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

百年前的90后：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百年前的 00后章衣萍的话中自然充满了对穷小子们空想幻梦的揶揄讥诮，但却也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流派一网打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的浪漫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正是这样一座思想的跑马场，每一种思想都在赛场上竞技驰骋，青年们则站在看台上，在为自己衷心的思想理论鼓噪加油的同时，也幻想着自己正骑乘在这匹炫人眼目的骏马上，向前驰骋狂奔。“嘴里常常是Marx这样，Kropotkin那样，Rousseau的政治学说怎样妙，Byron的诗怎样雄壮，Freud的心理分析怎样奇怪，他们借着一些伟大的人物的名字和学说来欺骗自己，逃避现实，忘却眼前的一切痛苦，晚上可以整月的没有钱买油点灯，便早早地躺在床上做一些Nihilism，Communism，Anarchism的梦。”同居的青年男女，名叫胡崇轩和蒋伟，而来探望他们的朋友，名叫沈岳焕。他们三个人未来

五四的游行队伍。

“我于是想到北京去，北京大学那时正为中国新文化的最高学府，是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那里有我崇拜的大师”。章衣萍就是被北京魔力所吸引的青年之一。1921年，章衣萍19岁，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零零后”。带着一腔热望和期许，在一个大风大雪的寒天，他把自己装进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理想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往往经不起现实的冲撞。仰望北京大学巍巍站立的四层高楼，想象眼前厚重的砖石负有“伟大的使命和希望”，固然令人心驰神往，然而章衣萍却不得不打消进入北大的念头，因为他“唯一的问题还是怎样才可以不致饿死”。他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到北京大学去“偷听一些关于文学的功课”。他在那里找到了一群和自己境况一般无二的朋友，人数“也真不少”，“他们大概都是些穷小子，既无钱缴学费，也无钱买书，肚子是空的，衣服是破的，头发蓬松得像一堆乱草”。在庄严的北大教学楼里，这些贫穷的青年们“厕身于雪花膏花露水花花绿绿的公子小姐之间，没有人理他们，他们也高傲，藐视一切”。

贫穷，却又带有一种获得新知的高傲，可以说是这些漂泊北京的青年人的共性。当章衣萍在求学与填饱肚子之间奔波时，在他全无所知的一个角落里，有两个与他年纪相仿的“零零后”青年男女，一同僦居在一间逼仄破旧的公寓里。一位初次探望青年的朋友发现他们的境况与自己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作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

同居的青年男女，名叫胡崇轩和蒋伟，而来探望他们的朋友，名叫沈岳焕。他们三个人未来将以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的名字，成为中国文学界熠熠生辉的明星。但此时，这三个在北京漂泊的年轻人和章衣萍一样，什么正式的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靠自己读书。当穷到身上的钱钞不足以敷衍房东时，他们就躺在床上，用梦来安慰自己。

丁玲与胡也频合影。

梦，也是这些漂泊在北京异乡的青年人必不可少的行囊。章衣萍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些以梦想为食粮的青年人的心灵世界，他们虽然经常衣衫破洞，腹中空空，但他们的内心却被各式各样的理论思想填充得满满当当，以至于时时要变成语言满溢出来：

“嘴里常常是Marx这样，Kropotkin那样，Rousseau的政治学说怎样妙，Byron的诗怎样雄壮，Freud的心理分析怎样奇怪，他们借着一些伟大的人物的名字和学说来欺骗自己，逃避现实，忘却眼前的一切痛苦，晚上可以整月的没有钱买油点灯，便早早地躺在床上做一些Nihilism，Communism，Anarchism的梦。”

章衣萍的话中自然充满了对穷小子们空想幻梦的揶揄讥诮，但却也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流派一网打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的浪漫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正是这样一座思想的跑马场，每一种思想都在赛场上竞技驰骋，青年们则站在看台上，在为自己衷心的思想理论鼓噪加油的同时，也幻想着自己正骑乘在这匹炫人眼目的骏马上，向前驰骋狂奔。

如此多的思想流派可供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对青年的胡也频和丁玲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应该还是拜伦这样的浪漫的诗文巨子，沈从文在他们的书架上看到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当然，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以及社会革命理论书籍，则是搁下来不很翻阅的”。章衣萍显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更情有独钟，他特意与一位朋友合译了弗洛伊德女弟子海尔曼·范·哈戈-海尔穆斯(Hermine von Hug-Hellmuth)的《少女日记》。

就在这些漂泊北京的青年们徜徉于各样理论编织的梦中时，千里之外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一名青年学生也感受着从北京传来的五四风潮。这名叫赵平复的青年，与章衣萍年纪相同，但他的兴趣却与身处新文化策源地北京的章迥然不同。1921年11月20日，在给兄长的一封信中，他如此写道：

“感情激烈者，非多有薙发入山，或抱石沉河之举。意志决烈者，则提倡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也。此种主义运动，现今全世界遍有极高之风浪，而俄国已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也，其目的皆在打破政府之万恶，以谋世界之大同，改革平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然今日之中国，教育如是幼稚，民智如是闭塞，民国成立已十年，而有许多人民，自己为共和国民尚不知，犹欲求一真命天子，岂不痛哉！”

赵平复当然不会知道，四个月前，就在距离杭州不过半天路程之遥的嘉兴，一群与他一般年纪的青年人，在一艘游船上，秘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党的成立宗旨，就是将他在信中大加揄扬的俄国社会主义的理念，在中国践行。不过，在同学的眼中，赵平复只是一个“拼命读书，弄得两眼非常近视，他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学问家”的人。1919年到1921年间，浙江一师实际上身处浙江五四风潮的风口浪尖，学生运动和政治风潮纷至沓来，足以让紧跟潮流的青年人大显身手，但他似乎也未参与其中。然而，这样一个外表如此平静的人，却选择拥抱共产主义这一在当时激进的思潮，这不能不让人倍感讶异。

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上。

仔细阅读他剖白心迹的信件，就会发现，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基本上不超出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12月发表两篇标志性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内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世界大同、万国平和、人道实现、经济改革，这些看似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名词，同样也可以从中国古老的儒家经典中找到对应辞句，几乎就是给三千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运大同篇》加上了时代特色的注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异域舶来的陌生概念，如果想让中国人易于接受，就必须借助中国文化中脍炙人口的既有观念，于是共产主义承诺的至高理想国，便成为了国人千百年来企慕的上古三代。

对今人来说，大同盛世虽然令人神往，却已是不可回溯的渺远上古；共产主义的理想国，虽然理论上是仍待实现的将来，但社会主义的曙光却已经显现在北方的大地——革命后的苏俄，俨然成为了青年人魂牵梦萦的赤色圣地。赵平复相信“俄国已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也”，章衣萍闭起眼睛躺在床上时，会梦到自己“在冰天雪地的悲壮而勇敢的俄罗斯大地上奔跑”。胡也频在他的小说中，也让心怀崇高理想的主人公，在国内经历了一系列碰壁和困厄后，猛然觉醒，踏上前往苏俄首都的光明坦途。

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到莫斯科去》。

表达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往俄国革命的版画《追求》，泊版刻，鲁迅藏。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它，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

写下这段激昂文字的人，名叫瞿秋白。此刻，他正踏在他的同龄人所心驰神往的苏俄大地上。瞿秋白青年时代的经历与章衣萍等人相仿，甚至更加凄惨。他原本出身乡绅之家，却家道中落，债台高筑。他的母亲苦苦支撑这个破败之家，却仍遭瞿氏族人白眼非议，终于在他十六岁时饮恨自尽。

悲戚、孤独的瞿秋白在1916年来到北京时，一贫如洗，为了一份微薄的生活津贴，只得进入免费的五年制俄文专修馆就读。万念俱灰的瞿秋白本心想从佛典中寻求安慰，但同样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让他的内心余烬复炽。他为家庭的惨剧和自身的不幸找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解释“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是这个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俄文专修馆的学业，自然将他的目光抛向了俄国革命的社会实验。于是，在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身份，踏上前往革命圣地苏俄的旅程。

瞿秋白著：《饿乡纪程 赤都心史 乱弹 多余的话》，旧籍新刊 | 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

初履俄罗斯的大地，瞿秋白固然充满了朝圣者的狂喜，但内心的激动却并非妨碍他的大脑做出冷峻的观察。他的考察记录《赤都心史》从未刻意隐瞒苏俄社会中“梦想、幻想、枪、监狱”的暗面。他注意到在许多偏远乡村，当地的经济退化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一位苏俄女干部过来做客时，看到中国来宾这里有特供的白面包，“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不好意思地告诉瞿秋白：“我们两三年没有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她一定高兴得不了”。瞿秋白也亲自尝试了俄国绝大多数民众食用的黑面包的滋味“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而即使是这样粗粝难咽的黑面包，对遭受战争饥荒双重碾压的俄国农民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珍物，瞿秋白记录下一份报纸上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家自焚”，令他感到“惨不忍读”。

但瞿秋白并未因此由乐观转向消沉，他柔软的内心固然因这些惨剧而挣扎，却并未酿成思想上的危机——这些种种不容忽视的悲剧都是通往光明理想国的必要代价，是暂时的困顿，更是对理想和信念的试炼。就像他在散文诗《那个城》中所描写的那样，那座“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的城，正是他内心中苏俄的写照。固然“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灭”“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甚至“那为人类创造这伟大的城的人已经疲乏了，睡着了，失望了，抛弃了一切而去了，或者丧失了信仰——就此死了”。但瞿秋白就像那个被“暗，红色的新光”引诱的孩子，“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瞿秋白生于1899年，算是“90后”的最后一代，与他在苏俄相识的蒋光慈，则生于1901年，是“00后”的第一代。尽管他们之间相差两岁，但观察的视野和心态却迥然不同。蒋光慈出生于一个小店主家庭，与瞿秋白幼年时的败落凄惨的家境不同，他的少年时代虽然家境平平，但从不缺少衣食和关爱。他在家乡有着“神童”之称，一位熟悉他的人称他幼年时就表现出狂妄的个性，而他也不避讳这一点。在一篇日记中，他写道：“狂兮！狂兮！我真狂，唯愿五洲拜我为皇上！”

瞿秋白理性的乐观主义永远带着冷峻的沉思和几分必要的忧虑，而蒋光慈却无时不刻充满了激动的狂喜。仿佛脚下的这片冰雪覆盖的革命圣地，向他的血管里注入了岩浆一般滚烫的兴奋剂。苏俄广袤的大地不仅打开了他的心胸，也让他找到了张狂的资本。他将自己比作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仰慕的英雄诗人拜伦：

“我啊！我生在东方被压迫之邦，我的心灵充满了屈辱的羞愤！

百年前你哀吊希腊的不振，百年后我今乃悲故土的沉沦。

我们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我们同为爱公道正谊的人们；

当年在尊严的贵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捣毁机器的工人；

今日在红色的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拜伦啊！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