，销路不佳，只收到了不满五元钱的报酬。比起灵感女神，贫穷更加慷慨，像眷顾那些文学青年同志一样来时时眷顾他。“囊中时空”，有时竟窘困到“没有早餐的钱”。

这段窘困的北京生活，被柔石写进了又一部无从发表的小说《C君之死》中。C君晨间起来，没有铜子买早点，腹中空空地去见他的朋友P君，却看到对方同样身无分文，连吃的食物都从店主那里赊欠得来。房东也雪上加霜，向他催逼房租。饥寒交迫的C君认定个人不幸的根源，是社会的黑暗：

“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是谄媚，是欺诈，是凌侮，是自欺欺人，是以暴易暴，什么美呀，喜呀，恋爱呀，幸福呀，都是戏剧上的白脸和小丑！他们一边用高压的手，压制谁有光明的愿望，一边又用背后的手，指示你向无聊和黑暗进行。”

面对这个将他推向绝地的社会，他“手里只想抓一颗炸弹，痛掷在身前，捣毁了眼前的一切。”但他最终“没有这种的力”，无法毁灭这黑暗的社会，于是只能毁灭自己。小说中这位以自杀告终的C君，就是柔石本名赵平复（Chao Buifw）的首字母缩写。

既然在小说中已经将自己杀死一次，那么在现实中，柔石就多了一重活下去的理由。而在之后的几篇小说中，柔石会不断化身为其中的主人公，一次次地把自己逼到死亡的绝境。《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病者”在贫病交加中“身临前线的冲锋”而自我毁灭，青年们要用“泪来洗净他的尸身”。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的主人公朱胜瑀在失业后，同样痛恨着污浊的社会，最后服毒自尽。

柔石是否真的如此执迷于自戕？答案是也不是。青年自戕一种文学主题在20世纪初的中国相当盛行。自戕被认为是用个人的死亡来反抗社会的不公，是一种自我牺牲。当然前提是它必须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控诉。庐隐的行销一时的名作《或人的悲哀》就是因为找不到人生和社会的意义而赴水自戕。郁达夫热销一时的名著《沉沦》，也描写了一位“病的青年”，因为饱受物质的贫苦和精神的苦闷，最终蹈海自沉，在临死前，他高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中自戕青年的激亢的遗言，吐露出了上世纪20年代流行一时的自戕文学的意义。如果仅仅将它解释为一种时代的文学现象，低估了其中的时代意义。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震醒的一代青年，环视四周，却发现自己身处一幢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当中，慷慨激昂的朝气为禁锢的环境而感到窒闷，为漫无止境的黑暗而感到愤慨。他们渴望用双手毁坏这黑暗的铁屋，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武器去砸开一个窗户。

当他们奋力呐喊，企图唤醒更多的人，凝聚更大的力量，却被指责是搅扰了他人的太平清梦。渺小的肉身，却无法容纳下一颗壮志雄心。他只能用自我牺牲来获得更多的注意，这也是他的内心最后的呼号。

因此，柔石这些以自杀和死亡为题的小说与诗歌，与其说是自杀，毋宁说是自剖。他的肉体需要活着应对这个黑暗不公的社会，但他的灵魂却可以在小说中彻底剖开，吐露真心。固然柔石是在用小说中虚构的书写来代替现实中的行动，但其中蕴含的精神上的苦闷、焦虑与绝望，却真实不虚。与这些自戕为题的文字相比，他的《战》却体现出内心斗志昂扬的一面，尽管这一面同样无法在现实中践行，但这同样是他内心的写照。

因绝望而死，因战斗而生，柔石自我解剖袒露的内心，看似分裂，实则却是这一代“00后”青年们内心的真实写照。面对剧变的社会和五卅血案之后席卷而来的大革命的狂潮，每个涉身家国时世中的青年人，都难以逃脱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端看考验的时刻来临时，他内心的天平究竟会倒向哪一方。

现实比小说中的情节更加复杂。绝望未必会引向死亡，也可能引向堕落；同样，带着希望去战斗未必就是踏上活路，那些挺身迎战之人，更有可能成为枪弹射中的靶子，希望的战场成了他的死地。

“四一二”事变现场

1927年4月12日，考验的时刻终于降临。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与武装势力和上海当地帮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中共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缴械，进行清党。手段之残酷令人胆寒发指。一位目击者描述道：

“枪弹从马路两面向厚结的人群密集射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连天倒卧泥泞中。人群四散狂逃。机关枪尚继续射击逃亡的工人。泥泞的雨水注入马路凹辙，均成血河。待机而动的小步队从邻近的弄堂中冲出，用刺刀向人群中乱刺，挥动步枪枪托和大刀乱打。”

上海被惊呆了。重伤的人倒卧在街道上，无人敢上前搭救，只能无助等死。“八辆以上的卡车满载死尸”离开后，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冲洗了遍地血痕。最保守的估计，当天死亡人数也超过三百名，而更骇人听闻的估算，死亡人数则达到五千人。

同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北京，也对共产党人进行清洗，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将藏匿其中的中共党人一网打尽，其中就包括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草草成立的特别法庭以从苏联大使馆查抄的文件为证据，指控李大钊长期与苏联勾结，接受苏联经费，“蓄意暴动”，阴谋“扰乱北方”。最终以“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的罪名，李大钊等人均处以绞刑。

与李大钊同享盛名的另一位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则牺牲了自己的长子陈延年。这名29岁的青年被处决，竟然引起了昔日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的拍手叫好，亲自给负责处刑的刽子手拍发贺电：“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最令人齿冷的是，陈延年是当年他曾赞誉有加的学生，陈独秀也是他共事多年的朋友。而如今，却因为政见不合，却走向分裂，不惜痛下辣手。

在陈延年殉难后，吴稚晖仍不忘继续给这位青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大加污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吴稚晖嘲讽陈氏父子的外貌“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还要说他是小偷”，污蔑陈独秀吃鸦片烟。他更指控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都是收受苏俄资金的“卢布党”：“靠俄国做什么呢？你们不知道，他们要做卢布党呀！如果他们做卢布党成了功，陈独秀就不是要做中国的俄皇帝了么？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过是俄国的奴才罢了”，是一帮用国外的“马克斯牛克斯主义”谋害三民主义革命的无耻罪人。

《觉醒年代》第39集中，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走上刑场的一刻。这一年，他只有29岁。他的弟弟陈乔年，于次年被捕殉难。

吴稚晖的行径，无异于是站在青年的尸骸上跳舞。昔日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如今却垄断革命之名，对起而反抗它的新一代青年革命者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肆行杀戮，这不能不说是个残酷的讽刺。革命，这一除旧布新的名词，就这样被轻易玩弄于鼓掌之中，成为清除异己的下作工具。就像鲁迅在写于1927年9月的《小杂感》中所讥讽的那样：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更令人骇异的是，当年国民党人在发动革命时，因告密举发而横遭官厅捕杀，损失惨重，如今，他们却将同样的卑劣手段用在清洗共产党上。清党高潮时刻，鲁迅正在漩涡的中心之一广州，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熟悉的学生，因为政治派别和见解不同，而被另一派学生带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开进宿舍，告发抓捕自己的同学。

“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4月15日，鲁迅因中山大学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宣布辞职。这一天，日本《新潮》杂志记者山上正义来拜访鲁迅时，注意到了一个色彩浓重的细节——就在鲁迅居所靠窗外的电线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但在这些新鲜出炉的、湿漉漉的标语下边，是“还没有彻底被剥光而残留下的几天前新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的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标语”。鲁迅对此的评论使山上感到“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东西。我只有默默地听着，而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话”。

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乘船前赴上海。直到三年后，鲁迅提及这段经历时，仍然心有余恨：“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这一年的9月4日，鲁迅给一位名叫时有恒的读者的信中，如此写道：

“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