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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意蕴:笔性与心性

笔的意蕴:笔性与心性项穆、宋曹和周星莲主要讲的是书法与心法的关系问题,源自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记载,并对其进一步深入探讨。《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新唐书·柳公权传》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史书中这一记载,千秋传颂为柳公权“笔谏穆宗”,引申为柳公权有政治倾向和目的。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柳公权在这里并没有出于政治和笔谏方面的考虑,只是讲了书法的固然之理。宋曹主张书法在乎心法,因此要用心转腕,以心用笔。由心至腕,再由腕至手,心手相应,才会自然妙绝。周星莲《临池管见》曰:“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周星莲既谈到了书法创作中的心性、心

笔的意蕴:笔性与心性(1)

新得紫金石帖 米芾

倪文东

书法创作中的笔性与书法家的心性是一致的,有关联的。正如陆维钊在《书法述要》里所言,书法成就之高下,除学问修养外,其初步条件有二:“其一属于心灵的,要看其人想象力高下,如对模糊剥落之碑版,不能窥测其用笔结构者,其想象力弱,其学习成就必有限。其二属于肌肉的,要看其人手指上神经灵敏不灵敏,如心欲如此,而手指动作不能恰如其分,则其神经迟钝,其学习成绩也必受到限制。此即所谓不能得之心而应之手也……故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得于心而不能应于手,往往大致粗似,不能达到丝丝入扣之地步。”

我们说,心性好、有才气和情致的书法家有丰富的想象力,其作品自然个性突出,风格鲜明。面对古代碑版中的模糊剥落,有准确的判断和复原,而心性差、想象力弱的人未必能达到这一点。这在创造方面就有了很明显的区别。关于肌肉的训练,与心性、才情的关系并不大,只要努力刻苦,都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但要像启功先生所说的“要在正确的轨道上重复”,才能有所进步,打好坚实的技法基础。

我们说书法家用笔动作的灵敏与否,要看其才气和反应,有的人心性好,有才气、有灵气,一点就通,一通就灵,临摹什么像什么,学什么帖像什么帖,模仿什么风格像什么风格,这与个人才气有关。如历史上的临摹“怪才”米芾,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据专家考证,传为“三希”之一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就是米芾的临本。而有些人,反应迟钝,心手不灵,自然不能够得心应手。所以陆维钊认为,“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

书法是心灵的艺术,是书法家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心性即心法,关乎书法创作中的技,更关乎书法创作中的道。关于这一点,古代书论家多有精到的论述。郝经在《陵川集》中说:“书法即心法也。”郝经直截了当地给我们点出了主题:书法即心法,用心作书,才能独抒性灵。盛熙明《法书考》曰:“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然挥运之妙,必由神悟;而操执之要,尤为先务也。每观古人墨迹存世,点画精妙,振动若生,盖其功用有自来矣。”书法乃心灵的轨迹,得于心而应于手。挥运之妙,全由神悟。既谈到了心性,又强调了悟性,同时也提到古人的“点画精妙,振动若生”,是来自于其深厚的基本功。盛熙明“挥运之妙,必由神悟”的观点,道出了书法创作的关键所在,即“用心悟书”,才能挥运自如。

项穆《书法雅言》云:“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项穆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统帅,心正则人正,笔会自然正。所以说书法是心法,“书法乃传心也”。宋曹《书法约言》云:“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

宋曹主张书法在乎心法,因此要用心转腕,以心用笔。由心至腕,再由腕至手,心手相应,才会自然妙绝。周星莲《临池管见》曰:“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周星莲既谈到了书法创作中的心性、心法,还谈到了我们前面论述的“意”。他要求以心为主,以心为上,由心主气,由气主腕,由腕主笔,然后笔墨和谐、畅达,无意而有意,无法而得法,描绘了一个高妙、神明的书法创作境界。这是每一位书法家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标。

项穆、宋曹和周星莲主要讲的是书法与心法的关系问题,源自于《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记载,并对其进一步深入探讨。《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新唐书·柳公权传》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史书中这一记载,千秋传颂为柳公权“笔谏穆宗”,引申为柳公权有政治倾向和目的。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柳公权在这里并没有出于政治和笔谏方面的考虑,只是讲了书法的固然之理。

关于柳公权“笔谏”之说,历代有许多评论:苏轼认为柳公权不仅仅是“讽谏”,说的也是书法的“固然之理”;杨宾认为不是“千秋笔谏”,而是“千秋笔诀”,并指出“一念不杂”即为“心正”;梁同书否定了“笔谏”之道学说,完全以毛笔的使用方法和特点作了解释。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柳公权的“千秋笔谏”确实也不是那么一回事。穆宗最初的用意问的是用笔之法,而柳公权的回答也是书法之理。所谓“心正”,即书法家在创作中强调的“用心作书”;所谓“笔正”,即历代书法家在创作中所提倡的“中锋用笔”,和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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