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是怎么练成书法的？欧书三题第一题欧阳询的学书历程及其书法演进过程

欧阳询是怎么练成书法的？欧书三题第一题欧阳询的学书历程及其书法演进过程如何才能获免，《旧唐书》语焉不详，原来是在套用《公羊，传》“仅然后得免”的成语。李陵答苏武书亦有“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的话。《新唐书·本传》大概不太满意《旧唐书》的说法一改为“询当从坐，匿而免。江总以故人子私养之”。欧阳询青、幼年的遭遇，不是同于他同时的虞世南兄弟的。作为叛臣之子，《旧唐书·本传》是这样说的：“询当从坐，仅而获免。”从坐就是必须问罪。但他却能“仅而获免”。《说文》释“仅”为“材能也”。以上可证欧阳询青、幼年时学书的条件是很好的。这可为欧阳询一生致力于书学奠定良好根基。入隋后，世途踬碍，仅以七品太常博士的清选官参修《魏书》，这也可使其有暇攻书，致使其在隋以善书名重长安。当时一些大臣如姚辩、元长寿、周罗喉等人的碑志，必由欧阳询以隶、楷书之。入唐，适会李世民大倡王羲之的书法，欧阳询又参与了这一复兴晋人书风的活动。这对志在发扬书艺的欧阳询来说，更得以陶均南北精粹，在楷书的笔势和

何本安

欧阳询生于公元557年（这一年，陈霸先建立南朝陈政权），到公元641年（唐王朝贞观十五年）去世，享年84岁。这84年间，欧在陈生活了32年，在隋生活了29年，隋亡，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归唐，并终其晚年。

欧阳询父亲欧阳纥在广州刺史任上举兵反陈，于太建二年（570）兵败伏诛，家口籍没。欧阳询因得隐匿才独免于难，时年才14岁，幸由其父友、陈尚书令江总收养。史称江总“教以书计”。

以欧阳询显赫的家世，自幼当得授良好的书学。家中亦可能藏有前代名家书作供其欣赏、临习，益可多受江左梁陈书风之熏陶。江总当时在江南以文学、书法见称，窦泉《述书赋》列评陈时书家22人，江总名列其中。

以上可证欧阳询青、幼年时学书的条件是很好的。这可为欧阳询一生致力于书学奠定良好根基。入隋后，世途踬碍，仅以七品太常博士的清选官参修《魏书》，这也可使其有暇攻书，致使其在隋以善书名重长安。

当时一些大臣如姚辩、元长寿、周罗喉等人的碑志，必由欧阳询以隶、楷书之。入唐，适会李世民大倡王羲之的书法，欧阳询又参与了这一复兴晋人书风的活动。这对志在发扬书艺的欧阳询来说，更得以陶均南北精粹，在楷书的笔势和结体上总结提高，发扬光大，终获不世之成就。

以上是欧阳询学书过程的大致轮廓，可概括为：学习南朝书法一融入北朝碑版-再融入二王，自成一家面目。

欧阳询青、幼年的遭遇，不是同于他同时的虞世南兄弟的。作为叛臣之子，《旧唐书·本传》是这样说的：“询当从坐，仅而获免。”从坐就是必须问罪。但他却能“仅而获免”。《说文》释“仅”为“材能也”。

如何才能获免，《旧唐书》语焉不详，原来是在套用《公羊，传》“仅然后得免”的成语。李陵答苏武书亦有“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的话。《新唐书·本传》大概不太满意《旧唐书》的说法一改为“询当从坐，匿而免。江总以故人子私养之”。

看来当年14岁的欧阳询的生存权很成问题。一是“藏匿”，二是被人“私养”。这样的处境，是不可能同于当时的一般贵胄子弟走读书做官的正常仕途了。既然“总教以书计”，私下读书写字还是有条件的。

这位“敏悟绝人”的欧阳询，当然也会有“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见”（均司马迁《报任安书》语）的志向。可以推想，欧阳询当时除了读书外，就是致力于书法艺术。张怀瓘《书断》说他“八体尽能”，虽如《宣和书谱》所说，只是一家之言，但总览古今书家，“八体尽能”者，毕竟绝无仅有。

张怀瓘评完前代书家，只欧阳询一人善八体，二王父子都只善六体。要八体尽能，必是立大志于书法，且有书法天才的人才能实现。

因而可以推想，欧阳询在32岁、也即陈亡前，是有充分时间攻书的。再加上“教以书计”的江总又是当时有成就的书家，使其在青年时期即打下良好的（江南）书法基础。

要了解欧阳询在32岁以前打下的是怎样的书法根基，有必要审视一下当时的南朝书风。在东晋王氏父子之前，书法界的最高典范是张芝、钟繇。东晋以后，增加了王氏父子羲之、献之。

前期，羲之当然是首位的。但自刘宋以后，学书者对羲献父子的重视时起彼伏。《南史·刘休传》：“羊欣重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反不见重。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刘休是南齐人。右军可能只风行了一阵子。

到萧梁初期，又渐趋颓势，致使陶弘景也不得不发出“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的慨叹。就连一代开国之君的萧衍也动了感情，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甚至说献之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既然有萧衍、陶弘景出来为大王撑腰，想来羲之书法之颓势会有半定程度的扭转。

《颜氏家训》有一段话可以作证：“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右军之体。”尽管张怀瓘在《书断》里说欧阳询“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在当时的社会学书风气之下，也不可能不涉猎大王。这能不能算是新、旧唐书所说的“初学王羲之”呢，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讨论。

总之，欧阳询在32岁前，应是从二王及南朝书法入手的。南朝因碑禁严，碑刻很少，但不是没有。梁《始兴王萧幨碑》就是一件很有成就之作。还有《萧秀》《萧宏》。欧阳询的楷书，除了学习传摹的前人手迹外，也会涉猎一些碑刻，但毕竟少之又少。入隋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北方有大批千姿百态的碑刻存世。欧阳询到了北方，应该是“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开拓了广阔的学书途径。

窦泉《述书赋》说：“若乃出自三公，一家面首。”说明欧阳询学北朝书偏于北齐，在“萧条北齐”中看准了“浩瀚仲宝”之三公郎中刘珉。当然，欧阳询看中刘珉的，除了学习北朝人书外，也不排除由于刘珉“遐思右军，欻尔由道”的。欧阳询学北朝人书，主要的应该是真书，其次也不排除行书。

《新唐书》说到欧阳询路观索靖书碑三日乃得去的事。有人说，这是在学索靖所书章草碑，笔者对此不能首肯。唐以前章草入碑的实例还未见到。本世纪初出土于安徽凤台县的《咸宁四年吕氏砖》，是章草，只在砖上出现。从李世民开始，才以行书入碑。索靖不仅长于章草，也是八分大家。

张怀瓘《书断》说索靖“又善八分，韦钟之亚，《毋丘兴碑》是其遗迹也”。欧阳询卧观三日的是否即是此碑，虽说不定，但可以肯定，既非章草，也非真书。索靖是西晋书家，他的八分也不会脱离其时代气习。西晋八分是怎样一个面目呢？今天不无实物可证。

《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立于咸宁四年（278），索靖时年39岁。《太公吕望表》立于太康十年（289），索靖时年50岁。这两碑是否有出自索靖之手的，不能妄断。但从曹魏以来，八分趋向方折的笔势、结体，延及西晋。上述两碑，与欧阳询存世的两方八分碑-《宗圣观记》、《房彦谦碑》在用笔、结体上都十分相近，都属于方折、劲峭、端严一路。

欧阳询学八分始于何时，无从考察。想来，在江南时期也可能学过。但江南汉碑极少。今天能见到的只有江苏溧水的《校官潘乾碑》，或传为宋人重刻，原碑总是有的。欧阳询或可就近见到。

北方大量汉、魏分书碑刻，是他在江南难以见到的。因而，欧阳询攻八分，只能推迟到入隋以后。从其存世几方碑版分析、观察，他学习北方碑版，是扎实的，是创造性的，并加以扬长补短。特别是在观察大量北朝碑版的结体后，以其绝顶聪明才智，加以扬长提高、创新。这从《九成官》的结体原则和总体风神气度来论，欧的真书成就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这在后面将作进一步讨论。

入唐以后，欧对书法的学习、探索，又有新的方向，就是在对王羲之的又一回归。这是与李世民大倡大王书的气候分不开的。就中，《兰亭序》是关键的一环。

《兰亭序》是何时弄到李世民手里的，文献中有两个说法。一是武德四年。刘悚《隋唐佳话》和钱易《南部新书》持此说。何延之的《赚兰亭记》则说是“贞观中”。派谁去弄到《兰亭序》的，也有两种说法。何延之说是监察御史萧翼。刘悚也说是“萧翼就越州求得之”。

钱易的《南部新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页）说：“兰亭者（或作序）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钱易是宋初人。刘、何则均是开元时期的人。

钱易为什么偏要否定前人之说而论定是欧阳询“求得之”呢？想来钱易不会没有依据。钱易是吴越王钱俶之侄，随钱俶降宋，举进士，历官至翰林学士，《宋史》有传，身份、学识都非一般。

钱易的说法不可不考虑。武德四年二月，李世民率师打败窦建德，欧阳询作为东夏降臣，向李世民投诚，李世民有可能派这位书名重长安的大书家去寻访《兰亭序》。问题是，武德五年李世民又率师打刘黑闼，七年打突厥，戎马倥偬，有无余暇搞书法也值得怀疑。果如钱易说，算是欧与《兰亭》的第一次结缘。

第二项结缘，应该是《定武本兰亭》了。这件“兰亭”刻本，自北宋薛嗣昌发现后，历代书家都比较倾向于是欧阳询的临摹本。这当然只是按图索骥。但我们不妨逐字推敲和总体观察，在宋以前的名书家中，除欧阳询外，还难以联系到别人，而欧阳询又确实在贞观年间参与临摹这件书法瑰宝。

当时除了组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赵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等人临摹以扩大影响外，集王羲之书刻石的风气之盛，也可想见学大王书风气之盛。在那种浓厚的学王风气下，欧阳询确实是积极参与了。这从其晚期书体演变中容易看出端倪的。

欧阳询存世楷书碑刻（包括仅剩拓本），有四件：《皇甫君》、《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后三件都有具体时间，即贞观五年、六年、十一年。唯《皇甫君》无书刻时间，而皇甫诞又死于隋朝，是其子无逸追立的碑。

由于这件作品的瘦劲风格特征，明显不同于其它三件，很有必要弄清其书写时间。这件作品，欧阳修《集古录》不载，赵明诚《金石录》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均摆在《虞恭公》后，不知何故。就碑文，有以下疑点。

1．按史，诞子无逸拜民部尚书，累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皆在高祖之世。但此碑只称民部尚书，未称益州长史，其时间不应晚于高祖之世。

2．欧阳询于贞观初年拜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封勃海男。此碑但称银青光禄大夫，不书率更令、勃海男，似乎也早于贞观初。

3．于志宁以贞观三年因预宴，特诏由四品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而高祖时只授银青光禄大夫，又应该是贞观年间立的碑。不过新、旧唐书的记载有出入，是否合于史实，亦难定论。

综上，《皇甫诞碑》的上限只能是贞观三年。将此碑与《九成宫》逐字比较后，此碑基本上同于《九成宫》的结体和笔势的处理原则。

主要区别点有二：其一，《皇甫诞》太瘦，而且近枯；《九成宫》则丰厚腴润。其二，《皇甫诞》由于点画过细，起笔处往往尖锋顺笔，因而不同于欧书总体上的体方笔圆特征，过于给人以清瘦的体方、笔方的观感。这种风姿，较之江南二王书风影响下的作品，是有明显区别的，只能给人以北齐瘦劲书风的印象，接近武平年间的几方碑刻。窦臮说他出自三公，是有根据的。说明欧阳询在写《皇甫诞》之前受北朝真书的影响较深。

从写《化度寺》开始，情况就不同了。当今唯一真本、“四欧堂”的《化度寺》，是否由于字口模糊，给人以朦胧之感的缘故，直观上，无论用笔、结体，都纯粹一派江南二王书风。

《皇甫碑》只能算是孤证，不便肯定他写此碑前的较长时间内书作表现都是北朝风貌。写于隋朝的《姚辩志》，是宋朝复刻品，江南、江北成分都具，似乎江南成分稍多些。可以肯定的是，他只能是在北朝碑版上下过功夫，才会有《皇甫君碑》这样一派北朝风貌的作品产生。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又为什么不同于《皇甫君》呢？答案只能是回归二王的结果。

《化度寺》二王书风的韵味甚浓，甚至在结体上也没有按照他已在写《皇甫君》表现出来的原则去写，似是有意甩开个人既成风貌，刻意写出南朝风貌的作品。因而，这也成了孤证，不足证明他的既成风貌。而最能代表他晚年欧书风貌的是《九成宫》。这件作品，无论在结体还是在用笔方面，都是在刻意追求其自家风貌，而又融合了南北之长。

笔者以往对其反复临习中，总觉得它在极力融入《兰亭》笔势。这才是对南朝一一二王书风的真正回归。这种融合南北书法之长的回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行文至此，有必要引述以下有关欧阳询书法之渊源的资料。文献记载有以下几条：

《旧唐书·本传》：“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新唐书·本传》：“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

张怀瓘《书断》：“真行之书，于大令别成一体。”

窦泉《述书赋》：“若乃出自三公，一家面首，欧阳在焉。”

谢缙《书学传授》：“世南传欧阳询、褚河南遂良。”

李昉《太平广记》卷二O八所引《国史异纂》一则：“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乃去。数步，复下马驻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后去。”这一则，《宣和书谱》亦曾引用。

观索靖书碑和“出自三公郎中”“于大令别成一体”前文已述，不赘，新、旧唐书所言，有必要探讨。

新、旧唐书的“初学”、“初效”有一字之别。《新唐书》为什么改“学”为“效”？学是深一层的，效只能是表皮的。但亦可这样认识：学是全面、忠实地学习王羲之，而效则可理解为“仿其体势”。因而也才有“因自名其体”的说法。

学也好，效也好，都强调了学王羲之，都是把欧与王羲之联系起来。然而“初效”、“初学”的“初”字又当如何理解？未见前人对此提出质疑，而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前文已读到他32岁前在江南学书的概况。初学只指32岁前吗？分析下来，并不止此。欧阳询以绝顶天资而又特别有志于书法（八体尽能嘛），他学过的书家和作品绝非限于文献所载。

为什么新、旧唐书偏偏只讲王羲之呢？笔者认为，这是有意把“书圣”拿来与欧阳询对比，而“初学”的“初”字是与下文“后”字相关联的。强调了“青出于蓝”，强调了“后更渐变其体”、“后险劲过之”。综合新、旧唐书的说法，是既在用笔上，又在结体上都超越了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